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之后】1981，枪响之后的18小时（上）

喃喃自语，做点喜欢的事

# 本文为历史知识科普，旨在客观呈现西班牙历史中的关键事件。文章基于多方权威历史资料整理，不涉及任何现实政治立场，亦无意对文中涉及的历史人物进行简单化的道德评判。

选票和子弹

1981年2月23日下午6点20分。马德里，众议院大厦。

天气晴朗干燥，云很少，偶有微风，气温偏凉。门前科尔特斯广场上游人不多，小车和卡车相继驶过圣赫罗尼莫大道。大厦正门的两尊青铜狮子在夕阳下拖出长长的影子，一切如常。

众议院大厦“科尔特斯宫”（Palacio de las Cortes）

大厦内部，议事厅正在举行全体会议。350名议员正在就新首相候选人莱奥波尔多·卡尔沃-索特洛的任命进行第二轮信任投票。辩论刚刚结束，议员们开始按动桌上的表决按钮。国家电视台摄像机正在录制，Cadena SER电台的麦克风开着，直播着现场的嘈杂。

6点20分刚过，议事厅的大门被撞开。

约200名国民警卫队官兵涌入议事厅。他们身着绿色制服，手持冲锋枪。走在最前面的人，戴着国民警卫队标志性的黑色三角帽，右手握着一把手枪。

他是国民警卫队中校安东尼奥·特赫罗。

特赫罗拿着枪在议会

他大步走向讲台，一步跨上去，右手举起手枪。

第一声枪响。

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他向天花板连开数枪。枪声在大理石地面和拱顶之间来回弹射。

“¡Todo el mundo al suelo！”他吼道。“所有人趴下！”

登时，议事厅陷入混乱。

绝大多数议员本能地趴到地上，或躲到座位后面。有人在喊，有人在躲，有人在推搡。在场的摄影师后来录下了最初半小时的画面——镜头晃动着扫过全场，到处是趴倒的人影。

但有几人不同。

副首相曼努埃尔·古铁雷斯·梅利亚多从政府成员席位上站起来。他72岁，陆军中将，佛朗哥时期的军官。

他径直走向讲台，站在特赫罗面前，命令他放下武器、立正归队。

特赫罗的部下拦住了这位老将军。古铁雷斯·梅利亚多没有退后，也没有趴下。他背对着特赫罗的枪口，站在那里。

看守首相阿道弗·苏亚雷兹也站了起来。他49岁，五年前被国王任命为首相，推动了西班牙从佛朗哥独裁向民主的转型。一个月前他刚刚辞职，今天是看守首相，正在等待新首相选出。他站起后没有再趴下，而是坐回自己的座位，正襟端坐。

阿道弗·苏亚雷兹（1932-2014）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66岁，经历过内战，1976年才从流亡中回到西班牙。他没有趴下，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后来被描述为“唯一一个既不是政府成员、却没有趴在地上的议员”。画面中，他在混乱里平静地点了一支烟，手没有颤抖。

加泰罗尼亚前自治政府主席、82岁的何塞普·塔拉德利亚斯，与时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霍尔迪·普约尔，也都在议员席位上。

摄影师还在拍。

特赫罗的部下开始切断通讯。电视信号被掐断。新闻通讯社的摄影师也被迫交出胶卷。但Cadena SER电台的麦克风没有被关闭——它一直开着。

在议事厅外，在议会大厦的走廊里，枪声通过电台传到了西班牙的千家万户。成千上万的人坐在收音机前，听着枪声、喊叫声和那个男人的吼声。这个夜晚后来被称为“晶体管之夜”。

特赫罗站在讲台上，告诉被扣押的议员们：几分钟内，“适当的军事权威”就会到来，宣布成立一个新的政府——当然是军政府。

他在等谁？

议事厅里的时钟继续走动。空气中四处弥漫着焦躁和紧张。

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和苏亚雷兹再次命令叛军放下武器。特赫罗的部下回以辱骂。然后是更多的枪声——冲锋枪集体开火，子弹射向天花板。

硝烟弥漫中，特赫罗还在等。

他挥舞着手枪，相信历史会站在他这一边。

“

西班牙之前，弗朗哥之后

加泰罗尼亚人有一个世代相传的记忆起点。

公元801年，为了抵御从北非一路横扫伊比利亚半岛基督世界的穆斯林大军，法兰克王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东北部——如今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建立了巴塞罗那伯国，作为边疆区。

加泰罗尼亚地理位置

1137年，巴塞罗那伯爵拉蒙·贝伦格尔四世与阿拉贡公主佩德罗尼拉联姻。这场婚姻让巴塞罗那伯国与阿拉贡王国结合为阿拉贡联合王国。它不是征服，是联姻；不是吞并，是结合。

两个实体共用一个君主，但各自保留议会、法律和财政体系。加泰罗尼亚人至今认为，他们与阿拉贡是“平等的合伙人”。

在那段政治岁月里，加泰罗尼亚是当之无愧的王国核心。尽管首都在内陆的萨拉戈萨（阿拉贡地区），但国王长期驻扎在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地区），因为这里能带来税收和海军。

凭借着加泰罗尼亚繁荣的经济和海军的支持下，联合王国征服了西西里、撒丁岛等地，成为了一时纵横地中海的强国。那时的加泰罗尼亚，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和荣耀。

