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新闻记者笔下的中共抗战，“不但看到了另一种全民抗战的情景，也看到了一个未来中国的雏形”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抗战时期，许多国际友人来到中国，新闻记者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 哈里森·福尔曼、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诸多国际新闻友人来到中国，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新闻从业人的职业素养客观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抗战，以舆论声援方式支援中国抗战。外国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新闻报道，不仅拉近了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距离，而且以外国新闻视角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抗战形象。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抗战胜利的强大政治保障

外国记者在中国抗战中的采访和观察，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

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展现了敢于斗争的精神品格。白修德和贾安娜是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特派员，抗战时期就驻中国进行采访报道。白修德和贾安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过去和现在都是那种首先消耗或牺牲自己的人们”。这一评价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坚强的抗战决心和必胜信念。

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展现出令人敬佩的优秀品质。詹姆斯·贝特兰是新西兰记者，1936年来华进行新闻报道，抗战时期深入华北前线记录八路军抗战实况。贝特兰说：“在毛泽东全部战事分析中，使我最感动的，是他对中国民众，和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绝对信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美国记者，1928年底她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华，1938年又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跟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各地。提及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印象，史沫特莱也说：“提起延安的共产党人，有一个外国记者说得好：‘他们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白修德和贾安娜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团结、自信、刻苦、勤奋等优秀品质，感慨地说：“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埃德加·斯诺早在1928年就来到中国，1936年6月到陕北苏区采访，成为首位进入中共苏区的西方记者，同样也是采访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首位西方记者。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担任《每日先驱报》和《星期六晚邮报》驻华记者。斯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关心。他说：“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在埃德加·斯诺看来，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些正直、无私的人”“共产党人则随时准备为他们的理想而献身，他们把这一理想看得比个人的生命还重要”。

三是，中国共产党展示了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白修德和贾安娜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强大的政党权威，“一个电台和通讯网联系了所有中共的根据地……这样的联系以铁的纪律把十八个地方政权连结成了一个联合体”。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华沙，15岁便进入《泰晤士报》开始新闻生涯。1937年，担任美国合众社驻华记者，1944年5月至10月，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爱泼斯坦在延安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和组织民众抗战中的强大保障作用，“在这一切新情况中穿针引线起团结作用的毫无疑问是共产党”。爱泼斯坦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有机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结构来推动。爱泼斯坦在《我访问延安》一书中记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最引人瞩目的事，就是他们组织生产和进行战争的深度和广度。”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进步女记者，早在1925年，她首次访问中国。抗战时期两次来华，报道中国共产党抗战。斯特朗看到，中国共产党把原本分散的农民个体组织成为有纪律性的人民武装力量，“他们对农民革命实行了有纪律的领导，这种领导在过去是没有的。”

1944年6月，毛泽东、朱德等会见冲破国民党政府阻挠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等。

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具有强大战斗力。爱泼斯坦在《我访问延安》中记载了八路军四个连摧毁日军三个碉堡、缴获大量武器等的战斗场景。哈里森·福尔曼是美国记者，担任过美国合众社和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1937年首次访问陕北苏区，1944年又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斗力，福尔曼动情地说：“八路军及新四军合并起来共占全中国对日兵力的1/15，不过共产党军队却和45.9%的今日在华的日本军队作战，以及约近80万的伪军中超过90%的军队作战。”福尔曼在延安发表演讲时说，记者的任务是探寻事情真相。而真相是，八路军英勇作战，老百姓热爱八路军，我需要做的是将这些真实见闻告诉全世界。1937年11月，贝特兰作为战地记者跟随八路军奔赴抗战前线，通过自己的实际见闻指出：“中国最可靠的抵抗，有赖于深入敌后作战的游击力量之间的协作。”此外，八路军战士还富有吃苦耐劳的战斗精神。爱泼斯坦就援引卡尔逊的话说：“这些战士经过最严格的体能训练，认识到每个人作出最大努力的重要性，因而变得非常坚强，他们往往完成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天，他参加的那个部队行军43公里，爬过了8个山头，每人携带着35磅的装备。”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领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埃德加·斯诺也成为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早进行对外宣传报道的外国记者。1939年9月斯诺再次访问延安，后在《密勒氏评论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的讲话。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深受埃德加·斯诺的影响，对延安非常向往。在七七事变前，福尔曼第一次到达延安并进行采访，也成为最早报道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外国记者之一。他与彭德怀、贺龙等中共将领会晤后，非常肯定和赞赏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政策。福尔曼在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采访观察过程中，还拍摄了大量照片，在这些照片基础上选编出版了《西行漫影》，留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历史图片资料，表达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敬佩之情。

