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大分流究竟发生于何时？长江三角洲的农业增长，1393—1953

（图片来源于AI）

围绕“大分流”的讨论，过去二十余年始终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作为中国近千年历史上最富庶、市场化程度最高，也最常被拿来与英国、荷兰等欧洲前沿地区比较的区域之一，长江三角洲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被西欧持续甩开的？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上限，也关系到如何把握近代以前中欧经济演化的关键分叉点。

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存在明显分歧。支持“晚分流”观点的学者认为，直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以前，长三角在生活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和家庭手工业发展等方面，未必明显落后于欧洲前沿地区。批评者则认为，这一判断过于乐观，中国最发达地区的相对落后实际上出现得更早。问题在于，相关争论虽多，却始终缺乏一套能够跨越数百年、连续追踪农业生产和人均变化的系统数据。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助理教授、农史研究所研究员翟润卓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发表论文《Agricultural Growth in the Yangzi Delta: 1393–1953》，尝试弥补这一缺口。论文构建了一个覆盖1393年至1953年的长三角农业年度数据库，系统重建了农业总产出、人均产出、土地单产、农户收入以及人均GDP等长期序列，为重新讨论“大分流”提供了更扎实的数量基础。

研究首先表明，长三角农业并非传统印象中的“长期停滞”。除明清鼎革、太平天国战争和二次大战等重大动荡时期外，区域农业总产出在大多数阶段都保持增长，农业经营也不断出现结构调整和更强的市场导向。换言之，若将长三角农业简单概括为“停滞”，显然无法准确把握其长期演化的实际面貌。从总量上看，这一地区确实长期处于扩张之中，并支撑起一个高度发达的前现代经济体系。

但论文更重要的发现是：总量增长并未转化为稳定的人均改善。随着人口增长快于农业产出增长，长三角逐渐形成“总量扩张、人均承压”的发展格局。社会表面上更加繁荣，市场交换更为活跃，作物结构也更趋复杂，但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普通家庭的资源占有和收入水平同步提高。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可以在总量意义上持续繁荣，却未必在平均意义上实现真正突破。这证实相对加州学派来说，黄宗智和尹懋可等人对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判断可能更加合理。

过去争论的焦点通常围绕人口压力对于传统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而展开，辩论双方往往都可以拿出支持各自观点的逻辑。然而本质上本文认为逻辑的合理与否需要经过实证检验，人口压力确实可能会“让”经济体产生类似Boserup式样的创新之路，但是这个效应一定能抵消人口压力带来的马尔萨斯效应吗？这实际上是需要数据检验的。

这一结论也有助于解释明清以来长三角对外部粮食输入的日益依赖。研究指出，到明代后期，本地农业生产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本地消费需求，区域经济不得不通过更大规模的跨区域交换维持平衡，即从外地输入粮食，同时向外输出棉布、丝织品等手工业产品。这意味着，手工业扩张和市场深化并不完全是农业高度富余后的自然“溢出”，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农业人均压力上升的一种回应。

在此基础上，论文对“棉花革命”等既有叙述作出修正。过去一些论述倾向于强调明清时期长三角商品作物迅速发展，似乎区域农业已主要由棉花、桑蚕等高价值生产驱动。然而研究显示，稻米始终仍是最重要的作物。棉花和桑树虽持续扩张，并在区域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其耕地占比并未高到足以根本改写农业增长逻辑。也就是说，商品化增强是事实，但不能据此直接推导出农业生产率革命已经发生。

类似的修正也体现在复种扩张的分析上。复种指数提高固然意味着土地利用更加紧密，但播种面积增加并不必然带来高价值产出的同比增长。不少二季作物附加值有限，而双季稻等高强度耕作方式又往往伴随着更大的劳动投入、土壤压力和时间约束。其结果是，耕作越来越密，经营越来越细，劳动越来越重，但效率未必同步提高。这种增长更接近前现代“高压型增长”——依靠更多投入和更高强度经营维持扩张，而非依靠持续稳定的技术进步实现跃升。

为进一步判断这种增长的性质，作者估算了长三角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除15世纪和17世纪曾出现阶段性改善外，尤其是1700年以后，长三角农业并没有呈现持续、稳定的生产率增长。这意味着，长三角后期农业和经济的诸多变化，更多依赖于投入增加、经营强化和资源挤压，而非建立在长期效率进步之上。农业经营更精细、市场体系更发达、家庭纺织更活跃、区域分工更深化，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但若这些变化没有转化为持续的人均收入增长和效率提升，就不能直接等同于现代增长的开启。

在“大分流”究竟发生于何时这一关键问题上，论文没有沿用最常见的日工资比较方法，而是采用更适合长期比较的两条路径：一是估算代表性农村家庭年收入，二是对长三角人均GDP进行区间估计。研究发现，从农户年收入来看，长三角农村家庭的长期收入并未显著提升，甚至总体有所下降。尽管家庭纺织收入增加，“男耕女织”式家庭分工进一步强化，但这些新增收入并不足以抵消人均农业产出下降所带来的压力。与英国比较，双方收入轨迹真正出现稳定分叉的时间，大致在17世纪后期，即1670年至1700年前后。

如果进一步从人均GDP估计来看，结论也基本一致。论文认为，1700年以后，长三角人均GDP几乎可以确定已经落后于欧洲前沿经济体；但在更早时期，这种差距尚未完全固定。由此，这项研究既不支持“中西差距很早便已不可逆转”的传统叙述，也不支持“直到18世纪末甚至19世纪才出现明显分流”的乐观判断，而是提出了更稳健的中间结论：真正具有持续性和趋势性的“大分流”，很可能发生在17世纪后期。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重新定位“大分流”的时间，更在于清晰区分了两个常被混同的概念：总量繁荣并不等于现代增长，商业化也不必然带来生产率革命。长三角无疑长期是中国最具活力、最富发展水平的区域之一，但这种发达更像是一种前现代条件下的高强度扩张。它能够扩大总量、推动商业繁荣、深化区域分工，却难以真正摆脱人均资源趋紧和生产率提升不足的约束。也正因如此，17世纪后期或许比18世纪末乃至19世纪，更值得被视为中国与欧洲经济长期分岔真正形成的关键转折点。

文献来源：Zhai, R. (2026). Agricultural Growth in the Yangzi Delta: 1393–1953.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01763.

轮值主编：胡思捷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