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重新评估财富不平等的宏大叙事：来自考古学证据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978 篇推送

（图片来源于AI）

长期以来，关于财富不平等的普遍观点带有强烈的决定论色彩。人们通常认为，定居农业的出现、人口的增长以及社会阶层的复杂化，必然会导致经济不平等。这种观点假定，随着人口增加，资源会日益紧张并引发阶层分化，导致不平等的加剧呈现出一种线性的、不可逆转的趋势。

然而，Feinman等人在2025年发表于PNAS的文章，利用跨越全球的考古数据，对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该研究分析了全球1176个遗址中超过4.7万座房屋的庞大数据库。结果显示，政治复杂度的提升和人口增长确实增加了不平等加剧的风险，但它们并不会机械地决定最终的财富差距程度。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下，治理制度的差异也是影响家庭财富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得以体现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

方法与策略

以往对不平等历史的研究，大多依赖于殖民时期或较近时期的比较研究，以及以欧洲为主的历史记录。依赖文字记录的研究往往选取自上而下的视角，且由于时间覆盖有限、资料零散，难以在全球范围和长时段内进行系统性的比较。为了克服这一局限，近年来考古学界将研究视角从寺庙和陵墓转向了普通人的居住环境。

在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中，房屋都是家庭物质财富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持久的财富，可以在有条件的社会中实现跨代传递。因此，房屋面积的差异构成衡量社群内部财富差距的一个关键维度。该研究以遗址为单位，通过计算各地房屋面积分布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s），建立了一个用于比较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经济不平等程度的统一标准。

为了减少小样本带来的误差，研究团队在包含1176个遗址的总样本之外，进一步构建了两个子样本进行比较分析：一个是顶点遗址（apex sites），其包含了717个遗址和29916座房屋。这个数据集覆盖了政治体系中排名最高的聚落。另一个是拥有至少50个可靠房屋样本的H50子集（包含176个遗址和33180座房屋）。

二

对宏大叙事进行实证评估

过去的理论观点认为，随着人口规模扩大和政治复杂度的提高，社会分工加深并伴随阶层分化，从而被认为会推动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另一种普遍的假设是，不平等的下降主要发生在大规模政治崩溃等灾难性事件之后。本文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数据分析显示，政体层级数量（代表政治复杂度）和人口规模与基尼系数之间确实存在弱正相关关系（参见图1和图2）。随着社会层级达到三个或以上，或者随着人口规模的大幅增长，基尼系数的浮动范围扩大，出现了极高程度的不平等案例。

然而，规模的扩大并未导致所有社会的基尼系数普遍上升。在许多人口庞大、层级复杂的政体中，依然维持着相对较低的财富差异。此外，政治崩溃对不平等的影响并不一致：例如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英格兰不平等下降，而特奥蒂瓦坎衰落后不平等反而上升。

图1 政体层级数量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

图2 人口规模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

该研究观察了亚洲、欧洲、中美洲等五个主要大区的历史趋势，发现农业的出现、潜在农业剩余的积累，甚至是早期城市中心的建立，都没有立刻在社会内部引发大范围的严重不平等。在西亚，不平等程度的最大增幅发生在最早的城市出现（约公元前3500年）之后很久。在中美洲，不平等的急剧上升同样发生在早期城市出现（约公元前500年）的几个世纪之后。在北美，卡霍基亚（Cahokia）周边较高程度的不平等直到公元1000年左右才出现，远远晚于当地植物驯化的时间。这意味着，社会规模和人口的增长只是为不平等创造了更大的潜在空间，但这种潜力并未必然被立即或机械地转化为现实中的不平等。

三

决定分配格局的重要维度：

治理模式

既然规模和人口不能完全解释不平等的变异，那么其他关键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文章提出，权力集中程度，即社会的治理模式（Governance），是决定财富分配格局的另一块重要拼图。

研究者根据考古证据（政治经济、领导力和建筑形式），将各个社会的治理模式划分为专制(autocratic)和集体/民主(collective/democratic)两个极点。为了更准确地衡量权力集中带来的影响，研究构建了一个复合变量——层级影响力(Hierarchical Clout)，它将政体的层级数量与专制程度结合在一起。

实证结果清晰地表明（参见图3），具有高层级影响力的政体（即在多层级复杂政体中实行专制统治）展现出了最高的基尼系数。在具有三个以上层级的复杂政体中，高度不平等的中心城市（基尼系数大于0.75）主要出现在西亚（如亚述、巴比伦）、南美洲（如钱钱古城）和欧洲（如克诺索斯）。相反，采取集体治理模式的中心城市（如希腊的雅典、美洲的特奥蒂瓦坎、南亚的摩亨佐-达罗），即使规模庞大，其基尼系数也稳定在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财富的高度集中。

图3 层级影响力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治理模式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分配差异？研究指出，这与政体维系自身运作所依赖的基础有关。当专制政体掌握了金属或大型畜群等外部资源时，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统治阶层更有可能通过对这些可积累资源的控制来强化权力。这些资源降低了贸易距离的阻碍，使统治者无需过度依赖底层劳动力的自愿合作，从而在缺乏制度制衡的情况下加剧了两极分化。

而在集体治理的政体中，情况则截然不同。这类政体的运作、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国家机器的维持，高度依赖大量民众（主要是下层民众）的劳动参与。由于必须通过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吸引和维持庞大的劳动力，这种对公共利益的投入和对劳动力的依赖，在客观上构成了财富向下分配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财富的过度集中。

四

结 论

本文通过对全球考古数据的大规模分析，挑战了将不平等视为社会发展自然副产品的观点。研究表明，人类社会中不平等的历史演变并非单一、线性或普遍一致的过程，而是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社会规模的扩大确实带来了产生更大不平等的风险，但人类通过构建不同的治理机制，能够对这种风险进行调节。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完全可以通过集体参与的制度设计来有效约束财富的过度集中。

这一历史结论提醒我们，面对现今的经济不平等，将其完全归因于经济增长或人口规模等客观规律是不充分的；要理解不平等的形成与表现，还因将制度安排与治理模式纳入分析框架之中。

文献来源：Feinman, G. M., et al. (2025). Assessing grand narratives of economic inequality across time. PNAS, 122(16), e2400698121.

原文链接：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量化历史研究”公众号由陈志武（香港大学郑裕彤基金讲席教授、原耶鲁大学教授）及其团队——林展（中国人民大学）、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何石军（武汉大学）、胡思捷（香港大学）、彭雪梅（中山大学）等人负责。向学界和业界朋友，定期推送量化历史研究经典、前沿文献。同时作为“量化历史讲习班”信息交流平台。喜欢我们的朋友请搜寻公众号：QuantitativeHistory，或扫描下面二维码关注。

轮值主编：胡思捷 责任编辑：彭雪梅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