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1959年国庆庆典

1959年的国庆庆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逢十”的大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彼时，新中国成立已有十个年头，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丰硕成果，第二个五年计划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与此同时，1958年8月的炮击金门和1959年8月的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引起了许多国家特别是世界大国和周边邻国的关注。因此，这场庆典既是对新中国十年成就的一次盛大检阅，也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衷心拥护。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与外国客人的交谈中，表达了中国人民一直在为自己国家的建设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的热切愿望，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一愿望所做的种种努力。

人民大会堂的建设见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奇迹的能力

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面对没有电灯的简陋会场，看着木条长椅上坐着大口吸着烟的各地党代表们乐观地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建一个万人大会堂！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实现这个梦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为庆祝建国10周年，在北京建一批重大建筑工程，以展现10年来的建设成就。经过10个多月的时间，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工人体育场等总建筑面积达67.3万平方米、相当于四个半故宫的“十大建筑”相继在北京拔地而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奇迹，以焕然一新的面貌昭示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巨轮昂然前行。

但是，建设的道路并没有那么顺利。除了时间紧、没有建设经验，还有某些杂音：例如“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共产党“人心丧尽”等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以下简称《年谱》）然而，这个计划却得到了举国上下、特别是北京市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1958年9月6日，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召集了北京1000多名建筑工作者开会，作关于国庆工程的动员报告。这些工程规模巨大、内容复杂、时间紧迫，因而要求“大搞群众运动，群策、群力”。除了组织北京的34个设计单位之外，还邀请了上海、南京、广州、辽宁等省市的30多位建筑专家进京共同进行方案创作，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建筑设计群众运动。建筑专家、教授、工人、市民都提出自己的建议，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各项工程先后提出了400个方案，其中仅人民大会堂就提出了84个平面方案和189个立面方案，并结合工程对天安门广场提出了多种规划意见。实施建筑方案的首要任务是拆迁，任务最为繁重的是万人大会堂：用地面积达13.73公顷，拆迁单位达67个之多，需拆迁房屋1823间；迁移居民684户，房屋2170间，共需拆迁房屋3993间。万里之子万伯翱后来回忆：“党的威信极高，群众闻风而动。近4000间房屋得拆迁，人们立马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皇城根下、天安门广场这黄金宝地，竟然没有一户提出过高要求，更没出现一家钉子户。”

◆1958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

毛泽东始终关注着万人大会堂的进展。1958年施工前他在周恩来的安排陪同下，率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毅、彭真等亲自审查了大会堂的模型，万里和齐燕铭为他们做了现场介绍。毛泽东等人十分高兴又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大会堂等地的设计和模型。1959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谈话后，一同参观即将竣工的人民大会堂。期间，毛泽东向万里详细询问了工程的概况和施工的情况。万里汇报说，大会堂总建筑面积比故宫还多两万多平方米，故宫修建花费十几年时间，而我们这座在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只用了10个月时间就建成了。毛泽东一听诙谐地对万里说：“你是万里，你日行万里，好嘛！”万里也笑着说：“这是两万多名职工废寝忘食、日夜奋战和全国各地大力支援的结果。”万里还说：“这座建筑物还没有名字，周总理曾说过，等建好后由主席命名。”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怎么称呼这座建筑？”万里回答道：“我们一般叫‘万人大会堂’或‘人大会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也有叫‘人民宫’的。”毛泽东说：“‘人民宫’这个‘宫’嘛有些旧了、封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太长了，还是叫‘人民大会堂’好！因为她是属于人民的！”“人民大会堂”这个名字由此诞生。（《年谱》第177页）9月15日晨1时半至3时，毛泽东到北京火车站视察，对即将竣工的北京站内外上下各主要部分看了一遍，并向铁道部负责人和北京站工程设计负责人询问有关车站的使用、建筑材料和设备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到母子候车室休息，同参加工程建设的南京工学院的师生和工程设计组负责人进行简短谈话。毛泽东为车站题写了站名，还以他特有的幽默要在售票处买一张车票。12月7日，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他构思了一副长联以表明心迹：“只要认清国际国内当前有利形势，接受现场大教育，谁不弃暗投明，改变立场，摆脱和资产阶级千丝万缕旧关系；一经看到成千成万各地劳动人民，创造光辉新世界，你会欢天喜地，决心改造，建立对共产主义忠肝赤胆真感情。”

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说：“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这样大的建筑，只用了十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它的精美程度，不仅远远超过我国原有同类建筑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属于第一流的。”

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不欢而散

人民大会堂首次迎客是1959年9月28日。这天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人士，以及来自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17个兄弟党代表团的团长和代表，一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团、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团等，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苏联代表团副团长苏斯洛夫等28位外宾在会上致祝词，而此时团长赫鲁晓夫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在访华的路上。

