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冬阳 | 回应市场经济时代之问的范式创新——读《繁荣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

▲《量化历史研究（第八辑）》封面

回应市场经济时代之问的范式创新——读《繁荣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

作者 | 罗冬阳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朝代周期性更迭是中国历史引人注目的现象，历史研究也多以王朝为断代，画地为牢，很难瞻前又顾后，让读者颇有见树木、见峰峦而不见森林和山脉的感觉。而跨朝代的长时段研究，则又过于抽象，似乎历朝历代只是同一社会构造的简单循环，忽略了跨朝代的变动、变迁以及相应的合理评估。历史研究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本解释传统。不管是利用历史语汇研究典章名物、思想观念、庙堂与田园的古典乾嘉考据，还是注重概念塑造以建构文本叙述、解释模式和命题判断的现代历史与逻辑一致的研究，往往偏重甚至仅仅依靠解读文本得出的定性描述，而缺乏定量分析，无法清晰或相对清晰地判定历史现象的新与旧，造成“幼女怀胎”“转型无时不在”或者难以明确证明诸问题。

当然，历史学和相关学科的进步，一直不断地尝试，力图发扬历史研究的好传统而克服其短板。在这些尝试中，刘光临先生的汉译新著《繁荣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下文简称《繁荣与衰退》，李春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7月第1版），无疑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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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市场经济跨朝代比较研究的综合框架

跨朝代比较研究是建立历史解释无法避免的工作。不论是五形态历史解释模式、还是唐宋变革论等等，抑或势头正旺的帝制农商社会说，都离不开跨朝代的比较研究甚至跨国比较研究。但比较是否有效，则在于所建构的比较框架能否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能否将不同时代有比较意义的诸共通因素提取出来，并阐明诸因素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构建起解释模型。第二，提取的诸因素是否具有可以量度的经验实证指向。

从有效比较的第一个条件来看，《繁荣与衰退》提出了一个“综合性框架来界定、描述具体经济系统的效率，从而使市场经济与管制经济的比较成为可能”。（第48-49页）根据本人的理解，虽然作者突出强调了综合性框架建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的贡献，但从学理层面着眼，作者的首要贡献是不露痕迹地将经济学的理论与中国经济史研究融合了起来，将经济增长描述为人口增长、市场扩张与市场取向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市场取向国家，原文表述为“国家政权的规模和高度发展水平”，并且解释说：“这里的‘高度发展水平’指的是沿着熊彼特路径向税收国家转变的程度。”（第8页）所谓“熊彼特路径”即是熊彼特在《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所表述的领地国家如何向税收国家转变的过程。该文用德文发表于1918年。1954年被翻译成英文，收入《资本主义经济学及其社会学》（理查德·斯威德伯格，2017）。该文在大陆的英文中译本，由刘守刚、刘志广合作完成，收入《税收哲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的附录（哈罗德·M·格罗夫斯、唐纳德·J·柯伦，2018，第180-221页）。如何理解这篇发表于一百多年前文章的丰富意涵，存在不同看法，而作者在书中又并未引用原文或者用自己的语言清晰表述熊彼特路径和税收国家的定义。结合书中的用例和语境，笔者认为，可以用市场取向的国家来表达“沿着熊彼特路径向税收国家转变”的含义，即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工商税收等间接税，国家的财政、经济、产权制度和政策鼓励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亦即市场经济，推进有利于市场交换的基础设施建设、货币供给等等。

国家经济体制取向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塑造运动，并且只有市场取向的国家才能够保障人们自利的动机充当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从而避免经济危机，保持持续的繁荣。这一原理，熊彼特在《税收国家的危机》中已有清晰说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以西班牙国与英国的史例，再次生动证明了这一原理（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1999）。如今，这一原理为奥派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反复证明，已成为常识。而早在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被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经济史上的市场经济相关研究，也颇有成绩。

