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政府支出能否带来长期增长？来自美国125年历史数据的证据

政府支出

（图片来源于CFI）

长期以来，宏观经济学对政府支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短期刺激效应：政府多花一块钱，GDP当期能增加多少？但一个更重要且更难回答的问题是：政府支出是否能够在商业周期之外，持续影响生产率、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Antolin-Diaz和Surico在2025年发表于AER上的论文The long-run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回答了这一问题。

该文并没有把政府支出简单理解为“需求刺激”，而是进一步追问：不同类型的政府支出，是否会通过改变支出结构，进而影响经济的长期供给能力？研究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利用1890年以来美国长达125年的历史数据，研究发现：军事支出之所以具有显著而持久的产出效应，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它会把政府支出的构成逐步推向研发（R&D），从而在中期带动创新和私人投资，并在更长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GDP。相比之下，公共投资的效果更短暂，公共消费的影响则相对有限。

背景、数据与研究设计

历史经验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大型政府项目的力量：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催生了核能；20 世纪50年代末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建立奠定了互联网的基础；60年代的登月计划更是直接推动了GPS等卫星技术的爆发。图1展示了这三大历史事件前后的公共研发支出变化。

尽管有这些轶事证据，但宏观经济学此前一直未能从总量层面上，在大型政府项目与长期生产率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因果链条。为了弥补这一缺失，作者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历史数据集，不仅数字化了1890年以来的公共支出细分序列（区分消费、投资与研发），还构建了季度频率的工时与生产率指标。

研究采用了以下两种策略：第一是采用了超长滞后的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BVAR），通过设置高达60阶即15年的滞后结构，配合收缩估计量来平衡偏差与方差，从而在保证统计有效性的前提下，精准捕捉技术创新后长周期的扩散规律与低频动态。第二是应用了多重识别策略，研究先以军事开支新闻作为外部工具变量进行识别，随后进一步采用最大化方差份额法隔离出纯粹的公共研发冲击，成功剥离了战争本身的其他干扰因素，从而验证了公共研发对长期经济产出的独立贡献。

图1 公共研发及其冲击的历史分析

研究结果

结果显示，政府支出在长期内对经济产出有显著的乘数递增效应。军事开支冲击发生后的前四年，政府支出与GDP同步上升，虽然短期内私人消费、投资和生产率会暂时下降，但这种负面效应随后会逆转。到了8至15年的长期窗口，政府支出乘数从初期的约1明显提高到1.7至2之间。同时，GDP和全要素生产率在长期出现第二次更持久的高峰，这种延迟反应与技术扩散通常需要的6至17年高度吻合。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剔除二战等重大事件、改用年度数据、采用局部投影法都证实，政府支出对经济的拉动远超传统商业周期，具有极强的持久性。

机制分析表明，军事开支之所以能驱动长期增长，关键在于它改变了公共支出的结构，把资源向公共研发明显倾斜。虽然军事冲击在短期内会同时增加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但只有公共研发在冲击发生10年后仍保持显著的正向响应。通过最大份额法识别出的纯研发冲击显示，公共研发在短期内会小幅挤出私人创新，但在中长期会明显激发私人投资和专利产出，进而系统性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GDP。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公共投资的效应较为短暂，公共消费对长期增长几乎没有显著贡献。这说明公共研发是财政政策在和平时期促进生产率提升和技术扩散的关键动力。

结 论

通过对美国125年历史数据的分析，本研究揭示了政府支出影响长期增长的四项核心规律。第一，财政政策能否持久拉动经济，关键在于支出是否向研发倾斜，例如历史上的军事冲突之所以带来增长红利，根源往往在于对技术前沿的重金投入。第二，即使在和平时期，只要公共研发支出增加，同样能对产出和生产率产生显著而持久的影响，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任务导向型的研发投入塑造长期增长动力。第三，不同支出类别的效应差异巨大：公共投资如传统基建的效应较为短暂，公共消费对长期产出贡献微弱，只有公共研发能跨越商业周期产生深远影响。第四，尽管短期内政府项目会暂时挤出私人创新、投资与消费，但中长期会转变为显著的挤入效应，推动生产率持续攀升，使长期产出乘数显著高于1。

本研究揭示了一个此前被忽视的宏观机制：财政政策不仅是应对萧条的短期工具，更是驱动长期技术扩散与生产率飞跃的核心动力。政策制定者不应只关注财政赤字规模，而应更注重优化支出结构。在当前全球生产率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加大对前沿研发的公共投入，不仅不会抑制私人部门活力，反而是实现未来十年乃至更久持续繁荣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