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坐着火车去演讲：现代美国总统竞选的起源

图源：https://mainichi.jp/english/articles/20241104/p2g/00m/0in/036000c

提到现代美国政治，你或许会想到密集的竞选集会、遍布全国的造势活动，却未必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在1872年，总统候选人大多坐在家里等待选民上门拜访；到了1908年，他们却已经在全国铁路网上奔波数千英里。这场从“书房竞选”到“火车竞选”的蜕变，不仅改写了美国政治的传播方式，更彻底改变了候选人与选民的关系。

近期，Francisco Pino 与 Laura Salisbury 两位学者在研究《美国现代总统竞选的根源》（The Root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Presidential Campaign）中，通过重建1872-1908年间的竞选路线与历史报纸数据，首次系统性揭示了这场政治变革背后的真实动力：既不完全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也不仅仅是个别候选人的创新，而是多种制度、市场与学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图：1896 年嘲讽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竞选巡回的政治漫画

注：“把自己吹遍全国”，作者为约翰·S·普格（John S. Pughe）。Sourc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pictures/item/91482121/.

研究背景

要理解总统竞选的演进，首先要明白19世纪美国政治中有多少“潜规则”。在1840年以前，总统候选人甚至不被期望参与竞选活动。当时的政治常识是，总统职位应该“既不被追求，也不被拒绝”（neither sought nor declined）。候选人参与直接竞选被视为有失尊严的行为。

那时，政党机器才是权力中枢。党派依靠两条关键渠道来动员选民：其一是党派报刊。19世纪中期，超过80%的报纸都是公开的党派喉舌，它们负责为候选人造势，而候选人本人却保持距离。其二是联邦恩庇制（federal patronage）。通过向党派忠实者分配联邦政府职位，建立城市政治机器，这些机器掌控着大量公务员，他们被期望为党派做出贡献。

但从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Pendleton Act）开始，一切开始改变。这部法律要求公务员任命必须基于能力而非政治忠诚，联邦恩庇制的重要性逐年下降。与此同时，铁路网的扩张，从1840年的3,328英里增长到1860年的超过3万英里，为全国性竞选创造了物理可能性。

这两股力量碰撞的结果是什么？候选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亲自走进选民，用直接的个人吸引力来代替党机器的组织力。从1840年威廉·亨利·哈里森的破冰之举，到1896年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600场演讲，再到20世纪初规范化的竞选巡回，政治的基因正在改写。

研究数据

该研究从历史报纸重建了完整的竞选历史。研究人员使用newspapers.com数据库，搜索了每个选举周期从党派大会到投票日期间，每一位主要候选人在全美报纸上出现的记载。这些报道往往非常详细——从候选人乘坐的火车编号，到在小镇停靠时摇手致意的细节，报纸记者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

最终，研究人员整合了1872-1908年间11场总统选举的完整竞选路线数据，涵盖所有获得超过3%普选票的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数据包括：竞选停靠城市、访问县数、行进里程，以及各县的当期与历史选举数据、铁路网密度、人口构成、职业结构等县级特征。构建county-year层面面板数据，使得研究人员可以追踪候选人的每一步行动。

核心发现

1.竞选是一场逐步的“规范进化”，而非突然的技术革命

反直觉的是，铁路并未立即引发竞选巡回的普遍化。虽然全国铁路网在1860年代就已成熟，但系统性的总统竞选巡回却直到1890年代才成为常态。换句话说，技术是必要条件，但远非充分条件。

研究通过计算竞选里程与变异系数的演变发现了一个“倒U形”的规范进化过程：1870年代，几乎所有候选人都做得很少；1880-189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有的候选人竞选里程超过12,000英里，有的不足700英里；到1900年代，竞选巡回突然变成了一种统一的、预期的行为。威廉·麦金利在1896年的“前廊竞选”（front-porch campaign）只跑了689英里，但四年后的1900年他跑了7157英里。同一个人，同样的铁路网，行为却截然不同。这种变化反映的不是技术约束的松动，而是政治规范的转变。