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觉察到了市场经济体制保障社会经济持续繁荣的优势。他有一段读书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得出“善者因之”的判断，其最重要的依据无疑在于西汉前期黄老之治与汉武帝有为管制政策之间社会经济成效的优劣显著。

司马迁之后，不乏经济政策的论争，如《盐铁论》所反映的汉昭帝时经济政策分歧，唐宋人文集中有关经济政策的条陈等等，但从原理上严肃论证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汉文文献，却难得一见。直到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方才设想建立起基于维护人各得其私、人各得其利的“天下之公法”的公权力，作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保障，并且以“工商皆本”作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

司马迁和黄宗羲之间隔越了17个世纪的久远时间距离，这大概与帝制时代经济发展的起落以及长期趋势有关。如果观察该时代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口——的长期趋势（路遇、滕泽之，2000），会发现从秦汉到五代，有两个人口周期:秦汉、三国至五代，两周期的波峰基本一致（西汉鼎盛为6千万，唐朝盛世约为7千万），也就说以人口为指标的生产力水平，自秦到五代虽然有涨落，但基本是横爬的。宋以后，人口出现了长期增长趋势，即使元末明初谷底，其人口规模也在6千万左右。而经济体制也是在两周期之交出现了长达5个世纪的去货币化回归，直到人口规模再次达峰后，出现了向货币经济的转变，构成“唐宋变革”重要的特征。宋代以后，虽然也有明初向管制经济的再度回归，但持续的时间只有三国到唐中叶的四分之一。这也印证了农业社会里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和变化最基础因素的看法。黄宗羲在一千七百年后对司马迁的呼应，可以看作中国传统经济在人口站稳6千万台阶且维持长期增长趋势后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所以，不论当代学术趋向，还是两千余年来中国历史发展趋势，都要求当下学者面向中国的本土经验，认真思考市场经济何以可能、何以较优诸问题。这当是中国经济史学的时代之问。《繁荣与衰退》对这一时代之问，首先是以范式创新予以回应。正如书名所示，该书所关心的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与衰退问题，而切入的视角则是市场经济这一范式。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繁荣与衰退问题，其实在资本主义萌芽、商品货币经济、商人与资本、区域经济等等问题中被研究过。而指导这些问题研究的范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

借用黄宗智（1993）的说法，第一种可以称为商品经济范式，又被称为斯密型动力。这是支配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范式。其基本模式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分工和交换的发展，会推动人类经济和历史从低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不断发展。如果以封闭的文明为单位，则可以发现，这一模式所描述的社会线性发展规律，只有英美文明才符合，其他文明都不符合。这一范式显然缺乏普遍的适用性，不能成为普适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其实也不能真正解释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

第二种可称为技术决定论范式，其表现形式，古老一些的是马尔萨斯陷阱，现代化的则是库兹涅茨型增长。这一范式强调了技术变革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前者将食物生产能力增长低于人口增长率视为农业社会的普遍规律，而将技术变革视为外生变量。而后者则强调了工业革命关键技术突破来自用高效利用化学能的蒸汽机替代低效利用自然能的水力磨、生物能的人力和畜力，而这种能源关键技术的突破即使在欧洲历史上也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关键技术变革也是偶发的（李伯重，2001）。从基本范式看，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这一范式的基本问题是将人口压力视为技术创新的阻力。其实不论博斯鲁普（又译波塞拉普）对人口增长不断驱动以集约化的方式推动农业增长的论证，还是斯波义信、李伯重的江南农业研究等成果，都展现了人口压力条件下，农业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

第三种则可称为中心边缘范式，也就是施坚雅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将成本收益的市场经济原则在经济空间（地理）上呈现出来。但截至目前，这一模式在经济史的具体研究中很大程度上仍是假说，而对于历时性变化的解释也存在互相矛盾的地方，如跨朝代考察时就出现了宋代之后城市化更加成熟与城市化率降低的悖论。

