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有光：从河北景县走出的开国少将，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陈赓麾下得力干将

开国少将刘有光对党忠诚，信念坚定，作战勇敢，是战时政治工作行家和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曾参加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百团大战、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和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坚定的地下工作者

刘有光原名刘秀卿，1914年5月22日生于河北省景县窑上村。刘有光为家中独子，8岁上初级小学，14岁随父亲到天津上学。1931年，他考入天津中日中学。

在中日中学，刘有光阅读了很多进步刊物，对旧社会的黑暗有了初步认识。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各大中学校纷纷举行罢课、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刘有光和同学们也酝酿上街游行。管理学校的日本人害怕学生闹事，于10月间强行宣布放假，逼令学生回家。日本人的无理行径，激起刘有光的强烈愤慨，点燃了他的爱国情怀。

刘有光回乡后，在景县第四高级小学温习功课，并认识了在该校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建章。刘建章给他讲苏联的革命故事，讲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引导他阅读进步书刊。在刘建章的启迪和影响下，刘有光萌生投身革命的愿望，向刘建章提出：“我要参加共产党。”刘建章说：“参加共产党，不能找人，只要工作做得好，共产党会来找你，到处有共产党。”他后来回忆说，在第四小学，“是我思想上进步很快的一个阶段”。

1932年夏，刘有光考入北平中法大学附属成达中学。课余，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思想上更加倾向革命。1935年4月，刘有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暑假后，他考入北平求实中学高中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制造华北事变，迫使国民党政府拱手出让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并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中共组织领导下的北平学生联合会决定，于12月9日组织大中学校学生举行请愿和示威游行。刘有光投身一二·九运动，先后代表所在学校参加运动的组织工作。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在天桥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刘有光作为秘密指挥之一，负责几所学校的联络工作。

◆时任中共南昌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刘有光。

刘有光因表现突出，在北平时有被捕的危险。1936年初受共青团北平市委指示，他和7名同学打入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在博野举办的训练班，以学员身份秘密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3月，因一个同学暴露身份，未至训练期满，刘有光等人即被驱逐。

当月，刘有光等人返回北平，隐蔽在同学家中。中共北平临时工委决定派他们到绥远河套地区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等待中共组织负责人谈话期间，刘有光与张学文约定在前门外另一位同学家中见面，领取赴绥远的路费，并将一些进步书籍送到那里保存。他雇用一辆人力车，从后门悄悄上了街。行至前门外下车时，发现已经叛变的一个家伙骑着自行车追了上来，便假装与之寒暄，然后乘其不备，一拳将其打倒，随即逃进一条胡同。叛徒吹响口哨，巡警赶至，对他前后堵截。他见无路可逃，便躲进一户人家，房主怕受连累，将他推出。他毁掉证据，顽强拒捕，遭巡警一通毒打，随后被押送到北平市公安局。

在公安局，刘有光被审讯10余次。刑警队为逼迫刘有光供出所参加的组织和人员的名单，先是对他严刑拷打，继而加以利诱。刘有光宁死不屈，始终不承认参加过任何组织和知道任何一位成员的姓名。20天后，刘有光被送交冀察绥靖公署军法处，又被审讯两次，亦无任何结果。军法处劝刘有光登报自首，遭他拒绝。在此，刘有光又被关押20余天，后被移送“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继续关押。

在草岚子监狱，刘有光被戴上镣铐。难友刘格平为他缝制了镣套，还送给他一床被子，鼓励他坚持狱中斗争。但也有人劝他说：“登报自首不能算是背叛革命。”刘有光义正词严地说：“白玉不能染黑点，革命者不能出卖革命，登报自首即是叛徒。”难友徐子荣见他革命立场坚定，便找机会问他被捕经过。他听说徐子荣是共产党员，便如实相告。徐子荣建议他转入关押薄一波等共产党干部的牢房，以便更好地接受党的教育。刘有光向监狱管理人员提出这一要求，被斥骂道：“去吧，不久就会被赤化!”