（注：RR Density为railroad density，铁路密度）

2. 候选人的选择充满战略意味：他们追逐竞争激烈的地区，而非最容易到达的地方

研究进一步发现，候选人的竞选路线并非随意选择。即使控制了郡县的固定特征，候选人仍然明显倾向于访问上次选举中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即胜负未决的“摇摆地区”。更有趣的是，候选人倾向于访问城市地区、拥有大量文书工作人员（clerical workers）的县。而这些地方恰好是联邦恩庇制最为活跃的区域——邮局、税务局、海关等联邦机构在城市地区聚集着大量书记员、职员。这强烈暗示：随着联邦恩庇制的衰落，候选人正在用亲自演讲来代替党机器的组织工作，他们去的地方是曾经依靠党机器维持忠诚度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候选人的竞选地点与当地铁路密度没有显著关联。即使某个地方新增了铁路连接，候选人到访的概率也不会增加。这进一步确认：候选人并非受制于运输成本，而是基于政治战略选择目的地。

3.竞选有效吗？它提高了投票率，但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并不清晰

研究的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竞选访问显著提升了当地投票率。在控制了郡县固定效应与区域年份趋势后，一次竞选访问能让一个郡县的投票率提高1.1-5.4个百分点，相当于提升1.6%-7.8%的相对投票率。这个效果在共和党与民主党候选人身上都存在，对总统候选人的访问尤其有效，副总统候选人的效果则较弱。

更重要的是，这个效果对竞选路线同样有效。即使候选人没有在某个小镇停下做演讲，仅仅在火车上向人群挥手，也能刺激投票率的上升。这种"whistle-stop"（列车鸣汽笛停靠）的效应，暗示竞选的动员机制可能比具体演讲内容更加直接，一种政治明星的到访本身就足以唤起选民的热情。

然而，研究对于竞选是否改变了选举结果却没有给出清晰答案。大多数情况下，竞选访问对候选人的得票率没有一致的影响。只有在"单方面竞选"（one-sided campaign）的情况下，即一方候选人进行了密集竞选，而另一方没有——竞选才显示出对选举结果的显著影响。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在1896年的著名竞选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的访问确实改善了民主党的表现。但当两方都开始竞选后，各自的访问对对方的威胁就被抵消了。

4.为什么竞选规范最终确立？可能是"不敢让对手单独竞选"的恐惧

这带来了一个有趣的解释：竞选规范的确立，可能不是因为候选人相信竞选能赢得选举，而是因为他们害怕让对手进行单方面竞选。到1908年，当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都试图效仿麦金利的“前廊竞选”时，双方很快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策略。塔夫脱发现自己的前廊里访客寥寥，而布莱恩则在全国各地演讲，于是塔夫脱决定放弃前廊，也登上火车。

从此，候选人陷入了一个“竞争性竞选”（competitive campaigning）的囚徒困境：没有人想单独做，但一旦对手开始，自己就不得不跟上。这个逻辑与现代政治竞选的动态完全相同——竞选支出的军备竞赛、广告投放的无休止上升，都源于相同的激励：不是相信这些措施能赢，而是害怕不做会输。

研究意义与启示

这项研究的贡献远超对历史的描述。它揭示了几个关于制度变迁的普遍规律：

第一，技术进步与行为变化之间存在长期滞后。铁路网的完成与竞选规范的确立间隔了30-40年。这告诉我们，仅有工具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环境、市场激励与社会学习的配合。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同样如此，虽然技术能力远超想象，但政治行为的变化往往滞后于技术进步。

第二，制度衰落会创造新的政治形式。联邦恩庇制的衰退并没有导致政治动员的衰退，而是转化为新的形式，亲身竞选。这暗示政治权力的维持有其内在的需求，当旧的渠道关闭时，新的渠道自然会打开。

第三，规范的确立往往源于竞争压力，而非理性计算。候选人并非经过精心分析后认为竞选是赢得选举的最优策略，而是在“对手也在做”的压力下被迫采取行动。这种"竞争性逻辑"在现代政治中无处不在。

结 语

从威廉·亨利·哈里森1840年的突破性演讲，到1908年竞选巡回成为标配，美国总统竞选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项研究提醒我们，政治形式的改变既不是伟大人物的创新，也不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而是制度约束、市场激励与相互竞争交织而成的产物。

今天，当我们看到候选人在各州之间奔波、利用最新的数字工具争夺选民时，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同样的逻辑，规范在竞争中确立，行为在相互比较中演化。理解这段历史，也就是理解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某种深层结构。

轮值主编：何石军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