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印度婚姻市场与嫁妆的扩张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983 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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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

在当代南亚，嫁妆仍然相当普遍。在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超过80%的婚姻都包含嫁妆，而且单笔金额通常不低，往往超过家庭一年的收入。仅在印度，1950到1999年间嫁妆支付的总规模就接近2500亿美元。

因此，嫁妆一直是政策关注的对象。无论是立法禁止还是其他干预手段，都曾被各国反复尝试，但效果始终有限。问题在于，学界对于嫁妆为何存在、又为何在现代社会持续变化，并没有形成一致解释。

Chiplunkar和Jeffrey Weaver于2023年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文章以这一社会现象作为切入点，作者利用印度农村7.4万多宗婚姻数据，试图解释一个看似反常的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的印度，嫁妆并没有随着现代化推进而逐渐消失，反而迅速扩张？

数 据

本文主要使用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NCAER）在17个主要邦农村地区收集的印度农村经济与人口调查（REDS）数据。作者主要利用1999年这轮调查中关于家庭成员婚姻经历的记录，整理出超过7.4万宗婚姻样本。

论文将新娘家庭给新郎家庭的转移部分扣除新郎家庭给新娘家庭的转移部分定义为“净嫁妆”，并进一步换算为可比的实际值，从而观察20世纪以来印度嫁妆的长期演变。由于样本主要来自农村地区，文章所呈现的结果主要反映的是印度农村婚姻市场中的嫁妆变化。

印度的婚姻市场

文章首先指出，在印度，婚姻几乎全部为一夫一妻制，离婚比例根据2006年的调查显示不超过1%。婚姻决策高度依赖父母安排，绝大多数女性婚后从夫居。尽管女性经常外嫁，但迁移距离有限，约78.3%的婚姻仍发生在同一地区（district）内。与此同时，种姓（caste）边界依然十分明显，农村地区跨次种姓（jatis）婚姻的比例很低。

因此，印度婚姻并不是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中完成匹配，而是在许多被种姓、宗教和地域切分开的局部市场中展开。在此基础上，论文把嫁妆视为婚姻匹配中的一种支付，并检验它是否会随着优质新郎数量的增加而上升。

图 1 嫁妆的扩张，1930-1995年

图1直观展示了20世纪印度嫁妆的演变过程：支付嫁妆的婚姻比例持续上升，并在1970年前后趋于普遍化；嫁妆金额在20世纪中期显著提高，但在1975年之后，高额嫁妆有所回落。与此同时，从收入负担的角度来看，嫁妆仍然构成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20世纪60年代，中位数嫁妆约相当于家庭平均年收入的两倍，而到1990年前后，这一比例仍维持在约1.2倍。

现代化与印度嫁妆的扩张

围绕印度嫁妆的扩张，作者首先未发现有力的实证证据支持三种常见的理论解释。其一是梵化理论，即低种姓通过模仿高种姓婚姻习俗而逐步推动了嫁妆的普及。但作者发现，不同种姓群体在采纳嫁妆这一习俗的时间大体同步，且高、低种姓之间在嫁妆普及率上的差异始终较小，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由高种姓向低种姓扩散的过程。

其二是婚姻挤压理论，即适婚女性相对过剩会加剧对新郎的竞争，从而推高嫁妆水平。然而，作者利用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婚姻市场性别比的变化并不能解释这一时期嫁妆普及率和金额的大幅上升；相反，这种压力可能通过婚龄差的调整得到缓解。

其三是基于跨种姓竞争的解释，即现代化扩大了不同种姓之间围绕优质新郎的竞争，从而推高嫁妆。但这一机制同样没有得到实证结果支持，可能的原因在于跨种姓婚配受到强烈约束，使得这种竞争难以在不同种姓之间有效展开。

在排除了上述解释之后，作者转而考察另一种机制：现代化改变了新郎的“质量”分布，而嫁妆正是婚姻市场中为优质新郎支付的价格。作者首先检验，教育程度更高的新郎是否真的会获得更多嫁妆。为尽量排除家庭背景、地区和种姓差异的影响，作者利用同一家户内部兄弟之间的比较以及相近时期婚姻之间的差异进行识别。结果表明，教育程度更高的新郎不仅更可能收到嫁妆，而且嫁妆金额也明显更高；每增加一年教育，实际嫁妆金额平均会上升超过1000卢比。

作者进一步发现，新娘家庭更看重的是新郎的教育水平本身，而不是他在本地婚姻市场中的相对排序。这意味着，随着男性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婚姻市场中对“优质新郎”的支付意愿整体上升，从而推动平均嫁妆水平提高。

虽然嫁妆在20世纪中期快速上涨，但1975年以后，高额嫁妆出现回落。作者认为，这一动态可以通过引入搜寻摩擦的婚姻市场框架来理解。在教育水平较低的阶段，受教育的新郎相对稀缺，因此能够获得较高的匹配溢价；而随着受教育男性数量增加，新娘家庭在匹配过程中的外部选择改善，从而削弱了对单个高质量新郎的支付溢价。由此，尽管优质新郎仍然更受青睐，其对应的嫁妆溢价则趋于下降。

结 语

本文探讨了能够解释印度嫁妆制度形成与演变的因素。文章结果表明，印度的嫁妆水平在20世纪的扩张，并不主要源于传统观念的延续，而是现代化改变了婚姻市场对新郎的定价方式。因此，反嫁妆政策若只停留在法律禁止和道德劝说层面，往往难以奏效，更关键的仍然是婚姻市场背后的经济激励和男女机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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