几天后，刘有光转到了他想去的牢房，结识了薄一波、刘子久、韩钧、杨献珍等共产党员。他每天和大家一起学习马列主义，讨论时事政治。在狱中中共组织的教育帮助下，刘有光的理论水平和阶级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后经刘子久介绍，刘有光于1936年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狱中中共支部的组织生活。

舍生忘死的决死队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抗日战争期间，刘有光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第一支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成为一名决死队员。

1940年1月，在太岳地区活动的决死队第1纵队进行扩编，薄一波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接受八路军第129师指挥。其所属第38团由第1总队与游击第2团合编而成，蔡爱卿任团长，刘有光任政治委员。

为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八路军于8月20日发起百团大战，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展开大规模进攻。蔡爱卿、刘有光率领第38团在第129师编成内参加作战。在百团大战期间，刘有光率领部队攻坚克难、浴血奋战，坚决落实上级指示，参加了两个阶段的对日作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日军在连续遭到八路军两个阶段大规模进攻作战的打击后，深感八路军对其威胁的严重性，遂调集重兵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10月29日，参加“扫荡”第129师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日军第36师团冈崎大队500余人，从左会孤军深入至武乡县关家垴地区。彭德怀当机立断，决心歼灭这股日军。

刘有光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将彭德怀的决定向指战员作了传达。全团士气高昂，决心打好这一仗。当晚，蔡爱卿、刘有光指挥第38团在与日军争夺峰垴顶高地的战斗中，四次组织强攻，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第3营营长黄振荣负伤，代理营长贾宝善、团特派干事王思忠牺牲。30日黄昏，蔡爱卿、刘有光指挥全团参加关家垴总攻：仗打得很艰苦，有的连只剩下10余人，仍顽强坚持战斗。至31日拂晓，在第38团和各兄弟部队共同打击下，日军大部被歼，仅剩下60余人死守阵地。下午，日军从武乡、辽县出动1500余人增援冈崎大队，蔡爱卿、刘有光奉命率第38团撤出战斗。此战共歼日军400余人。

1941年1月，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八路军总部、第129师将第386旅改为第129师机动部队，准备随时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并撤销该旅兼太岳军区的任务，改由决死队第1纵队兼太岳军区。刘有光调任决死队第1纵队兼太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8月，决死队第1纵队改称决死队第1旅。李聚奎任旅长，周仲英任政治委员，李成芳任参谋长，刘有光任政治部主任。

1943年3月，决死队第1旅奉命兼太岳军区第1军分区。李聚奎兼任第1军分区司令员，顾大川兼任政治委员，刘有光兼任政治部主任。10月初，日军第1军以3个师团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采取“铁磙”式新战法，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太岳军区决心以少数主力结合民兵、自卫队于根据地内坚持游击战，以大部主力转移到外线实行机动作战。刘有光奉命率第59团作为一个作战集团，在沁县、屯留、襄漳地区机动作战。10月4日，刘有光指挥第59团1营4连在波口伏击日军第64旅团一部，毙其30余人。17日，第1营2、4连在第2营和地方武装配合下，首先攻歼驻太平村伪军1个连，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20余支；然后攻入余吾镇伪军据点，缴获步枪10余支和一批物资。两次战斗，部队无一伤亡。

1944年，国民党晋绥顽军于4月至6月和9月先后两次向太岳区翼城、浮山地区大举进攻，刘有光等指挥第1军分区部队参加了太岳军区组织的两次反顽作战。1945年3月上旬，太岳军区决定对困守沁源之日伪军实施最后总进攻。太岳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李成芳和刘有光到围困沁源指挥部传达太岳军区命令，部署作战任务和群众动员工作。根据李成芳和刘有光的指示，中共沁源县委深入动员群众，迅速掀起规模宏大的参战热潮，报名参战人数达1.2万余人。3月14日，沁源抗日军民对困守沁源日伪军发起总进攻。在强大的攻势下，伪军警备队土崩瓦解，纷纷投诚；日军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4月11日，在沁县日军1000余人的接应下，沁源日军弃城逃走。在历时两年半的围困战中，沁源抗日军民毙伤日伪军4000余人。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此战“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抗日战争结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实施假和谈、真内战，调集大批军队进攻解放区，国民党第19军向晋冀鲁豫军区上党地区发起进攻。

