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国王抢天主、民众分田地：英国宗教改革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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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是推动欧洲迈向近代的关键。英国曾经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国家，因此其宗教改革堪称历史上最剧烈的制度与文化转型之一。那么，英国是如何克服路径依赖而推进变革的？

对此，Desierto et al.（2024）认为，亨利八世时解散天主教修道院并出售其土地，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能够从这些土地中直接获益的群体。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土地不被收回，成为推动英国彻底转向新教、防止天主复辟的中坚力量。

图1 英国早期宗教改革的时间线

历史背景与理论分析

英国宗教改革始于亨利八世与教皇在废后问题上的争执。因天主教会在英国拥有近1/3的土地，为压制其世俗影响、巩固王权，在1536-1540年间，亨利八世大规模解散天主教修道院、出售其土地，从而将教会财富转移至王室内部。

随后，这些土地几经流转，陆续由贵族、乡绅和富农拥有。主观来看，该事件是亨利八世对天主教的直接“抢劫”。但客观上，这次大规模的土地分配，创造出庞大的“修道院土地持有者”群体。作者构建了一个博弈模型来解释其影响。

对这些人来说，要保障其新获得的土地权益，就需要国家始终坚持新教立场。一旦英国重新与罗马教会和解，这些前教会土地就可能被收回。于是，这个群体成为反天主教复辟的最坚定力量。而地方精英为确保本家族长期地位，会倾向迎合地区居民利益，同样会选择支持反天主政策。

而在长期，若天主教完全不可能复辟，居民对原土地产权的不安全感将彻底消失，地方精英便会放松对天主教的强抑制。此时，地区天主教徒数量不由直接的政治经济因素决定，而主要取决于该地改革前的“天主情怀”。

于是，针对复辟可能性，作者区分了两种长期均衡：在“完全改革”均衡下，不存在任何天主教复辟可能，土地产权彻底安全，天主教徒数量只取决于当地的宗教情怀；而在另一个弱均衡（“T-稳定”）中，复辟概率虽被压低，但并非为零，产权并非完全安全，除了宗教氛围，经济利益仍会影响当地天主教徒数量。

数 据

为检验上述假说，作者构建了两大数据集进行分析。议员数据集来自“国会历史”网站，包含16-17世纪各选区议员个人履历和政治立场；修道院土地数据来自Heldring et al.（2021），其中标明了各教区“是否曾拥有修道院土地”。

随后，作者将修道院土地数据与议员所在选区进行匹配，计算每个选区20公里范围内曾拥有修道院土地的教区比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在随后的回归中控制地理、经济、政治特征与宗教改革前的文化氛围。

图2 被解散修道院的分布

图3 “解散修道院”事件前，拥有修道院土地的教区标为绿色，否则标为红色

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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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影响：利益驱动宗教立场

作者首先利用议会选区层面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16世纪50年代的天主教女王玛丽一世统治时，来自修道院土地较多选区的议员，更有可能被列为“真正宗教（即新教）的支持者”或“玛丽的反对者”。

图4 16世纪中叶“修道院土地比例”与“支持新教”的正向关系

随后，作者基于个体议员数据，发现那些本人或家庭成员拥有修道院土地的议员，在控制了年龄、是否为商人、是否与克伦威尔有个人联系后，其个人立场更反天主教，且其支持新教的概率是没有此类土地的议员的2.7倍。这表明，修道院土地与反天主立场存在初始关联。

而为探究议员决策的社会基础，作者利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的1603年教会调查，发现修道院土地较多的教区，“潜在天主教徒”（拒绝出席国教礼拜者与不领圣餐者）的比例也显著更低，说明从修道院土地中受益的普通选民确实更倾向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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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影响：“利益驱动立场”的代际效应

然而，上述修道院土地分配对议员政治立场的塑造，是否会影响后代？在一个多世纪后，查理二世因无合法子嗣，其弟弟——已皈依天主教的约克公爵詹姆斯——成为王位继承人。若经济利益驱动的宗教立场确有代际效应，应观察到当时政治精英会抗议此类“天主复辟”。

作者将回归的因变量设为1679年各选区内支持将詹姆斯排除出王位继承的议员比例，发现修道院土地比例仍与“支持排斥法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反天主教立场并没有随几代人的逝世而消失，相反，詹姆斯继位还引发了后续“排斥危机”（Exclusion Crisis）。

图5 17世纪末“修道院土地比例”与“支持排斥法案”的正向关系

随后的1687年，詹姆斯二世为废除《刑法》《测试法》（以利于天主教徒）而对地方精英展开的“三个问题”（Three Questions）调查中，拥有修道院土地的教区数量更多的郡，当地“支持国王宽容政策”的精英比例更低。显然，修道院土地持有者（多为乡绅）明白，一旦天主教徒获得平等政治权利，自己的土地产权就难以为继，为此不惜反对国王宽容政策。

图6 17世纪末“修道院土地比例”与“精英支持国王宗教政策比例”的负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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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状态：“T-稳定”而非“完全改革”均衡

在光荣革命后的1701年，《王位继承法》规定任何天主教徒不得继承英国王位。这使天主教君主的出现变得极不可能，但并非绝无可能。按此前分析，若为“完全改革”均衡，修道院土地将不再影响天主教徒的分布；而若只达到仍有复辟可能性的弱均衡（“T-稳定”）状态，修道院土地与天主教情怀就都应具预测力。

作者的验证结果是：在预测“1767年各教区的天主教徒比例”时，修道院土地效应依然显著为负——拥有修道院土地的教区，天主教徒占比约低0.8至1个百分点（相对3%的样本均值，已相当可观）。这表明，由于无法断定天主教君主绝不再现，直到18世纪，对修道院土地产权的担忧仍未消失，英国只达到了“T-稳定”而非“完全”均衡。

与修道院土地效应同时发挥作用的，是“传统天主教情怀”。作者利用教区“改革前的天主教圣地数量”与“是否邻近1536年‘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反对解散修道院的起义）路线，作为天主情怀的代理变量，发现：即使在两个多世纪后，改革前圣地数更多、邻近起义路线的教区，仍有更多的天主教徒，验证了宗教认同仍有强大的文化传承性。

总 结

英国宗教改革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博弈模型，探究了土地权益驱动下的英国宗教改革历程，并实证检验了修道院土地分配对当地议员反天主教倾向的短、中、长期影响，为“英国宗教改革何以持久且难以逆转”这一问题提供了新解释。

不同于传统史学单一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视角，本文创新性地说明了，制度冲击如何通过改变个体激励、重塑精英行为，最终改变国家文化。这将宏观政治、微观经济和文化传播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使全文在论证逻辑上形成一个完美的首尾呼应，增强了研究的说服力。

文献来源：Desierto, D, M Koyama and M Shera (2024), “DP19816 Rents and Reformation”,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9816. CEPR Press, Paris & London.

轮值主编：胡思捷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