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悲观、不内耗、不躺平，积极向上的青年毛泽东

1918年，毛泽东在赠予罗章龙的送别诗中写道：“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乐观、从容、豁达的心境溢于言表，充分展现出青年毛泽东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积极向上，是贯穿青年毛泽东成长历程最鲜明、最持久的人生底色。这种不畏艰难、直面现实、笃定求索、主动担当的人生态度，并非天生具备，也不是一时兴起的情绪表达，而是在青春岁月里，由乐观的天性底色、从容的心性定力、豁达的格局胸襟相融相生、层层淬炼，最终沉淀而成的稳定人格特质。让他在时代动荡、境遇清苦、前路迷茫的多重考验下，不悲观、不内耗、不沉沦、不退缩、不躺平，始终以主动进取、躬身实践、胸怀天下的姿态，一步步走向成熟与坚定。

回望他的成长轨迹，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面对何种困境，青年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生命姿态。他不回避矛盾、不畏惧苦难、不逃避迷茫，以乐观接纳现实，以从容应对坎坷，以豁达承载责任，在时代洪流中守住本心，在个人修行中锤炼品格。

一、英气少年：于家庭抗争中，孕育积极向上的人生底色

青年毛泽东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最早萌芽、扎根于少年时期韶山冲的家庭生活。他出生于湖南韶山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父亲毛顺生（贻昌）精明强干、勤俭务实、性格强势，是典型的旧式小农家长。在毛顺生的观念里，读书不能直接带来生计收益，安稳种田、打理家业、积攒财富，才是子弟最稳妥的人生出路。因此，他对少年毛泽东管束严苛，一心希望儿子放弃读书、深耕田产、经营家业，走上安稳度日的传统小农道路。

可年少的毛泽东自幼痴迷读书，在历史故事与英雄人物的熏陶下，早早埋下了心怀远方、不甘平庸的种子。他渴望走出乡村、开阔眼界、探求新知。父子二人在人生追求、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使得激烈的思想冲突、言语对抗时常发生，贯穿了他的整个少年时代。

毛泽东与父亲、叔父、弟弟在长沙合影。

面对父亲的强势压制、言语斥责，少年毛泽东没有选择逆来顺受、一味妥协，也没有走向暴躁极端、自暴自弃，而是敢于正面反抗、据理力争、坚守自我。最广为人知的一次冲突，父亲在亲友面前当众责骂他“懒而无用”，极大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少年毛泽东不甘受辱，当即跑出家门，跑到村口池塘边，以跳塘投水相“恫吓”，反抗父亲的强权式管束，逼得强势的父亲不得不做出妥协让步。日常相处中，只要父亲强迫他放弃读书、逼迫他从事不愿做的劳作，他都会据理力争，清晰表达自己的想法，绝不轻易退让。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专门记述了这段少年往事，印证了毛泽东年少时敢于反抗强权、敢于表达自我的鲜明性格。

难能可贵的是，少年时期的他虽性格倔强、敢于反抗，却拥有极强的情绪自控力。他的抗争始终就事论事，不迁怒他人、不记恨在心、不陷入长久的情绪内耗。每一次争吵、对抗过后，他不会长久赌气、怨天尤人，不会因不被父亲理解而自我消沉，更不会因家庭矛盾否定亲情。他能够理性看待父亲身上的时代局限，理解父辈朴素的生存认知，即便观念相悖，依旧保有包容之心。

正是这种敢于直面矛盾、敢于坚守本心，同时懂得包容体谅、不困于情绪内耗的从容心性，孕育了青年毛泽东最初积极向上的人生底色。为他日后在青年阶段的苦难、迷茫中，始终主动求索、迎难而上埋下了关键伏笔。

二、苦舟学海：于自律简朴中，筑牢积极向上的内在定力

如果说少年时期的家庭磨砺，埋下了积极向上的心性种子，那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5年多的求学岁月，则让乐观与从容真正成型，成为青年毛泽东积极向上人生态度最坚实、最持久的内在定力。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春天该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直至1918年6月毕业。这几年，是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心性品格快速成熟的关键时期，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叙述：“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同辈挚友周世钊、萧子升、罗章龙等留下大量真实回忆：青年毛泽东天性开朗幽默、谈吐风趣、乐观爱笑，即便生活清苦、学业繁重、时局动荡，也极少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始终保持昂扬热忱的精神状态。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毛泽东家境宽裕，但他刻意选择自律、简朴的生活方式。在一师求学期间，他常年穿着土布衣衫，不追求光鲜时髦的衣物；饮食清淡随性，不贪图口腹之欲；寒冬腊月，同学们早早穿上厚实棉衣御寒，他依旧衣着简朴单薄，却坚持每天早起晨练、诵读研学，从不叫苦抱怨，主动以简朴磨砺心性。