中央决定集中太行、太岳、冀南军区主力发起上党战役，并把各区部队编为纵队。决死队第1旅编入太岳纵队，李成芳任旅长、刘有光任政治委员。

在上党战役期间，根据晋冀鲁豫军区命令，决死队第1旅正式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11旅，李成芳任旅长，刘有光任政治委员。随后，李成芳、刘有光率部参加了同浦战役等。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全国出现暂时的和平局面。一些干部战士误认为“全面和平”已经实现，可以松一口气了，有的甚至产生了解甲归田的思想，在第11旅33团9连就有两名排长要求告病还乡，在战士中还发生了开小差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第9连开展诉苦复仇教育，启发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有效地巩固了连队。刘有光及时总结第9连的经验并上报纵队机关，得到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的肯定。随后，第9连的经验在全纵队推广，对稳定部队起了重要作用。当月，刘有光调任第4纵队政治部主任。

6月下旬，国民党军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刘有光迅速组织部队开展教育，帮助官兵快速完成思想转变。此外，还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广泛的诉苦教育，激发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战斗热情。

从7月中旬至9月下旬，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连续发起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等3次战役，三战三捷共歼国民党军2.5万余人，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一个月内打通同蒲路，席卷晋南的企图。每次战役结束，刘有光都特别注意群众纪律问题，要求部队反复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加强纪律检查，开展群众性的维护纪律活动。部队在解放洪洞、赵城、霍县后，除留必要的城防部队外，其余均迅速撤至城外，缴获的物资全部交给由党政军民组成的工作委员会处理，被人民群众赞为“仁义之师，秋毫无犯”。

1947年，第4纵队参加了吕梁、汾孝战役、晋南反攻等战役战斗，期间刘有光狠抓群众纪律，使纵队获得“军政双胜”的美誉。他还在战斗期间根据形势任务随时进行教育和整军整训，纠治了在扩兵期间带来的一定程度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为新的作战任务做了充分准备。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为确保战役胜利，刘有光组织政治机关积极开展火线政治工作。他根据纵队领导指示，提出开展“三查”“三评”活动，即对阵地配置、质量、进度进行全面检查；边干边评比、班排互相参观评比、结合阵地演习评比。这样不仅增强了干部责任心，而且实现了军事民主和战术、技术要求的紧密结合。

第4纵队连续作战，部队伤亡较大。为使解放战士尽快补入部队，刘有光要求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及时组织解放战士开展“战壕诉苦”和谈心活动，实行“即俘即补”。经过教育，许多解放战士连衣服帽子都来不及更换，第二天便调转枪口参加战斗。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军师长看到大量穿着国民党军服的解放战士行进在解放军行列里，十分不解地说，这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吗？这个国民党军的师长哪里知道，经过阶级教育的解放战士，已经不是国民党军“自己人”了。第4纵队还积极开展政治攻势，组织部队火线喊话，用宣传弹把宣传品打到对方阵地，并有目的地释放国民党军被俘军官，这些做法对瓦解国民党军起了很好的作用。

淮海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4纵队改称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河南郾城地区组成第13军，共2.9万余人，隶属第4兵团，周希汉任军长，刘有光任政治委员。

1949年4月，渡江作战前夕，第13军召开渡江南征誓师大会。刘有光号召部队“在渡江作战中为人民立功”，并向突击部队授了旗，给船工和部队水手发了光荣证。广大指战员及民工纷纷宣誓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渡江战役发起后，周希汉、刘有光率部解放南昌，刘有光被任命为中共南昌工作委员会书记，率800余名工作人员接管南昌。6月16日，陈赓听取刘有光工作汇报，对南昌城市恢复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陈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一)部队纪律特好，感动了南昌人民。(二)我工作人员之艰苦精神，感动敌伪人员甚深。(三)政策上未出大乱子。(四)对兄弟部队及地下党之团结甚好。

随后，第13军参加了湘赣战役、广东战役、广西战役和滇南战役等，并解放了云南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1950年4月1日，云南军区在昆明成立，刘有光被任命为军区政治部主任。

殚精竭虑的国防事业建设者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刘有光接受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担任志愿军第3兵团政治部主任，他的老领导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近山任副司令员，辖第12、第15和第60军。