1937年10月贝特兰到达延安，在这里采访了1个月，这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他。此外，他还对延安其他领导人、陕北公学、文艺剧团等进行采访。贝特兰说：“现在，一种新的团结观念、一种新的共同利益的观念第一次在中国各党派和各阶层中间萌发了。”“一个被河北人民欢迎的中国的‘人民阵线’政府，它被人们看作是最好的政府。”中国共产党在日军全面侵华的历史背景下，摒弃意识形态之别，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中国一切政党派别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不是为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而战斗，而是与中国其他所有的武装力量一道，共同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而战。”在《华北前线》一书中，贝特兰用专门的一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重要作用。在《中国的新生》中，他又用专门的一章“中国统一战线万岁！”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历史意义。

1937年11月13日出版的延安《解放》周刊刊登了《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毛泽东亲笔题写了醒目标题。

在斯诺、福尔曼、贝特兰等国外人士看来，中国共产党举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有效团结了中国广大民众参加抗战，这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面对日寇侵略所造成的民族灾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外敌入侵。中国共产党秉持强烈爱国情怀，以最大诚意推动国共合作，促进全国军民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也成为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有力组织者和推动者。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举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中国展现出空前民族觉醒和团结，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

三、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推进中国抗战取胜的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在抗日根据地广泛动员广大民众支援前线。白修德和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中用了专门的一章《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高度评价了中国广大农民在中国抗战中的重要主体作用。爱泼斯坦在《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也说：“人民，也只有人民才能向军队提供掩护和帮助。”史沫特莱也引用朱德的话表达团结民众进行抗战的意义，“如果我们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就能够打败入侵之敌，取得胜利。”贝特兰也看到陕甘宁边区广大妇女已经冲破传统家庭束缚，参与到教育、生产、政府和军队抗战中，“现在此地有许多妇女服务于军队里，政府里，或教育界。她们除结婚外，更从事于其他的事业。”妇女成为抗战中不容小觑的一支力量。

汉斯·希伯（左一）与陈毅（左二）、粟裕（右二）、史沫特莱（右一）、琼·尤恩（右三）在皖南泾县合影。

在外国新闻记者眼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与广大农民有着浓厚的感情。贝特兰离开八路军总部北上赶往贺龙领导的120师，行军途中记载了亲眼看到的一件事情：八路军需要晚上借宿老乡家，老乡看到我们是第八路军，就让我们睡他的炕。这件事情深深触动了贝特兰，这也让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心有了更为深刻认识。贝特兰认为中国抗战的真正力量“在乡村里，市镇里，在这里的农民群众中”。贝特兰在华北抗战前线看到，“在去旅部的途中，我们每到一处，人们都给予我们热情的合作。这情景和陕北一个样。”福尔曼在与中国共产党人相处5个月后，也看到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他认为，220万民兵是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日的中坚力量。福尔曼在延安看到军民团结的场景，感叹说：“这或者是八路军的特色。像我所知，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有这种规模，而且这对于军队与人民的合作无疑的是最重要的因子。”

民众为何能逐步参与到抗战中呢？一是，通过民主政权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贝特兰记录了延安的一次民众政治选举，他看到“一切阶级都有选举和参政的权利”。他高度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民主选举制度，称“边区的政治是全中国最接近于真正民主政治的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进民主制度建设也让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中感慨地记载：“唤醒了千百万的农民，让他们认识到有选举官员的权利。共产党领导下政府的贤明，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根本不能比拟的。”斯特朗也详细记载了延安农民的“豆选”，广大民众从旧社会不关心时事的惯性下逐步挣脱，“共产党每到一个新区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用鼓动的口号唤起人民。”

二是，关注农民切身生存权益。物质生活是人的第一需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非常关切广大农民的生存问题。贝特兰看到，“他们的大多数有了自己的田地，农村合作广泛地组织了起来，高利贷废止了，利率由政府规定。”斯特朗也发现，中国共产党对广大民众进行动员抗日，不仅通过宣传方式，而且通过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方式进行，“我们把群众组织起来，一面抗击日寇，一面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斯特朗还观察到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制定合理税费负担。

三是，通过群众大会形式进行抗战宣传。一位游击队长向贝特兰介绍了组织动员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的方法，“我们派工作人员召开群众大会，宣讲战争形势，让群众知道我们的部队是怎样以少胜多，克敌制胜的。一旦人们弄清这些都是事实，大多数人都愿意组织起来与日寇独立作战。”史沫特莱也看到八路军做民众的抗战动员有自己的独特工作方式，“成千上万的八路军在各处活动着，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张贴宣言布告，在山坡村头张贴标语口号。”她看到八路军做群众动员后的成效，一个村子的身体壮实的农民自发组织到前线抬八路军伤员。

四是，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进行抗战动员。冈瑟·斯坦因是英国记者，1944年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采访，斯坦因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秧歌舞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对农民进行宣传，“秧歌使我更能了解各种群众运动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会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进行宣传动员。斯特朗就用“中国的戏剧投入战争”为题，系统记载了中国共产党用戏剧进行抗战宣传。斯特朗说：“我们演戏，向群众发表演说，在农村的墙上画漫画，并教农民唱歌。”贝特兰在《华北前线》中也专门用一部分文字详细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利用民众熟悉的戏剧形式进行抗战动员，激发民众抗战意志。史沫特莱在1937年8月19日的一篇日记中也详细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利用演剧等艺术方式对农民进行抗战动员。

