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从向上流动到向下坠落：晚清社会的阶层流动

（图片来源于AI）

晚清接连遭遇战争、内乱与财政危机的冲击，传统社会秩序逐渐松动，社会也随之变得更加流动。但这种流动究竟意味着机会增多，还是更多家庭正在向下滑落？普通人或许早已从家族命运的变迁中，切身感受到王朝的衰败。

对此，Kristina Butaeva、Steven N. Durlauf 与 Alexander Shapoval 三位学者在 2026 年发表的一篇NBER工作论文中，追踪了清朝最后约125年间六代家庭的社会地位变迁，提供了量化证据。研究发现：晚清社会的确变得更加流动，但这种变化并非来自向上流动机会的扩大，而主要表现为向下流动的增加，以及家庭原有社会地位越来越难以维持。

晚清六代人口档案

论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为李康研究团队（Lee-Campbell Group）所构建的“中国多代人口面板数据库-辽宁部分”（CMGPD-LN）。其原始资料为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1749-1909年八旗人口登记册，是清政府为管理八旗人口、土地、服役和俸禄而逐年更新的行政档案，覆盖约26.6 万人、5 万户家庭和700个村庄。本文作者以于1909 年年龄在 30-50 岁的男性为起点，向前追溯其祖先六代，为避免兄弟之间因共祖导致重复计算，主要保留了长子谱系。

由于这套资料缺少对普通农民收入、土地和家庭财产的直接记录，作者结合正式职衔与男性初婚年龄，将人口划分为由低到高的六个社会阶层。前三类为农民，通过初婚年龄间接推断经济状况：30岁以后结婚或终身未婚者被视为条件最差的群体，20-30 岁结婚者居中，20 岁以前结婚者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后三类为领取国家俸禄的群体，依次为工匠、士兵和官员。图1展示了清末辽宁八旗六代人在各阶层中的分布比例。

图1 清末辽宁八旗人口六代谱系与六级社会阶层

社会流动指标与方法

在测量社会流动时，论文核心方法是马尔可夫转移矩阵：

表示在父亲属于某一阶层的条件下，儿子进入另一个阶层的概率。基于这一矩阵，作者将社会流动进一步区分为两类不同的概念。

第一类是以 “记忆” 来衡量的流动（Mobility as memory），它刻画父亲或祖先的社会身份在多大程度上仍能影响后代进入各个阶层的概率，包括：

•个体记忆（IM）表示某一特定阶层的家庭出身影响

•平均个体记忆 （AIM）为全社会平均的家庭出身影响

•Dobrushin系数（d）表示出身差别最大的两类家庭之间，后代机会分布的最大差距

第二类是以 “移动” 来衡量的流动（Mobility as movement），直接测度儿子的阶层是否与父亲不同，包括：

•总体流动率（OM）衡量总体改变阶层的概率，分为向上（UM）和向下（DM）流动率；

•结构性流动率（SM）衡量因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比例发生变化而产生的流动；

•交换流动率（EM）是在排除阶层结构变化后，反映真正的机会开放程度的流动；

•稳态流动率（SSM）表示在假定当前转移规律长期持续的情况下，阶层人口比例稳定后仍然离开父亲阶层的比例。

“记忆”与“移动”这两个概念并不等价。一个人可能很容易离开父亲的阶层（即移动性较高），但家庭出身仍能长期影响其后代进入高阶层的概率（即记忆仍然较强）。

一

家庭出身的影响有所减弱，但精英家庭

优势仍然持久

从“记忆”角度看，晚清家庭背景对后代机会的影响总体有所下降，但不同阶层的记忆消退速度并不相同。农民家庭的出身记忆消退相对较快，而官员、士兵和工匠等享有俸禄的阶层，其家庭影响则持续得更久。

官员的子女虽常不能直接继承官职，但官员家庭出身仍能显著提高后代获得官职的概率。这说明尽管科举制度在形式上为不同阶层提供了上升机会，长期的教育投入、备考成本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依然使官员家庭保有明显优势。因此，没有子承父业，并不等于就已经摆脱了家庭出身的影响。

图2 不同社会阶层出身记忆的代际变化

二

总体流动明显增加，但控制阶层结构后，

增长相对有限

从“阶层移动”角度看，清末社会表面上确实变得更加流动。总体流动率（OM）从1786年的约54%上升至1906年的约69%。如果只看这一数字，很容易得出晚清社会流动性越来越高的结论。

但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总体流动的增加主要来自各阶层人口比例的剧烈变化，而非个人改变命运的机会真正扩大了。结构性流动率（SM）在此期间经历了明显波动：1786年约为40%，1876年骤降至约4%，到1906年又回升至约32%。

在剔除阶层结构变化的影响后，稳态流动率（SSM）基本稳定在59%-61%之间，并未随总体流动率同步上升。这意味着总体流动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阶层结构变动导致的，并不等于普通人获得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

图3 1786-1906年总体流动OM、稳态流动SSM与结构性流动SM的变化

三

19世纪70年代以后，向下流动

超过向上流动

1786年至1906年间，清末社会流动的方向发生了显著转变。向上流动的比例从约47%下降到19%，而向下流动则从约7%上升到51%。这一变化揭示了一个容易被总体流动率掩盖的事实。较高的流动率未必意味着更多机会，也可能意味着社会秩序恶化，更多家庭正在失去原有的地位。

因此，无论是贫困家庭进入中上层，还是原有中上层家庭不断跌入贫困，在统计上都可能得到流动性增加的结论，但二者背后的社会福利含义截然相反。

图4 1786-1906年向上与向下代际流动的变化

四

1850年前后，代际流动机制发生了

结构性转变

传统的马尔可夫模型通常假定代际流动的规律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然而晚清历经社会动荡，这一假设可能过于严格。作者借助父亲与儿子阶层分布的香农熵，识别出1850年前后存在一个显著的结构性断点，并据此将整个研究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786-1849年。这一时期的阶层转移格局相对稳定，父辈与子辈的阶层分布逐渐趋近。第二阶段为1850-1906年。1850年之后，父子两代之间的阶层转移规律发生明显变化，两代人的阶层分布逐渐拉开距离，表明原有的流动机制已不再稳定。

图5 父辈与子辈阶层分布的香农熵及其阶段性变化

有趣的是，统计意义上的结构断点，在时间上恰好与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大致重合。作者推测，这些重大的军事与政治危机，可能通过破坏经济秩序、加重财政负担并改变职位结构，动摇了家庭维持或提升社会地位的条件。

图6 晚清内外战争与政治环境时间轴

这篇文章不仅告诉了我们晚清社会流动的真实情况和复杂性，更提醒我们，无论研究历史还是观察当代社会，不能把社会流动提高简单等同于进步，而要追问谁在流动、向哪个方向流动，是机会扩大还是秩序瓦解。

文献来源：Butaeva, K., Durlauf, S. N., & Shapoval, A. (2026).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Late Qing Dynasty: Evidence from Northeast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3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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