为了远离世俗琐事的干扰，专注于读书求知、思考家国时局，他与志同道合的挚友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共同定下著名的“三不谈”规矩：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不谈家庭琐事。毛泽东与挚友们终日探讨国家时局、社会弊病、哲学人生、改造中国的道路，在思想交流、家国思考中，不断丰盈精神世界。在他的认知里，个人物质得失、世俗享乐都是次要的，青年的真正归宿，应当是追求精神理想、关切国家命运、担当时代使命。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承认耻辱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明了他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毛泽东在《明耻篇》封面上题词明志。

1918年8月，他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作为新民学会骨干，受老师杨昌济、蔡和森推动，到北京统筹、联络、筹措经费，安排湖南青年赴法国留学深造。其间经恩师杨昌济举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书记（在教师报刊阅览室做借阅登记工作）。彼时的北京，时局动荡、物价上涨，他收入微薄，生活十分窘迫。他是这样描述那时的境况的：“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从容淡定、积极向上的人生姿态可见一斑。

他主动结交李大钊、陈独秀等进步人士，广泛汲取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积极参与青年社团活动，从未因生活困顿悲观颓废，从未因前途未卜焦躁迷茫。

青年毛泽东以天生开朗的乐观心态、高度自律的从容定力，主动接纳简朴、直面困顿，把清苦的生活化作砥砺心智的修行。乐观让他不畏惧苦难，从容让他不迷失本心，二者结合，筑牢了他积极向上人生态度最核心的内在根基。

三、野蛮体魄：于身体锤炼中，强化积极向上的行动自觉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他还强调，体育具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四大作用，“勤体育”则“身心可以并完”。这和几十年后他说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思想本质是一样的，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对体育的重视，在他心里，体质是一切的基础，没有身体，所谓知识，所谓道德，所谓健康人格都是无根之木。

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画生”。

正是源于这样的认知，他将身心双修，作为涵养品格、强化积极向上人生态度的重要路径，从理论走向实践，开启了近乎严苛的自我磨砺。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开启了系统的身体与意志磨炼计划。毛泽东是全校最顽强的锻炼者，他参加的锻炼项目很多，主要有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远足、爬山、露宿、六段操和游泳。他一年四季坚持冷水浴，无论盛夏酷暑还是寒冬腊月，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大雨滂沱之时，他跑到山间田野淋雨奔跑，直面风雨洗礼，磨炼心性；盛夏深夜，他放弃舒适的床铺，跑到山野露宿，直面蚊虫叮咬、黑夜孤寂，锤炼坚韧。毛泽东一生最喜欢也十分擅长，并由童年保持到少年、青年、中年直到晚年的运动是游泳。他不仅自己经常“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还曾贴出游泳启事：“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洋。深浅合度兮，生命无妨。凡我同志兮，携我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经常约二三好友到湘江中流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郭沫若说“毛主席是少年游池塘，青年游湘江，老年游长江”。

毛泽东从小注重锻炼身体，这是当时游泳的池塘。

常人避之不及的严寒、风雨、孤寂、凶险，在青年毛泽东眼中，都是磨炼意志、锻造心性的修身契机。在题记中他直白抒发内心的人生追求：“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句话，正是他乐观心性的真实宣言。他的乐观，是主动迎战苦难、主动挑战困境、主动战胜磨难，把对抗困难当作乐趣，把自我磨砺当作成长，在战胜挫折中收获精神愉悦，在直面苦难中锻造强大心性。

面对人生前路的未知与挑战，他写下豪迈诗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诗句之中，满是青年独有的昂扬向上、自信笃定。这种建立在强健体魄、坚韧意志之上的乐观，不是天真的盲目自信，而是历经磨砺、主动作为后的理性笃定。它让青年毛泽东的积极向上，不再仅仅是心态层面的精神向往，而是转化为不畏艰难、迎难而上、躬身实践的行动自觉。无论未来遭遇何种逆境、何种风雨，这份青年时期练就的强大底气，都让他始终沉稳不乱、从容奋进，在任何境遇下都选择主动出击，而非被动沉沦。

四、读无字书：于体察民情中，升华积极向上的家国大义

如果说从容，是青年毛泽东向内修身练就的心性定力；乐观，是他直面困境的精神底色；那么豁达，则是他走出书本、躬身社会、体察苍生之后，向外拓宽的胸襟格局。豁达让他跳出个人荣辱得失的狭小天地，让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奋进，升华为心系苍生、胸怀家国的责任担当。

1917年暑假，24岁的青年毛泽东与好友萧子升开启了一段特殊的“读无字之书”的徒步游学之旅。此行的初衷，是摆脱书本桎梏、走向现实社会、开阔眼界、磨炼意志的实践探索。