五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优良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认可与信任。贝特兰看到，“虽然经过了一天极为艰难的行军，大家从早晨起就未吃什么东西，但是宿营地一定下来，战士们就自己动手干开了，打扫房间、做晚饭、切马草” “第二天早晨，士兵们又把窑洞、庭院认真地打扫干净，账(当然也是经过讨价还价的)也结算得清清楚楚”。班威廉在《新西行漫记》中也专门以“共产党军队的信念和纪律”为题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优良作风纪律。对于军队优良作风纪律，斯特朗也说：“村里的农民微笑着告诉我，这是一支好军队。”

四、抗日根据地，支撑中国敌后抗战胜利的重要堡垒

在外国新闻记者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承载了抗战胜利的希望与未来新社会的愿景。

一是，游击战是中国能够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作战形式。汉斯·希伯是德国记者，于1938年春到达延安进行采访时，看到延安军民高涨的抗战情绪，认为中国抗战必定会胜利。1941年9月12日，希伯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在罗荣桓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感慨地说，只有在中国抗战敌后根据地，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英勇抗战。1941年11月，希伯以随军记者身份跟随罗荣桓领导的八路军，参加了留田突围战斗，在这次战斗后，希伯难掩心中激动之情，撰写了《无声的战斗》通讯报道，记载了以罗荣桓为代表的八路军的高超战争艺术。对于游击战的意义，福尔曼以晋察冀边区的王东克和赵方两位农民为例，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的巨大作用：游击队在八路军指导下，进行军事训练、自己制造火药武器等，并利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战术消灭日军。爱泼斯坦则看到晋察冀边区游击队的巨大战绩，“在晋察冀边区，一个伟大的新的游击队早已成长，它已在敌后克复了总数约四十个县，重置于中国人的统治之下。”贝特兰在华北抗战前线，看到八路军采用游击战术主动袭击敌人，还听闻一位八路军旅参谋长讲述的八路军游击战故事，更使贝特兰对八路军游击战产生了敬畏。

二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建设。爱泼斯坦用“延安地区：强烈的第一印象”“延安和重庆：两个形成强烈对照的城市”“重庆和延安：纵横交错的对照”“在延安生活的感觉”等新闻记录文字，详细记载了延安的工业合作、南泥湾开发、农民“变工组”“纺纱组”、农民县长等社会生活景观。

林迈可担任晋察冀根据地通讯部技术顾问。

一些在中国教书的外国学者也扮演了新闻报道者的角色，林迈可和班威廉是报道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外国学者。林迈可出生于英国，后在燕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精通无线电。班威廉是英国物理学家，1929年来华并任教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2年1月，林迈可与班威廉夫妇到达平西抗日根据地，后于1942年春再次到达晋察冀边区，聂荣臻邀请林迈可与班威廉帮助改进边区通讯建设。班威廉在晋察冀边区进行无线电教学之余，还走访了根据地很多地方和部门，班威廉夫妇把从平西抗日根据地到晋察冀边区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看到晋察冀边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很全面地建设。1943年8月，班威廉离开晋察冀边区赴延安，他在延安认真地采访和观察，记录了延安的工厂、自然科学研究院、毛织厂、肥皂厂、鲁迅艺术学院、印刷厂、解放日报社、医院、托儿所、展览会等。通过对这些地点的观察，班威廉看到了延安所展现出的优良作风，“抗战的胜利希望在延安”这一信念在他心里由此萌发。

三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进行有效的抗战教育。史沫特莱还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多元化形式开展抗战教育，包括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策略，《论持久战》《在伪军中的政治工作》《战时儿童教育》等。史沫特莱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斗力也源于其有效的抗战教育，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她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在军队的教育包括军事、政治和文化三大类，这些抗战教育有效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文化水平、战斗能力和政治素养。

四是，抗日根据地孕育着未来中国的希望。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随后对延安、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数月采访。其中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将延安形象比作为“一个热烈的新社会”。这一点同样也可以在福尔曼的文字中看到陕甘宁边区的这种新景象，“没有地痞和游民。人人都工作，人人都喜欢工作；人人都有地耕种。”外国记者看到，抗日根据地在中国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爱泼斯坦说：“在抗日的烽火中，边区人民不仅想方设法抗击日本人，而且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根据地……他们不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根据地，而且得到了民主自治的权利……这种民主自治不仅是增强军事力量的来源，而且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他进而满怀信心地告诉世人：“晋察冀边区今天已成为保卫华北几省的中华民族主权的战斗堡垒。明天，中国军队很可能以此为根据地，进而收复北平和天津，收复华北的失地，收复东北富饶的田野和森林。”爱泼斯坦结束延安采访调研后说，“我刚从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回来。在这几个月的采访中，我不但看到了另一种全民抗战的情景，也看到了一个未来中国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