《繁荣与衰退》所提供的市场经济综合性框架，创造性地解决了既有研究中的纷繁矛盾，系统整合了中外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框架也是宏观经济研究方法。正如作者所说：“这一方法的前提假设是，市场是促进前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升的内生变量。”（第67页）为了避免望文生义，对作者所使用“市场”一词的含义，仍有必要稍加申述。在这里，市场不仅指有形和无形的商品、要素、服务交易场所和制度，更重要的是指市场取向的国家，亦即市场经济体制。该体制的总原则是保障人们的自利动机能够充当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包括私有产权、迁徙和择业自由的保护，满足市场需求的货币制度和货币供给，鼓励生产和技术革新的税制等等。既有的三种范式，并未明确地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分析和描述框架。从经济学理论讲，将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市场纳入经济分析和描述框架的内生变量并不是作者的首创，但应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却无疑是首屈一指的，这使得诸如宋明之间严谨系统的跨朝代比较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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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时段变迁的量化分析和描述

跨朝代有效比较的第二个条件是比较框架中所提取的诸因素是否具有可以量度的经验实证指向。

傅斯年曾说：“史学只是史料学。”此语中的“史料”并非狭义的文本史料，而是包括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在内、经过严谨科学方法处理而可以作为史学解释依据的广义史料（桑兵，2007）。先贤如此表达，突出强调了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学术史上，凡是重大新史料——其显著者，如甲骨文、秦汉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的发现或运用，都极大地促进并改变了史学研究的面貌。这些都可归类为直接的文本史料。而由于研究方法的进步，同样拓宽了史料范畴，扩充了获取直接和间接史料的渠道，考古学是其尤为突出者。近些年来，量化研究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了史学研究中，尽管仍然不尽如人意，但对史学研究的推进作用是确凿无疑的，

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较早做系统量化研究的，当属全汉昇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唐宋到明清时期的系列物价研究（王业键，1996）。而系统地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量化方法研究货币史的，当属彭信威。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的《中国货币史》，尽可能搜集、发掘有关货币铸造、发行数量、诸种货币间比价、以粮价为主的物价等量化史料。稍后有何炳棣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英文初版于1959年，名《中国人口史论》）和《明清史社会史论》（英文初版于1962年）相继问世（何炳棣，2000，2013）。前者揭示了明清时期人口数据的性质和如何审慎利用的方法，而后者则运用统计学方法，系统挖掘数据，揭示明清科举考试与纵向社会流动水平的关系。同期有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1959年完稿，原计划1965年底出版，后因故延迟至1980年），系统搜集整理了自西汉到清末正史、政书、方志等近300部典籍所记录的有关数据（梁方仲，1980）。明清以来，耕地与农业方面的计量研究，当首推美国学者珀金斯（1984）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英文初版在1969年）。九十年代，李伯重（1990,1998）在江南农业史研究上，尤其是亩产量、赋税负担方面的计量研究，发前人所未发。人口史方面，新旧世纪之交，葛剑雄（2000）《中国人口史》是集大成的著作，全面系统挖掘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人口数据。

刘光临的新著，在前人研究——尤其是计量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珀金斯在农业史研究中业已证明有效的经济统计方法，系统处理了公元11世纪到16世纪500年之间反映中国经济体市场经济运作状况的各项数据。数据处理的成果集中体现在该书的八个附录（A-H的57表+1表）和正文八章4图、69表（共计4图、127表）。“每篇附录就一个特定议题列出对应的宋、明经济数据”。（第201页）包括三大议题八组数据。第一大议题三组数据，用以描述、量度和评估农业生产力的变化，包括人口（表A-1～3）、土地和农业产量表（表D-1～10-b）、明初强制移民和军屯（表H-1～8）。第二大议题三组数据，用以描述、量度和评估商业化程度（即货币经济或市场经济水平）、国内市场规模和结构变化，包括米价指数（表B-1）、铸币量（表B-2～3）、运河和水运网及人口密度和商税额（表C-1～9）、国内市场的主要商品（表G-1～16）。第三大议题二组数据，用于描述、量度和评估国民收入的变化，包括实际工资（E-1～2）和国民收入（F-1～4）。

