刘源：父亲刘少奇在长征中

中央警卫师，又叫红军工人师。因为大量的骨干纷纷被外调到作战部队、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身边，加之反“围剿”的战斗减员空前，中央警卫师成立也就半年，员额所剩已不足三成。1934年2月28日，军委将其改编为红二十三师。

9月21日，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八军团，由红二十三师(红二十四师已配属红九军团作战)和红二十一师组成，共7000余人(一说3000多人)。由于我父亲一手组建了原警卫师，中央匆忙调他火速回来组建红八军团。

松毛岭战役打到一半，中革军委急电刘少奇(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蔡树藩(红九军团政委)回瑞金。派刘赶到红八军团；告罗、蔡中央已定红军“战略转移”,命令死守松毛岭，“争取时间”,“掩护主力”。刘少奇立即动员江西、福建几千子弟补入红八军团，有资料记载出征时该部共11000人(也有资料记载是7000多人),可只有3000支枪。长征开始后的10月22日，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代表，领导红八军团。

长征初期，红五、红八、红九三个军团殿后，负责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这种仗最难打，无后援、多牺牲、难撤退。此时，更打得残酷而又混乱：前面军团顺利突破几道封锁线，中间人多路窄走不动，尤其是大量辎重拖累、举步维艰，阻击战打成大灾难!红八军团本就是新兵多、枪械少、战力弱，打阻击的牺牲难以计数，让谁去打，基本就是告别了，即使活着也很难追上队伍。八军团折损惨重，加上掉队、跑散的，减员过半。

11月17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八、红九军团各合并成一个师，由刘少奇负责组织红八军团的改编。那时候，晚上走路、白天打仗，收拢掉队的、追寻逃跑的、照看物资的、安置伤员的，成了一锅粥。这期间，又蹦出个罕见的荒诞命令：红八军团全部改为辎重部队(就是挑夫),必须追上前方部队。走走打打，突然敌人追上来、插进来，成连成排的士兵和民工挑夫或遁入山林、或就地被俘，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乱中无编可整。此时，接朱德总司令急电：丢掉辎重，轻装赶往湘江。部队边打边退，境况可想而知。

关于渡江片段，陈云叔叔有生动的回忆。他和我父亲在白区和红区共事，按现代词儿叫“搭过班子”老熟人。刘少奇赶到湘江渡口，巧遇时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刘说：我们部队差不多打光了，就剩千把人。你这儿有吃的吗?我两天没吃饭了。陈马上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刘，叮嘱一边过江一边吃，眼看就顶不住，一旦炸桥沉船，就渡不过去了。此时，渡口两岸到处是死伤官兵，湘江上顺流漂着活人死尸，惨绝人寰!两位老战友，在连天炮火、厮杀呼喊中，心情会多么凝重悲愤!战罢，当地百姓“三月不饮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陈云叔叔晚年还次感慨，对这一段记忆特别深刻，那是最危难、最凶险的时刻呀!

过江后的12月1日，协助军团长指挥工作的张云逸与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统计，整个红八军团仅存600余人，加挑夫也不足千。奇迹般的，居然还带过来百余担珍贵文件和银圆!

中央红军出发时86859人(内含民夫5000多人),湘江一战后，清点人数仅余36919人。红八军团几近全军覆没，父亲刘少奇幸亏接朱总司令命令赶到湘江边，幸亏碰上陈云给了口饭促他过江，不然命就没了。

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父亲接替陈云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不久，遵义会议召开。父亲在军事路线上完全拥护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和王明，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因这显然会追究到共产国际，而当时最紧迫的是拨正军事路线、解军事领导问题，会上无人呼应刘。有一段出自博古的重要回忆：

第三天的会议仍由博古主持……一直没有吭气的刘少奇发言了，他要求中央全面检查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五中全会后，对白区的工作重视程度，以及在白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刘说：我认为在白区拒绝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拒绝与小资产阶级联盟是“左”倾关门主义，多次指示白区的中共地下党要积极组织城市罢工、罢课、搞暴动，以支持苏区的反“围剿”,缓解苏区的战争压力，是“左”倾冒险主义。这都是“左”倾本位主义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表现。对刘少奇的发言，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不表态。因为他们知道在政治路线上，临时中央的政策都出自共产国际，博古只是跟着共产国际路线后面，亦步亦趋罢了。如果说现在提政治路线上犯了错误，那斗争的矛头所指就不是临时中央，而是共产国际了。这可是个组织原则问题，而且导致共产国际的反感，不承认或者不批准这次会议最后得出的结果。所以他们全都避而不谈政治路线。

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的抉择非常明智。毛泽东后来讲道：“为什么不能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他们(王明)这个宗派，这是我们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

“文化大革命”时，有大字报传抄毛泽东讲话，说刘少奇曾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他，并指责王明、博古在白区的路线，还说洛甫(张闻天)、王稼祥都立了大功，不能一概否定。我看后如获至宝，奔回家速告父母。父亲对我们母子多人明确承认，在遵义会议上他提出过，说毛主席早就与他一样认定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并肯定毛主席是对的，那时不可能解决。

遵义会议之后，父亲先返回红五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又按要求到红三军团传达。1935年2月，中央命令刘少奇就地任政治部主任。

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父亲任政治部主任，也没说是中央代表，应该是服从军团长和政委的。杨尚昆主席晚年时见我说：“我跟你父亲非常熟，在莫斯科，他留学比我们早好多届。1930年他在莫斯科开国际职工大会并留会工作，我跟随他，实际上相当于秘书翻译。我从苏联回来就在中央职工部，他是部长，我当职工部的宣传部长。以后我在许多地方就给他当副职或受他领导”。我说：“红三军团的时候您是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您也领导过他。”老人家说：“那时候我留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三军团后我就没去过。少奇是政治局成员，他实际上是彭总和我的领导。虽然没有明文通知是中央代表，但长征期间还有什么文件不文件的呀，就是一句话嘛。不久，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他当主任，我是副主任。”

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周恩来提出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川陕甘，并主张向部队说明南下之弊、北上之利。刘少奇出席8月4日的沙窝会议、9月2日的巴西会议和9月12日的俄界会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支持毛泽东整顿红一方面军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张一、四方面军加强团结等。这期间，刘少奇还被任命为红军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学校随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到左路军，父亲留在党中央的右路军。

在长征那种特殊的环境中，部队很分散、队伍拉得长，在一个军团，不在一个纵队，互相也不认识。谁走长征谁没走，彼此不太清楚。难怪有的中央纵队的同志不知道刘少奇参加过长征。到陕北后，父亲即代表党中央奔赴北方局。

【本文选自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百年潮》2026年第6期 刘源 刘少奇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曾任第十八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