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你的质疑，我的回应 ——论清代中国的经济趋势

（图片来源于AI）

近期，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2025）对近年来有关清代经济长期趋势的若干量化研究提出质疑。罗斯基指出，Broadberry et al.（2018, 2021）和 Xu et al.（2017）关于1700—1850年间中国人均 GDP 下降的结论，似乎与既有研究中关于清代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的叙述并不一致。针对这一批评，Stephen Broadberry、管汉晖和李稻葵（2026，下称 BGL）三位学者在 Asia-Pacific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上撰文回应，从生活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经济结构等方面重新讨论清代长期经济表现。

BGL 首先回应了罗斯基对近年来一系列生活水平指标研究的质疑。这些研究涉及实际工资、粮食相对价格、死亡率、肉类消费和身高等多个方面，均被用于衡量清代长期经济表现和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变化。

（1）实际工资。尽管多数研究发现，1700—1850年间中国实际工资呈显著下降趋势（表1），罗斯基仍根据李伯重（2002）的数据重新估算并提出反驳。BGL指出，罗斯基按照“收入除以每石大米价格”的方式构建实际工资序列，但其所使用的收入数据实际上来自李伯重整理的江南富庶地区每亩土地人工成本序列，并非个体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其次，即便暂且忽略这一问题，罗斯基构建的工资序列实际上也显示，1573—1620年至1821—1850年间实际工资出现了小幅下降。

表1 关于实际工资趋势的研究汇总

（2）粮食相对价格。多数研究表明，1700—1850年间粮食的相对价格呈上升趋势（表2）。以白银计价，苏州大米价格相对于一般物价上涨了60%；北方小麦与南方大米的价格走势高度一致；与此同时，棉布价格并未呈现趋势性变化。这些证据表明，中国南北方的粮食相对价格均有所上升。罗斯基担心铜银比价变动会影响这一结论，因此转而援引严中平（1955）和臼井（Usui，1981）以铜钱计价的数据提出反驳。但BGL指出，罗斯基之所以得出粮食相对价格下降的结论，是因为他对零散的价格观测值直接拟合OLS趋势线，并在剔除一个棉花价格异常值后使相对价格趋势发生逆转。BGL改用十年平均值进行比较，发现1750—1759年至1780—1789年间，大米价格相对于棉花价格虽然下降了71%，但1780—1789年至1860—1869年间，大米相对棉花价格上升了21%（表2）。

表2　关于粮食相对价格趋势的研究汇总

（3）死亡率趋势。罗斯基援引Lavely and Wong（1998）的研究，认为“1850年之前数十年间，中国预期寿命下降的证据并不充分”。但BGL重新梳理了Lavely and Wong所考察的相关研究后发现，五项研究中有四项显示，1700—1850年间预期寿命大幅下降。BGL同时指出，留有族谱记录的家族大多属于精英阶层，而这一群体受到粮食供给下降的冲击相对较小，因此按理说更难从中观察到预期寿命下降。然而，相关样本中预期寿命下降的趋势依然普遍存在。唯一显示预期寿命上升的，是Lee et al.（1994）所使用的清代皇族样本。因此，罗斯基关于预期寿命的论述并不足以推翻既有结论。

（4）肉类消费和身高。目前，关于清代中国肉类消费和身高的量化研究仍然较少，其中肉类消费方面仅有一项研究。BGL认为，罗斯基援引的相关证据较为片面。例如，其关于肉类消费的判断主要来自部分学者较为笼统的论述；在身高方面，他仅引用了Baten et al.（2010）中1810—1850年男性身高小幅上升的部分时段，却未报告该序列在整个19世纪呈现出的明显下降趋势。此外，罗斯基也未提及Baten et al.（2010）中另外七组基于华人囚犯和移民样本构建的身高序列，而这些序列均显示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随后，BGL主要回应了罗斯基（2025）对BGL（2018,2021）提出的核心质疑，即认为BGL所设定的误差范围过窄。在BGL的研究框架中：

罗斯基（2025）通过扩大1700—1710年耕地面积（±11.3%）、粮食单产（±7%）和人口数量（±33.9%）的误差范围，压低该时期人均粮食产量的下限至764斤；同时，又扩大1840—1850年粮食单产（±7%）和人口数量（±6.1%）的误差范围，将该时期人均粮食产量的上限提高至777斤。由此，在误差范围内，人均粮食供给便有可能呈现微弱正增长。由于农业是清代经济的主体，罗斯基据此认为，BGL无法证明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存在下降趋势。

但BGL指出，首先，在同样宽泛的误差范围下，人均GDP上升或停滞同样无法得到证实，这与罗斯基试图“缩小中国经济长期走势可能区间”的既定目标相悖。其次，这种处理方式完全忽略了人口与耕地面积之间的强正相关关系。根据BGL的十年期人口与耕地面积估计，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8，这意味着人口增加时，耕地面积通常也会相应扩大。与此同时，BGL指出罗斯基依据Cao（2024）的估计，将1700—1710年人口误差范围扩大至±33.9%的做法恐怕也值得商榷。BGL认为，Cao（2024）估算1680年中国人口为1.85亿，似乎偏离了学界对当时中国人口总量的共识。Cao（2024）对1630年和1680年的全国人口估计，分别比BGL高出约60%和47%（图1）。

图1 BGL（Broadberry et al.，2018）与Cao（2024）对中国人口的估计

不过，在回应罗斯基（2025）质疑的同时，BGL也认同其关于加强区域分析，以及进一步思考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如何结合的建议，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开展区域分析时，需要在两种方法之间取得平衡：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微观方法推算宏观总量，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方法分解区域指标。前者可能因资料覆盖不全而低估总量，也可能因区域边界模糊、重复计算而高估总量；后者则可能低估区域之间真实存在的差异。

在讨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应如何结合时，BGL认为，应重视史料收集者自身的观察视角，以及围绕这些史料逐渐形成的历史叙事。例如，清代精英在编纂史料时，很可能将人口增长迅速的18世纪描述为一个繁荣时期。但这种叙事可能存在明显的精英视角偏差：精英阶层或许能够从粗放型经济增长中受益，而这种增长模式却可能同时导致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

BGL最后指出，罗斯基所说的“18世纪清代繁荣共识”实际上从未真正存在。早在18世纪末，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便已将当时的中国描述为一个人口快速增长、并因边际报酬递减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社会。此后不少中国经济史研究也都延续了这一观点。因此，BGL认为，并没有充分理由仅通过大幅扩大误差范围，来否定1700—1850年间中国人均GDP下降的证据。

文献来源：Broadberry, S., Guan, H., & Li, D. D. (2026). Economic trends in Qing China: A response to Rawski’s bold claims. Asia-Pacific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6(1), 99–116.

轮值主编：胡思捷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