中苏两党之间在50年代中期已经出现意见分歧，最初被控制在内部一定范围。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些涉及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坚决拒绝。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使赫鲁晓夫很不满意，担心这种行动发展下去会引起美苏冲突。1959年8月下旬，中印边境地区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苏联政府又不顾中国的反对，于9月9日发表声明宣称对这次事件表示“遗憾”。9月12日，苏联同印度在莫斯科签订协议，向印度提供15亿卢布的巨额贷款。这一协议再次向世界印证了中苏两国的分歧。尽管苏联做得如此出格，但毛泽东仍以团结为重。因为中国的建设亟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不但希望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保持团结，也希望整个国际局势能够不断缓和。因此，在赫鲁晓夫出访美国前，毛泽东特地致函，祝他此行“在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9月15日，赫鲁晓夫到访美国。在他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后，赫鲁晓夫以及苏联报刊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并极力要求其他兄弟国家按照苏联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来处理对美关系。其内涵是世界问题由苏美两家来解决，而不是中国一贯主张的国际事务必须由世界有关国家平等地谈判解决。9月30日，赫鲁晓夫赶到北京，主要想向中国领导人宣扬“戴维营精神”，并试图劝告毛泽东不要惹出事来。对此，毛泽东已经有所准备。赫鲁晓夫在北京的5天里，毛泽东和他见了6次面。

9月30日上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赫鲁晓夫一行。毛泽东在返回市区的汽车上同赫鲁晓夫交谈时指出：“我们两国都不需要战争，这一点我们清楚得很。我们需要同他们共处，哪一个也没想推翻他们的政权，我们只需要赢得15年的时间。”（《年谱》第186页）毛泽东以此表达中国在抗美援朝胜利后，就集中力量搞建设的决心。当天下午，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的主要内容是炮击金门问题。赫鲁晓夫认为炮击金门是中国有意挑衅美国，但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打破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战略妄想。为此，毛泽东在炮击开始后就及时作出了“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指示。

在9月30日晚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宴会开始前，苏联代表团把赫鲁晓夫准备在宴会上的讲话稿交给中方翻译李越然，以便事先译成中文。李越然发现讲话稿中有影射攻击中国领导人的内容，马上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原来议程的安排是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当即决定改由周恩来出面致词。宴会开始后，周恩来致词讲了五六分钟，接下来赫鲁晓夫讲了半个多小时。他说：“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样强大，就应该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绝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这样干的人。”显然，他的这些话是在影射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的行动，以及一个月前中国与印度发生的边境冲突。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与赫鲁晓夫、胡志明等国际友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

10月1日上午，在国庆庆典开始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毛泽东从容答道：“需要是需要，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赫鲁晓夫还讲到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已今非昔比，人民大会堂如何辉煌。当彭真告诉他人民大会堂可容纳1万人时，他说苏联也准备建一个大会堂，可容纳7000人。

10月1日晚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等中外宾客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群众联欢和节日焰火。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这次我们到美国去，感觉美国很怕中国。毛泽东答道：“它怕的不是今天的中国，而是明天的中国。”（《年谱》第192、193页）赫鲁晓夫的意思是说美国“怕”中国好战，而毛泽东的意思是只要中国的国防实力得到足够的提升，任何外部势力都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

10月2日下午5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与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人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会谈内容包括台湾问题、中印边境冲突、西藏问题等。关于台湾问题，赫鲁晓夫转达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中国“执行有节制的缓和的政策”，实际上就是赫鲁晓夫本人希望中国不要挑衅美国。毛泽东再次作了解释后说：那么你说要怎么办呢，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去办吗？我们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承认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这正像他们在华沙所要求的那样。如果我们保证对台湾不使用武力，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两个中国”。赫鲁晓夫最后说：我们谈的是策略问题，你们一股劲用原则问题来回答我们。周恩来说：这也就是策略。晚宴后，话题转到中印边境冲突。尽管毛泽东、周恩来和彭真都讲述了冲突的前因后果，但赫鲁晓夫说，被打死的是印度人，不是中国人，这一点被帝国主义抓住了来反对中国，反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边境的事情我不了解，不管怎么说，打死人是错误的。关于西藏问题，赫鲁晓夫说，西藏事件是中共的失策，中国不应该让达赖跑掉。毛泽东说：关于对外问题的意见，我们可以在内部谈，不应当公开。今天，你这样坦率地谈了，很好。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得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你们的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年谱》第193-198页）会谈最终不欢而散。

10月4日毛泽东等到机场为赫鲁晓夫等送行。毛泽东在机场休息室同赫鲁晓夫交谈时谈到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研究了1918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