附录为正文的比较分析和描述提供基础数据，而正文中的各表则适应描述和分析的要求进一步细致化。如第三章中的表3-1提供了明初徽州土地交易中所使用货币、地价和交易规模数据，补充了表B（即附录B中的表，全文同）数据未能反映的更细致的信息。表B-2～3只提供了北宋的铸币数量，而表3-4、表3-5则提供了16世纪中叶到明清之际的进口白银的估算量和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唐宋明清各朝货币存量的长期变化。表C-1提供了1077年开封周围区域内水网数据、表C-2提供了1078年宋朝核心区的人口密度数据、表C-3～9提供1077年宋朝7个因水路便利而相连的城镇集群的商税额。第四章中的5个表，则分别呈现了1077年宋朝12条主要水道与城市化、商税额的正相关关系（表4-1），商税额最高的28个城市各自的商税额、总额及占比（表4-2），与唐代及陆运相比，宋代水运发到所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表4-3）、以开封为中心水运网络所支撑的全国性市场联动（表4-4）和经济的区域均衡发展（表4-5）。

《繁荣和衰退》由三大议题总计4图、127表所提供的数据，将比较研究宋代市场经济和明初管制经济的综合性分析和描述框架所涉及的诸因素变换成了具有经验实证指向且可以度量的指标（变量）和赋值系统，称得上近年推动我国史学量化发展的力作。正如作者所说：“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宋代经济数据进行了初步而系统的处理。”（第310页）作者提到的“宋代经济数据”主要是指北宋人毕仲衍于宋神宗元丰元年到三年间（1708-1780）奉命编纂的一部政典，共125门，现存31门，其中“户口、两税、田地、商税、盐税、酒税、坑冶、诸路进奉、水利田、职田、常平、免役、坊场、河渡、在京和诸路收入、课利、漕运、造沿、钱监、市舶、御厨、折博务、大礼赏赐、公使钱等门类，均有详细的、相对完整的数据，是《宋史·食货志》、《玉海》等文献所无与伦比的，是研究宋代经济史（尤其是农业、商业、矿业、金融业、造船业和财政等部门经济）极其珍贵的资料”（马玉臣，2007，第50页）。这一珍贵资料早已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被广泛引用。但由于分散于各书中，系统利用极为困难。2007年，马玉臣将散见于文集、《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玉海》、《永乐大典》诸文献中的有关篇章、段落考辨、汇集起来，为系统利用提供了便利。《繁荣与衰退》是首次对现存《中书备对》所记熙宁年间经济和财政数据做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揭示了11世纪宋代发达的市场经济。这也再次验证了“史学只是史料学”。

当然，数据化的史料是对文本史料的深度挖掘，除了定量化、精准化之外，能获得文本分析不能直接提供的信息。如对北宋水运系统的数据重建，堪称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突破了学界对漕运与帝制后期中国经济关系的既有认知。

冀朝鼎在其所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他做了这样的定义：“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冀朝鼎，1981，第8页）他进一步说“[在分散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冀朝鼎，1981，第10页）因此掌控、维护与发展基本经济区成为历代最重要的经济政策。而水利事业的发展则是掌控、维护与发展基本经济区经济政策的最基本内容。

