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冷战如何塑造美国劳动力市场？

国防采购背后的工厂工人

二战后的几十年通常被视为美国工人的黄金时代：人均GDP快速增长，男性收入基尼系数降至历史低位，代际向上流动性更强，种族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解释这一时期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文献很多，例如工会力量强、教育供给扩张、高边际税率和较高最低工资等。但Kuziemko、Onorato和Naidu在2026年呈现于NBER的工作论文The Cold War and the U.S. Labor Market中，重新检验了一个长期被定性讨论、却少有量化研究的解释：冷战本身就是战后美国劳动力市场繁荣的重要来源。作者认为，冷战一方面通过国防采购扩张了低技能劳动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征兵制压缩了年轻男性的民间劳动力供给，两者共同塑造了战后美国较紧的劳动市场和更平等的收入分配。

这篇论文把冷战视为一个持续数十年的国内经济冲击。高强度军事采购并不只是花钱打仗，它实际上长期支撑了制造业就业，并压低了收入不平等；与此同时，征兵制大量抽走年轻男性，也显著降低了这一群体的失业率。论文进一步发现，这些经济收益还会反馈到政治层面：获得更多军工采购的州，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支持度也更高。换言之，冷战不仅塑造了美国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市场，也参与了战后政治联盟的塑造。

背 景

上述看法在冷战当时并不陌生。历史轶事表明，不少同时代人早就意识到，冷战军事开支实际上充当了某种变相的就业计划。肯尼迪政府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将五角大楼采购计划比作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公共工程管理局，经济学家Joan Robinson则更直接地写道，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繁荣在相当程度上是冷战的副产品。因此，作者关心经验证据是否支持解释：战后美国的包容性增长，是否确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冷战驱动的国防支出？

这一问题尤其值得在今天重提，因为冷战时期的国防采购具有鲜明的产业政策特征。它不仅规模大、持续久，而且明确扶持了地方制造能力和低技能劳动需求。作者指出，冷战时期的美国虽然常被描述为没有产业政策，但持续数十年的军事采购事实上起到了类似产业政策的作用：为制造业提供了稳定需求，也支撑了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和工资。与二战期间全面战时经济不同，冷战高峰期同时伴随着较低通胀、较平衡的预算和稳定增长，因此更像是一种可持续的国家主导型需求安排。

数据与研究设计

作者使用的核心数据是1951年以后美国国防部按州逐年统计的主合同采购金额，并从1958年开始将其拆分为研发采购和非研发采购两类。此外，还结合了以下多源历史数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合同级微观记录、劳工统计局公布的各州制造业就业人数与工资水平、经济分析局的州级经济总量数据、国家税务局与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提供的各州收入分配序列，以及历史民调中关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支持度的个体层面问卷。

识别策略上，论文利用了冷战期间三次由军事战略变动引发的国防采购再配置，采用事件研究法，追踪每次冲击前后各州制造业就业和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轨迹，并以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控制州不变特征和地区共同时间趋势，从而识别采购变化的因果效应。此外，作者利用不同年龄组受征兵影响程度的差异，通过比较现役需求波动时各组失业率的相对变化，识别了征兵制对年轻男性失业率的影响。

研究结果

需求侧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国防采购显著提高制造业就业，一个典型赢家州相对于输家州，人均制造业就业的增幅大约可达到13.5个对数点，总制造业就业增幅更大。正规就业也同步扩张，说明采购并不只是把工人从别的行业挪到制造业，而是创造了更多好工作。第二，国防采购显著降低收入不平等。以1950年代导弹转向为例，采购增加的州，其收入前10%份额明显下降，而报税人口占比上升，说明分配改善不仅出现在中上层，也体现在分布底部。估计结果显示，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国防生产下降大约可以解释29%的制造业就业下降，并解释接近8%到9%的前10%收入份额上升。

供给侧的结果主要体现在征兵制带来的是劳动供给收缩。1947至1972年间，18至24岁男性中始终有相当高比例处于现役状态，大量年轻男性被抽离民间劳动力市场，同龄人就业竞争显著下降。1973年征兵制结束后，年轻男性相对失业率迅速上升，征兵制终结可解释此后十年该群体相对失业率上升的约四分之三。

机制分析结果解释了国防研发对创新和生产率的促进是通过非研发采购而不是研发实现的。非研发采购规模更大且更直接对应传统制造业和中低技能岗位需求，可以显著提高制造业就业、降低不平等，而研发采购对这些变量的影响几乎不显著。同时，非研发采购的分配效应并不是在任何制度环境下都一样，它的分配效果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工会、教育和政策环境。

结 论

这篇论文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冷战从一个国际关系叙事，转化成了一个可以识别的劳动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问题。作者表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防采购显著扩张了制造业劳动需求、降低了收入不平等；征兵制则压缩了年轻男性的民间劳动力供给，进一步降低了失业率。两者共同解释了战后美国劳动市场的部分黄金时代特征。

作者还强调不能简单把冷战经验外推到今天。一方面，如今国防预算中研发占比远高于冷战时期，而论文发现真正拉动制造业和压低不平等的主要是非研发采购。另一方面，当今美国工会更弱、政策环境更偏市场化、技能扩张放缓，因此即便再度出现大规模军费扩张，其对就业与分配的作用也未必还能复制战后几十年的效果。即便如此，这篇论文仍然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视角：战后美国的平等与繁荣，并不完全来自传统意义上的福利国家和劳工制度，也部分来自组织竞争形成的产业发展。这项历史经验对理解当代产业政策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