赫鲁晓夫10月6日在回国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在引用艾森豪威尔关于害怕战争的话后，讲了他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当然，如果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使他们被迫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免受侵略者危害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害怕战争的……但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讲话中还说“很喜欢同他（指艾森豪威尔）这样明智的和了解国际局势严重性的人交谈”。这是明显地影射中国好战，而美国和苏联是明智的大国，他们联手可以主宰世界，开辟“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后不到15年的时间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北京，并对毛泽东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中方仍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保持团结，根据各自的国情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中苏两国应该带个好头。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的对苏24字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4页）但是苏联领导人一步一步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巨大压力，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斗争。1966年3月，两党关系基本中断。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坚持各党各国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坚决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

中国建设的“头八年”和“后两年”

从10月1日到10月7日，毛泽东会见了一些前来参加国庆庆典的外国客人并进行了友好的交谈。由于客人所在的国家的国情不同，谈话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总的目的是让客人知道中国正在全力以赴搞建设，殷切希望各国共同努力，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毛泽东还特地谈到了中国建设的“头八年”和“后两年”的关系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最发达、地理位置最靠近西方的国家之一，曾经是世界七大工业强国之一，当时中捷之间的经济合作开展得相当好。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核威胁的讲话，曾引起一些国家的误解，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总统诺沃提尼就是其中之一。10月1日晚，毛泽东会见了参加庆典活动的诺沃提尼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说：热烈欢迎你们。你们是来自西方前线的。诺沃提尼说：现在西德又重新出现着1935年至1937年间的一些情况，北大西洋集团的司令部也不断地侦察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情况。毛泽东说：你们感到威胁，我们也感到威胁。在毛泽东介绍了炮击金门的来龙去脉和对欧洲局势的分析后，诺沃提尼说：我们对帝国主义者可能进行的挑衅甚至挑起战火必须保持警惕。毛泽东说：对，要估计到这一种可能，并有准备。目前有利于我们争取时间搞建设，再过15年我看事情就更好办了。谈话结束时诺沃提尼说：我们很感谢毛泽东同志所谈的这些形势问题，毛泽东同志所谈的观点、立场都很正确。

10月5日毛泽东会见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等17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先谈到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他说：“头8年，我们的精力放在革命，放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道路上。后两年，我们的全部精力放在建设方面。今后10年或20年内，我们的主要精力将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假如我们能争取十15年的和平时期，就中国来说，经济建设方面将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若是发生世界战争，就会阻止经济建设。全体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各国的党都需要和平。”（《年谱》第199-200页）

◆1959年10月5日，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会见了17个拉丁美洲共产党代表团代表。

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中苏两党领导人的协商，中共对外交往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帮助亚洲各国共产党制定有关民族解放斗争的纲领、政策和策略方针。由于提供指导工作以往一直由苏共负责，中共参与其中是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因此无论在斯大林生前或逝世后，中共协助其他国家制定纲领政策时，总是同苏共中央共同讨论协商，最后的决定也要取得苏共的赞同。1956年春，中共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停止这项工作。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对毛泽东说，还是我们管欧洲，你们管亚洲。毛泽东当即拒绝。10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老挝人民党中央总书记凯山·丰威汉等人谈话时，提出唯一的建议是：革命没有知识分子不可能胜利。你们有一些知识分子，很好。可以开训练班，利用知识分子的专长。现在你们的斗争是艰苦的，艰苦可以锻炼人，对革命有好处。你们最后是一定会得到胜利的。在10月6日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等人时，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印两国如何避免“一点波浪”发展友好关系问题，在最后谈到了印共的问题时说：你们应当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以你们自己的经验为主，制定你们的路线。外国的经验只供参考，你们自己必须作出独立的决定。每一个党，如果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这样做。

10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拉丁美洲12个国家的客人时说：我们这个国家解放10年了，现在是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但是我们还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要使经济发展起来，文化发展起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需要朋友们的帮助、支持。我们人口多，地方大，目前这么一点经济总量，按人口平均计算，那就是很少的。中国人民在克服许多困难之后，才取得独立。所以，我看亚洲、非洲和你们拉丁美洲，与我们过去的地位大体上是相同的。现在你们正在发展你们的事业，发展民族独立的事业和民主的事业，我们向你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的胜利。10月7日晚上，毛泽东会见最后一批外国客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客人时说：解放10年来，我们开始建设，但还不太多。要使经济状况有很大改变，就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还要有各方朋友支持。

196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面对比较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在《十年总结》中，毛泽东开门见山，提纲挈领，指出1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成功经验就是“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他说：“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历史证明，尽管一路上充满艰辛，始终伴随着曲折、失误、迷惘、困惑，但这无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最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