三个多世纪后，另一场联姻改变了这一切。

1469年，阿拉贡王子费迪南与卡斯蒂利亚公主伊莎贝拉结婚。这是现代西班牙的起点。当两王国合并后，政治重心向卡斯蒂利亚倾斜。卡斯蒂利亚是大西洋的门户，是新大陆财富的通道。加泰罗尼亚的地中海贸易地位急剧下降。从“合伙人”变成了“附属品”。这种失落感开始沉积在加泰罗尼亚人的心头，裂隙的起点已经悄然出现。

阿拉贡王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国

1492年，长达十年的格拉纳达战争结束。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国王博阿布迪尔交出城门钥匙，骑马离开阿尔罕布拉宫，在“摩尔人最后的叹息”山隘回望他失去的王国。穆斯林势力从此退出半岛历史舞台，收复失地运动结束。而后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出现了一个完整强大的王国——西班牙。

1714年9月11日，巴塞罗那陷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加泰罗尼亚站错了队——它支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而获胜的却是法国波旁王朝。

作为惩罚，波旁王朝的菲利普五世颁布《新基本法》，废除了加泰罗尼亚的宪法、议会，禁止官方使用加泰罗尼亚语。从而将其变为西班牙的一个普通行省，巴塞罗那伯国作为政治实体的历史至此终结。

这一天成为加泰罗尼亚的“国耻日”，深深烙进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记忆里。

三百年后，每年的9月11日，巴塞罗那街头仍有游行。诺坎普球场的球迷在比赛第17分14秒高唱独立歌曲——1714年，就是这个年份。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民众独立游行

来源：国际在线新闻网

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在共和派的支持下，加泰罗尼亚曾短暂获得自治权，但好景不长。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加泰罗尼亚再次站到了失败者一边——它忠于共和国政府，抵抗佛朗哥到最后一刻。

西班牙内战（1936-1939）

1939年，佛朗哥的军队攻陷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流亡法国，加泰罗尼亚再一次失去了一切。

佛朗哥赢了。他统治西班牙40年，有困顿也有奇迹，直到1975年。

在近40年的统治中，佛朗哥留下了两重与后来西班牙命运息息相关的遗产。

第一：建立军事独裁。他本身就是军人出身，他的政权靠军队支撑。在他统治期间，军队被灌输了强烈的“西班牙统一”意识形态和对民主的敌视。任何反对中央集权的言论，都被视为“分裂国家”。

第二：镇压加泰罗尼亚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公开场合禁止使用加泰罗尼亚语——所有官方文件、学校教学、媒体传播必须使用西班牙语。父母不被允许用加泰罗尼亚语为孩子登记姓名。加泰罗尼亚的民族节日被取缔，传统庆典被禁止。

一位学者这样总结：“在佛朗哥时期，说加泰罗尼亚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抗议。”

但高压没有消灭加泰罗尼亚的民族意识，反而让它在地下状态中被反复强化。语言被禁，就在家中使用；节日被禁，就在私下庆祝；自治权被剥夺，流亡的自治政府就在法国、墨西哥等国继续运作。

1940年，路易斯·孔帕尼斯被佛朗哥政权在巴塞罗那处决后，何塞普·伊尔拉、何塞普·塔拉德利亚斯相继接过“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的职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从未在法律上宣告终结——它在流亡中“活着”。

路易斯·孔帕尼斯（1882-1940）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去世。

两天后，佛朗哥亲手挑选的继承人胡安·卡洛斯一世宣誓登基。佛朗哥以为他选了一个“延续体制”的人。

他曾在1969年向民众保证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但在登基仪式的讲话中，这位新国王说出了另一番话：“一个自由现代的社会，需要每个人都参与其决策论坛。”

胡安·卡洛斯一世（1938-）

但佛朗哥想错了

这样巨大的转弯引发了社会的剧烈变动，这个新的政权开始在新旧两个世界里不断拉扯。此后的几年，西班牙像一辆在悬崖边行驶的汽车。

一边是呼唤和拥抱自由化的社会浪潮，他们在“民主”的大旗下要把36年来的旧体制拆个稀碎。同时被镇压了近40年的加泰罗尼亚民族意识，如洪水般涌出。

1976年——国王绕过佛朗哥留下的旧首相，任命44岁的阿道弗·苏亚雷兹为新首相。此人来自佛朗哥体制，但愿意打破它。

1977年——苏亚雷兹推动《政治改革法》通过佛朗哥时期的议会。这是建立民主体制的前提，旧体制投票亲手废除了自己。同年，西班牙举行41年来第一次自由选举，共产党合法化。

1977年——10月，流亡38年的塔拉德利亚斯返回巴塞罗那。数十万人上街欢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在流亡近40年后，回到了自治政府宫的阳台。

1978年——新宪法以68%的支持率通过。西班牙成为议会君主立宪制国家。加泰罗尼亚恢复自治权。

1980年——加泰罗尼亚举行首次自治议会选举。民族主义领袖霍尔迪·普约尔当选自治政府主席。塔拉德利亚斯卸任。

另一边，在民主化浪潮下首先被冲击的军队，已经积怨已久，他们不愿看到国家体制就这样被民主化瓦解，国家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军队中那些怀念佛朗哥时代、无法接受民主的军官们，正虎视眈眈，等待时机。

时间来到1981年1月，西班牙民主化转型的关键人物，首相苏亚雷兹辞职。此时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党内分裂、经济恶化、ETA恐怖活动加剧、军方不满。他在电视上说：“我离开，是为了让我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自由制度不至于突然中断。”

他的辞职让军方强硬派看到了希望，他们认定“时机到了”。

于是，1981年2月23日下午6点20分，众议院响起了枪声。

“弗朗哥”和他的枪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