冀朝鼎的主张堪称经典，成为学界对运河的基本共识。运河和漕运无疑是隋唐以后最重要的水利设施。在学界的共识中，运河就是朝廷从经济发达之区汲取财政资源的管道（马俊亚，2011，第55-61页）。当然，明清运河与隋唐宋运河在空间布局上的不同是众所周知的，但作为朝廷汲取财政资源管道的基本功能，则并不认为存在差异。《繁荣与衰退》通过对11世纪遗留下来的宋代数据做系统分析后，证明北宋运河所发挥的社会经济作用，既不同于明清，也不同于隋唐。隋唐时期，由于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地区尚未得到大规模开发，运河的社会经济影响尚不明显。而在两宋之际黄河南流夺淮入海以及战争的破坏造成了华北水运网的衰落，在此之后复兴取直的明清运河，不仅里程缩短，更重要的是再也无法支撑起北宋一样的庞大市场网络。北宋时期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新的经济腹地后，以开封为首都的北宋国家注重运河系统的建设和维护，作者首次系统分析了这一水运系统三方面的进步：航运能力大幅提高、运输成本大幅下降、通航总里程大幅增加。又具体描述了由运河联结起来的北宋内路水道网的12条水道的里程、沿线城镇数量、商税额及占比，首次证明了11世纪70年代“全国性市场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第161页）在水运网支撑的全国性市场中，开封作为国家交通枢纽，其首屈一指的商税收入，首先缘于其全国市场的战略地位，其次才是自身的城市消费，而大开封区也只是三大贸易区域（另外两个是四川境内长江干游流域、钱塘江及江南-浙东运河联通的长江下游流域）之一，南北方发展水平相对平衡，这主要得益于以开封为枢纽的水运网络从四面八方把全国的内陆水道城市联通了起来，使得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大于行政权力的作用。这个特征，与明清时期的漕运很不一样。明清时期的漕运更多地充当了行政权力分配资源的工具，多有北京粮价与漕粮贡纳地粮价倒挂的现象（倪玉平，2005，第492页；杨泉，2023，第100页）。而北宋江南运往开封的漕粮往往采取市场采购的方式，反映到粮价上便是开封粮价与全国粮价的同向联动。

再如对明代存量宋钱的估算，由于国内文献和考古发掘相关数据的缺乏，考虑到中国铜钱流通遍及东亚诸国，作者根据日本考古发掘中呈现的明钱与宋钱的比例加以适当调整后，用以估计明朝的比例，从而估算出明代的宋钱存量规模，堪称巧妙绝伦。

数据质量对建立于其上的分析、描述和解释的可信度有着关键影响。由于数据的量和质在各领域分布并不均衡，该书中各议题所涉及数据的质量也是不均衡的。如最有争议的士兵实际工资并据之估算的人均收入和国民总收入，由于折算(市场不发达时，实物折算为货币面临失实的风险)和样本代表性不足（如市场经济不发达时，雇佣劳动不仅占比低而且收入低），被认为与历史实际相距甚远。但是，作者在难以获取质量更好数据的情况下所做的估算对于比较宋明（初）经济体制优劣不仅有意义，而且趋势上的估计符合历史实际。这是因为，一方面，“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一个主要劳动者行业收入水平的变化足可以反映出劳动者一般收入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相关数据的互证——亦即多方面数据所形成的数据链条——降低了单行业收入估算失真的风险。作者在士兵工资之外，也估算了宋与明清之间体例劳动者、工匠、文吏和差人工资收入的变化以及国家从土地收入中征取赋税的比例，呈现的趋势都一致的。

还有作者在论证北宋代长江下游地区市场发展与大地主土地兼并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时，作为依据的主户和客户数据中的客户指标仍然沿用国内学术界将客户等同于无地户的习惯，而实际上客户不一定是无地户，其数量的多寡，反映的是国家深入社会能力的差异。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影响作者已经作出的判断。因为作者判断适用的地区是长江下游地区，而这一地区各州县国家深入社会的能力可以看作是均一的。同时，作者已经意识到了国家深入社会能力在不同地区的差异给客户统计数字带来的影响。如该书指出长江中上游地区各路客户占比高，与当地人口密度低、“依旧生活着非汉族群”，“地主对佃户及其家庭采取某种直接人身控制的做法”有关。（第207页）