1951年3月18日，第3兵团入朝作战。4月6日，志愿军党委对第五次战役进行了研究和部署。根据会议部署，刘有光立即组织部队进行政治动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为中心内容，针对部队出国作战所反映出来的思想问题向广大指战员讲清战争的性质和发展态势，讲清战役的任务和意义。他特别强调，要辩证地分析美国侵略军，防止和克服崇美、恐美、羡美的思想情绪，大力激发广大指战员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牢固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坚决打好出国第一仗。他号召部队积极动员起来，订立杀敌立功计划，开展杀敌立功比赛，在战斗中创造英雄部队。

1952年10月14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金化攻势，向第15军45师防守的上甘岭地区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实施猛烈进攻。45师防守部队与“联合国军”反复争夺表面阵地，战斗殊为激烈。20日晚，王近山、杜义德、王蕴瑞和刘有光一起听取第15军参谋长张蕴钰关于上甘岭战斗情况汇报。王近山当即拍板，防守部队重点转入坑道斗争，准备决定性反击。刘有光完全支持这一决定，并要求防守部队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坚守坑道作战，为兵团实施决定性反击争取时间。21日至29日，上甘岭防守部队的基层党组织，在“联合国军”进行轰炸、爆破、放毒、熏烧、堵塞、封锁的情况下，以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将干部、战士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克服缺粮、缺水、缺弹药和空气污浊等困难，顽强坚持战斗。

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告终。此役，第3兵团第15军和战役后期投入战斗的第12军共毙伤俘“联合国军”2.5万余人，涌现出黄继光、孙占元、胡修道等一批战斗英雄。战役后，刘有光组织各级政治机关及时总结他们的英雄事迹，在兵团内部进行大力宣扬，并上报志愿军政治部。随后，刘有光在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首长的命令下，积极开展思想动员和战备教育，最终于1953年夏，胜利地进行了反击战役。7月27日，“联合国军”与朝中方面签署了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1954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刘有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学院成立时未配副政治委员，刘有光协助院长兼政治委员陈赓主抓全院政治工作。

◆叶剑英视察西北综合导弹靶场。（左三为刘有光）

院校不同于部队，主要工作对象是知识分子。建院初期陈赓就提出“两老”办院的思想，并明确提出对知识分子要“政治上信任爱护，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为贯彻陈赓的办院思想，取得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主动权，刘有光报到不久，就决定深入下去，和老教授们逐一谈心。他对政治部副主任张衍说：“老张啊，政治部的面上工作都靠你来抓了，我得多往斜纹二道街跑跑。”张衍笑道：“你是主任呀，不在大帐里坐着，我有事儿到哪儿去找你请示呢？”刘有光认真地说：“我刚报到陈院长就交代我说，‘你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我刚来学院不久，情况不熟悉，你就帮我尽快进入情况吧。”此后，刘有光经常到住在斜纹二道街的教授们家里，与他们促膝长谈，常常半夜带着一身寒气回到宿舍。

12月，刘有光被任命为军事工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恰逢1954年是军事工程学院大团结之年，刘有光到处讲团结促团结，在全院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为教学“端盘子”(即服务)活动。他每天深入到知识分子当中了解情况，为他们排忧解难。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学院好比一个大饭店，学生是吃饭的，教师是炒菜的，我们这些老干部就是端盘子的。在刘有光的倡导下，以教学为中心，为教学服务、为学员服务逐步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

1955年9月27日，刘有光被授予少将军衔。1957年11月，刘有光离开了院校，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党委书记。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五院在导弹研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完成了近程地地导弹的首次飞行试验，实现了解放军装备史上的重大转折。

1965年1月，刘有光参与筹建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工作，担任七机部第一副部长、党委副书记。1980年转任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1988年1月，刘有光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月下旬至4月中旬，参加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常务委员，同时担任法律委员会委员。7月，刘有光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1年1月上旬，刘有光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他考虑到自己时间不多了，握着秘书的手说：“我身后无他求，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经8个月治疗，刘有光虽然躲过此劫，但后来身体状况一直不好。1997年下半年，刘有光因患严重肺炎再次住院治疗。

1998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有光离职休养住在医院。他与病魔斗争了整整4年，终因心肺衰竭医治无效，于2001年7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