全程一个多月，两人不带一分盘缠，徒步游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地。一路上日晒雨淋、风餐露宿，饿了便啃粗粮野菜，累了就露宿荒野破庙；沿途之中，他们衣着朴素、风尘仆仆，时常遭遇路人的冷眼、乡绅的轻视、世俗的不解，旅途异常艰辛困顿。但好友萧子升后来回忆，毛泽东全程乐观风趣、谈笑风生、从容淡然，兴致勃勃地观察民间风俗、百姓生活、社会百态，从未因旅途艰苦垂头丧气、悲观消沉，也从未因自身窘迫而自卑怨怼。

1917年，毛泽东与萧子升一起游学的路线图。

行走乡间的漫长旅程中，他不再是书本上空谈家国的青年学子，而是亲眼看见底层百姓的生存困境：苛捐杂税压迫下的贫苦、战乱动荡带来的流离、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无奈、乡土社会真实的弊病。书本之外的真实人间，让他真切触摸到底层社会的苦难，深刻体会到乱世之中苍生的不易。

这段游学经历，重塑了他的认知与格局。游学归来后，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提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他意识到单纯改良、空谈学术无法救国，必须直面底层苦难、从社会根本问题入手探寻救国道路，思想从早期温和改良，转向关注社会底层、寻求彻底改造社会的路径，为后续接触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实践奠定了现实基础。

自此之后，青年毛泽东的积极向上，不再仅仅是为了个人成长、实现自我理想，而是转变为体恤民众、为苍生谋出路、为国家寻希望的家国担当。他的奋进、求索、乐观、从容，都开始与民族命运、百姓苦难紧密相连，为日后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投身革命事业，埋下了最深厚的现实根基。

五、乱世抒怀：于仰天长问中，坚定积极向上的使命担当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山河动荡、列强环伺、民不聊生的黑暗乱世。封建势力顽固腐朽，各路军阀割据混战，百姓流离失所、饱受压迫，国家前途晦暗不明。在这样的背景下，无数进步青年陷入迷茫彷徨，有的悲观沉沦、消极避世，有的随波逐流、贪图安逸，有的偏激极端、盲目冲动。

青年毛泽东同样身处时代的巨大迷茫之中，但他始终以从容豁达稳住心性，以理性乐观坚守希望，始终保持积极求索、主动担当的向上姿态，即便身处黑暗、前路艰险，也从未沉沦放弃。

《沁园春·长沙》

1925年深秋，而立之年的毛泽东伫立橘子洲头，面对萧瑟秋景、动荡时局，写下千古名篇《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在众人眼中萧瑟沉郁、充满悲凉的秋日，在他的笔下，依旧勾勒出万物蓬勃、生机涌动、自由昂扬的壮阔画面。即便身处乱世，他依旧能看见生命的力量、时代的希望，这正是他乐观豁达最诗意的体现。

一句“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是他彼时心境的真实写照。面对山河动荡、家国危亡，他满怀深沉的时代忧患，对国家前途与革命道路进行深刻叩问与思索。尽管前路复杂艰难，但他信仰坚定，有忧思而不沉沦，遇困境而不绝望，始终怀揣改造中国的壮志豪情。而结尾一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则表明了他革命到底的豪情与决心，体现了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使命担当，也让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拥有了跨越时代的精神重量。

六、上下求索：于拨云见日中，彰显积极向上的奋进品格

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后，西方各类社会思潮大量涌入中国，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纷纭杂糅。当时许多进步青年陷入思想困境：要么盲目跟风、偏执一端，要么排斥异见、偏激极端，要么屡试受挫后悲观迷茫、放弃求索。

青年毛泽东却始终理性面对、从容不迫，学思结合、勇于实践，延续着积极向上、主动求索的奋进姿态。

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思潮，他从不盲从单一思想，不偏激排斥不同观点，不固执己见、极端狭隘。他坚持广泛阅读、多方涉猎、冷静思辨、审慎甄别，既吸收各类思想的合理成分，又立足中国社会现实，理性分析各类道路的可行性。为了汇聚青年力量、探讨救国真理，他牵头组建新民学会，团结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大家一起探讨国家出路、辩论思想方向、交流救国理念。在交流辩论中，他包容不同声音、倾听多元观点，理性探讨、平和交流，从不因思想分歧苛责他人，从不因理念不同偏激对立。

他的救国求索之路，同样历经无数试错、屡屡碰壁。他曾认可改良道路，也曾尝试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多次探索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从未悲观放弃。最终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拨云见日，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正如他日后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讲的那样：“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

纵观青年毛泽东的成长轨迹，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有着清晰、深刻、层层递进的精神内核。乐观是底色，从容是定力，豁达是格局，实干是关键。共同铸就了他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心怀家国、永不言弃的奋进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