另一个争议点是对集约型农业出现时间的看法。传统看法认为集约型农作技术只有到了13世纪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在长江三角洲低地平原得到广泛应用（见《万志英书评》，该书第611页），而该书则认为北宋已经出现。其实这个看法的不同，不涉及判断的对与错，而只是定义的差异。作者认为北宋的苏州地区出现了集约型农业，依据是它达到了三个标准：人口密度迅速提高、粮食市场因城市化和水运的发展而开放、投资和技术创新加速。此外还有人均、亩均的农产量都很高。（第242页）其实，这是农业生产力的全要素扩张。而传统集约农业的定义是在单位耕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密集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技术。在北宋，长江下游三角洲低乡的土地开发尚不充分，远未达到传统集约农业定义运用的条件。

学术研究存在不同看法和争议是正常现象，因为这正是学术进步的方式。在笔者看来，该书更值得瞩目的地方在于以市场经济范式做跨朝代比较研究，开拓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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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经济史学对市场研究已有不少积累，也不乏长时段的研究。但根据市场经济范式做跨朝代的比较研究，以论证经济体制的优劣（对社会经济、国民福利的影响），在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繁荣与衰退》毫无疑问是首创。万志英对这一首创的方法论表示质疑。疑点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数据的可靠性问题，已在本文第二部分做了评述。第二个是该书将王安石时期有着大量政府干预的宋朝经济体制称为市场经济是否名符其实。（第611页）

之所以有第二个质疑，明显与质疑者对何谓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将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符合市场经济是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的定义。与此相对应，管制经济即是由政府命令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在当今学者的共识中，管制经济是被否定的，而市场经济是被肯定的。简单讲，其理由有两个。一个是人权至上的价值判断，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能够最大限度地符合人们的自由意愿。另一个是技术判断，即只有自由的市场交易才能够持续地推动提高经济效率的分工和技术进步。现代经济学描述市场经济，往往从寓言讲起，即孤身一人的鲁滨逊在荒岛上遇到同样孤身一人的星期五，对双方而言，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行为不是消灭对方，而是合作求生，因此而阐明完全市场经济一大重要前提：市场主体间的平等地位、自由的人身权、私有产权和自愿的互补合作（交易）。另一大重要前提则是交易成本为零，即没有信息搜寻、契约达成和履行的成本。但是，这只是为了方便分析的理论上的抽象，古今中外并不存在纯粹的完全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各国各民族经济史上市场经济的前提既有自发形成的，也有政府提供的，而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则主要是政府提供的，在各经济体的实际中市场和政府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简单地以政府是否干预资源配置为市场经济属性的判断标准，就很容易忽视经济史上的差异与变动。

历史学的方法强调历史地看问题。就市场经济而言，不同的历史时期既有共同的特性，也有不同的发展水平。至于判断政府干预与经济体制的性质，当区分干预方式是逆市场的还是顺市场的，还有干预的深度和广度。宋代虽然也存在官田（国有土地），也能找到民田国有化的事例，但总体而言，政府保护土地私有权和土地的自由交易，元丰年间官田仅占在籍垦地的1.4%（漆侠，1987，第297页）。政府也干预工商业的经营，对盐、茶等大宗产品往往实行管榷，但大的趋势是运销环节向私商开放。而运河和水运系统的维护，则可视作宋朝政府所提供的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对宋代财政与经济政策的介绍，除了足以判断其市场经济体制性质的必要文字外，《繁荣与衰退》确实没有详细讨论，这与其独特的问题意识以及相应的数据论证方式有关。其问题意识是宋明市场经济体制和管制经济体制的比较，而主要数据则以基准年的形式系统覆盖了11世纪宋代市场经济和14世纪明初管制经济。统计学上的基准年，形象些说，就是典型横断面分析，再辅之以基准年之间珍贵却不那么系统的数据，从而尽量准确而精细地描绘出两种经济体制的面貌。至于性质判断，各数据本身已是定性（定义）和定量的结合，而具有确定时空和特定结构的数据群组，则构成系统的定量判断，较单纯的文字定性描述而言，更有利于克服主观片面的看法。无疑，11世纪农业经济时代宋朝的市场经济水平距离现代经济学的标准尚有遥远的距离，但历史地看问题，国家顺市场的干预，在中西历史上，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有过积极作用。历史地看问题，《繁荣与衰退》独特的问题意识、论证方式都值得肯定的。

