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产权、财政能力与社会能力:太平天国运动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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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历史研究】产权、财政能力与社会能力:太平天国运动的长期影响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战争如何影响国家的长期发展?既有研究多关注战争与冲突的短期经济后果,其持久影响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发生于清朝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仅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关键转折点,为理解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提供了视角。2026年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的一项研究中,Weizheng Lai、Lixin Colin Xu和Li Yang三位学者探讨了太平天国运动如何通过影响产权、财政能力和社会能力,在长期内塑造了地区间的发展差异。

历史背景与假说

1850—1864年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仅造成巨大人口损失,也引发了深刻的制度变革。首先,战争期间形成了不同的土地产权结构。早期占领江西、湖北、安徽等地时,太平天国主要依靠掠夺、没收而非征税来筹措军费。随着地契散失、抗租运动兴起,地权逐渐模糊,削弱了农民开垦和改良土地的激励。相比之下,1860年后占领江苏、浙江等地时,太平天国推行土地登记,并直接向佃农征税,使佃农在事实上拥有地权。相较于早期占领地区,后期占领地区产权界定更清晰,闲置土地应该更少,因而战后人口恢复更快、长期发展表现更佳(土地产权假说)。

其次,太平天国推动了清政府财政制度改革。由于难以独立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转而依赖地方官员和士绅组建民兵,并形成了以厘金为核心的地方融资机制。厘金增强了地方财政能力,也通过对商业和制造业征税,强化了地方政府支持现代经济部门的激励。因此,太平天国地区,尤其是士绅势力较强、现代部门基础更好的地区,应具有更强的财政能力(厘金收入)和更好的长期发展(财政能力假说)。

最后,太平天国还带来了地方社会变革。战争期间,清政府被迫赋予地方精英更大权力,由其组织民兵、筹措厘金并主导战后重建。在此过程中,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形成了更紧密的联系,推动了慈善组织发展和社会资本积累。这类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普遍信任、集体行动能力和公民参与,并可能通过代际传承长期存续。因此,太平天国地区的慈善组织更多、社会资本更强,应实现更好的长期发展(社会变革假说),且具有更强的社会凝聚力(社会凝聚力与公民参与假说)。

图1 核心假设说明

数据与方法

本文以1820年清朝行政区划下的266个府为样本,其中55个府曾处于太平天国政权治下,构成处理组;其余211个府未受其统治,作为控制组。进一步地,处理组又区分为37个早期占领府和18个晚期占领府。基于此,本文探讨了是否经历太平天国统治,以及早期或晚期太平天国统治对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

图2 1851—1864年太平天国地区分布图

首先,本文构建了1820—2000年间七个时点的府级人口数据,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太平天国运动对人口的长期影响。之后,为了探究长期社会经济影响,本文用太平天国统治经历来解释一系列近现代发展结果,包括1858—1937年的工业企业数量、1933年的工业产出、1982年人均农业和工业产值、中学毕业生占比与识字率、200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2010年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最后,为了阐明太平天国长期效应的作用机制,本文通过考察太平天国统治对1915年县级闲置土地占比、1869—1925年省级厘金收入和1820—1941年府级慈善组织的影响,检验了产权、财政能力与社会能力三项假说。

本文采用了多种方法来确保实证结果可信:根据战争前特征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使双重差分模型的处理组与控制组更加平衡;考虑到太平军早期沿长江东进、以江宁(今南京)为基地扩张的军事战略使东部地区更易受其统治,本文选取府治所在地经度作为太平天国经历的工具变量;通过空间自回归模型解决空间自相关问题;通过增加控制变量、调整样本范围等方法来排除其他历史事件、短暂占领经历、空间溢出效应和省份异质性的干扰。

主要结论

首先,太平天国运动改变了地区人口长期增长路径。相较于非太平天国地区,太平天国统治地区出现了持续的人口增长劣势。

图3 太平天国与非太平天国地区的长期人口变化

其次,太平天国地区在长期中具有更好的发展表现。尤其相较于早期占领地区,后期占领地区在工业企业数量、工业产出、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等指标上表现更优。此外,太平天国统治地区在当代表现出更强的社会凝聚力与公民参与。

最后,实证结果支持产权、财政能力和社会能力三项假说,为太平天国的长期效应提供了解释机制。具体而言,太平天国后期占领地区闲置土地更少、人口恢复更快,说明更清晰的土地产权有利于战后发展。太平天国地区的厘金收入持续更高,表明战争增强了地方财政能力。慈善组织增长主要出现在后期占领地区,说明战争促进了社会资本积累,强化了社会能力。

结 语

在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脉络中,太平天国运动不仅是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更是财政分权与地方社会变革的重要节点。本文的发现表明,中国近现代发展并非单纯取决于国家能力提升,也深受产权安排、地方财政与社会能力的共同塑造。

轮值主编:胡思捷 责任编辑:彭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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