不仅如此，《繁荣与衰退》对宋明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的跨朝代比较研究，实际上已经开辟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提出宋代近世说以来，不论该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阴谋，当学术界取其合理内核，发展为唐宋变革论之后，就已经成为不能不严肃对待的学术问题，而探讨唐宋变革的后续走向也就是必然的题中之义。高寿仙（2023）对此进行了综合性的评述。1952年，梁方仲曾提出“洪武型的封建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黄仁宇提出了“洪武型财政”的概念，并进而认为洪武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制度是向后看的。而比梁方仲稍晚的1959年，王毓铨提出了“配户当差”的理论，以描述并判断明代经济制度的特质。无论如何，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洪武体制的落后性质，而且这一判断显然是从比较视野得出的，只是比较的框架和另一方都未显性化，使得这些富有启发性的看法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未能成长为扎实系统的研究成果。更有意思的是，八九十年代国内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仍在津津乐道洪武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将老一辈学者的这些看法放在一边。新世纪以来，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国内学者开始讨论元明连续还是断裂的问题（李新峰，2010）。

在国际学术界，情况稍好，做了不少将宋明统合起来研究的尝试，但仍然无法厘清唐宋变革与其后朝代走向的关联。在社会经济层面，将宋明统合起来的思考，大致有可以归纳出两种模式。一是施坚雅的“宏观区域市场体系理论”，一是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模式。限于当时学术界的整体研究状况，前者大体上属于假说，而且未将量度市场结构和发展水平的主要商品交易量变动、水运发展、货币存量等变量纳入考察。继施坚雅之后，郝若贝虽然尝试更为具体而系统地描述和解释8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各宏观区域的周期性变化，但也几乎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施坚雅的跨朝代考察就出现了宋代之后城市化更加成熟与城市化率降低的悖论。伊懋可的模式则仍在马尔萨斯“农业生产力决定论”的延长线上，将人口压力视为技术创新的阻力，与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的实证研究都不符合。

之所以如此，当与缺乏严谨系统的跨朝代度量度方法有关。《繁荣与衰退》提供了综合框架和量化度量的方法，使得宋代和明初的社会经济绩效变得可以系统量度、比较，并以令人信服证据证明了11世纪宋代市场经济的存在和经济绩效上的优势，而明初洪武体制下，不论国民经济总规模，还是人均生活水平，都较北宋有明显下降。但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从费正清、赖肖尔开始，西方中国史研究主流受内藤假说影响，一向强调从宋代到清代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积累性发展，显然忽略了两宋和元明之间中国社会因为元朝统一而产生的经济衰退和社会断裂，清代社会经济的传统性极有可能是忽必烈开创的‘新’传统包括定都北京的政治框架下北方的长期衰落和南北之间的经济分化，这一课题亟待后来研究者重视。”（第626-627页）

换言之，亟待后来研究者重视的问题包括两个子问题。

第一个是宋明之间的断裂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仅仅是因为元朝统治的影响吗？刘子健（2002）和葛兆光（2004）指出了宋代程朱理学对明清制度的重要影响，那么这一影响在明初是如何实际发生的？与元朝统治的影响又有何关联？

第二个是如何理解明清转型。按照该书的研究，明代市场经济的恢复要迟至16世纪，但是，与11世纪的北宋相比，水平仍然很低。倒是11世纪和18世纪的经济更具有可比性。由于该书的研究侧重在11世纪宋代和16世纪之前明朝的比较，那么16世纪以降到18世纪，具体情况如何？

对探讨以上诸问题，《繁荣与衰退》本身同时已经给出了量化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笔者相信“中国经济学对本国经济史的关注和重视应当被视为该学科走向成熟和自信的重要标志。”（第631页）同时也相信：中国经济史学兼取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长，描述与量化并用，必能厚植经济学的中国本土基础，推进历史学与时俱新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