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6. 1917年伦敦的灾难②：土耳其十字行动，来自地狱的狂笑

作者：Kagohl 3。

作者简介：Kagohl 3，新疆人，署名源自1917年空袭伦敦的德军轰炸机部队，热衷科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武器，希望能给看官们带点不一样的历史。

正文共约8500字，配图36幅，阅读需要17分钟，2026年2月18日首发。

本文收录于作者“Kagohl 3”专辑，欢迎持续关注。

接上期（第1504篇）

作者致歉：上篇对Brieftauben Abteilung Oostende的翻译出现了错误，其正确翻译不是“奥斯坦德信鸽支队”，而是奥斯坦德信鸽营。

观前提醒：作者部分参考文献是相关历史的电子书，书名分别是《The First Blitz：Bombing Lond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The First Blitz：The German Air Campaign Against Britain 1917-1918》、《The First Blitz：The Never-Before-Told Story of The German Plan to Raze to the Ground in 1918》，可在网站z-library搜索下载。

“土耳其十字行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试图借助远程飞机力量对敌对国核心地区实施大规模轰炸的战略行动，其一度让英国陷入巨大恐慌状态并迫使英国当局将大量本可投入西线的军力用于本土防空，多少实现了打击英国民心和缓解德军西线压力的目的，而且这种作战模式表现的潜力也让诸多欧美强国在战后进行尝试，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出可怕的威力。”——前言

帝国陆军的空中煞星：1916年10月，德国空中作战部队正式成立

1911年，在军事交通运输总监（Generalinspekteur des Militärverkehrswesens）卡尔.海因里希·冯·哈尼施少将（Karl Heinrich von Hänisch）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威廉·梅西格少将（Wilhelm Messing ）负责的军事航空与机动车辆监察局（Militär-Luft- und Kraftfahrzeugwesens，简称ILuK），该局下辖飞行部队（Fliegertruppe，装备飞机）与飞艇部队（Luftschiffertruppe）。从这时起，德国陆军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航空单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这时期一直到1914年，德国陆军的飞行器都不算是独立兵种，而是和地面机动车辆一道属于交通部队。

图1: 卡尔.海因里希·冯·哈尼施少将

1913年10月1日，飞行部队监察局（Inspektion der Fliegertruppen，简称IdFlieg）与飞艇部队监察局（Inspektion der Luftschiffertruppen，简称ILuft）正式成立，这两个机构隶属于军事交通运输总监及航空与机动车辆监察局，负责统辖普鲁士陆军（除巴伐利亚外）以及包括萨克森和符腾堡在内的飞行营与飞艇营。首任飞行部队监察长（IdFlieg）是瓦尔特·冯·埃伯哈特中校（Walter von Eberhardt，后晋升上校），而首任飞艇部队监察长（ILuft）则为库诺·弗里德里希·冯·巴弗斯上校（Kuno Friedrich von Barfus）。

图2: 瓦尔特·冯·埃伯哈特

图3:飞行部队监察局标志

图4:监察局办公总部

图5:1915/1916年飞行部队监察局组织结构

1914年战争爆发后，德国陆军飞行部队（Fliegerabteilungen des Heeres）在后勤与专业层面依然隶属于飞行部队监察局及本土航空组织体系，其在战地作战时则被划归各集团军司令部或要塞司令部指挥调度。早于1912年，一份备忘录便已呼吁建立航空兵独立指挥体系，然而1914年实战经验迅速表明，航空部队与地面部队的协同作战对交通及补给系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要求，由此引发了大量组织架构冲突。时任德国飞行部队监察长的瓦尔特·冯·埃伯哈特上校——其编制仍隶属于军事交通总监（Generalinspektion des Militärverkehrswesens ），并受辖于其下属的军事航空与机动车辆监察局——曾试图整顿前线、兵站与本土组织之间的混乱局面，但未获成功。他向陆军统帅部总参谋长呈报这些问题，提议为提升飞行部队指挥效率在陆军统帅部设立“野战航空勤务长”（Chef des Feldfliegerwesens）一职，并在集团军层级设置“航空兵指挥”（Kommandeure der Flieger），但1914年8月27日总参谋长驳回了埃伯哈特的提案。此举导致陆军航空部队必要的重组工作推迟近两年之久。继任埃伯哈特职务的理查德·勒特少校（Richard Roethe）亦未能破解这一困局。

图6:时任陆军统帅部总参谋长的赫尔穆特·路德维希·冯·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

1914年8月暴露的问题还不止这些。截至1914年10月，德国飞行部队已经损失了约100架飞机，此外还有52名飞行员丧生，而补充营（Ersatzabteilungen）无法满足对飞行员、观察员和机械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为充实不断损失的航空力量，德国陆军在1914年8月12日发布了飞行志愿者招募令，一共收到多达1.5万份申请，然而这依然不能弥补缺口。一份公告明确指出：“……与所有兵种情况相似，航空兵部队的志愿报名人数已远超当前需求。但此处需进行严格筛选，且即使在选拔通过后，仍有大量候选者将在培训过程中被淘汰。因此关键在于从一开始就招募具备相应资质的战时志愿者，即那些除必要智力素养与优秀品格外，特别需要已掌握航空发动机操作与维护基础知识的人员。此类人才主要可从专注本专业领域的技术高校及其他技术院校在读生中遴选。此外还需熟练的机械师与装配工”。

此外，战争初期，德国飞机企业每月只能保证50架飞机机体和24台发动机的周交付能力，物资补给体系尚未建立，这种供应水平显然严重不足。更要命的是，向陆军、海军及奥匈盟军的物资补给存在严重竞争关系，且缺乏能够确定物资需求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申请的指挥调度中心，于是各飞行分队甚至自行组织汽车运输队直接前往飞机制造厂获取新飞机，期间可谓矛盾频发，这使得对补给需求、物资流动及库存的整体掌控能力丧失，无法实现基于战场态势的高效资源配置。此外，地方利益诉求也制约了效率：巴伐利亚拥有独立的航空分队，并在自身监察机构领导下建立专属后勤体系；符腾堡凭借其发动机工业优势，集聚了大量技术培训人员，而其他部队则缺乏此类专业人才；萨克森同样坚持保留独立建制。

图7、8:一战时期德国的飞机制造车间

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接任总参谋长职务后，意识到陆军统帅部距离实现战术-技术-后勤一体化的航空统一指挥体系尚远，于是在1914年10月亲自任命威廉·西格特少校（Wilhelm Siegert）为专业顾问进驻陆军统帅部。西克特少校在策划飞机对英战略轰炸的同时重新采纳了此前被前任总参谋长否决的提案。1915年3月11日，在西克特少校的建议下，根据最高内阁令，最终设立了"野战航空勤务长"（Chef des Feldfliegerwesens）一职，该职位无需经过交通部门的官僚程序，可直接向陆军统帅部军需总监汇报，并在不具战术作战权限的前提下，统辖野战飞艇部队与野战飞行部队，负责统一和改进航空兵的组织与训练工作。首位（亦是唯一）野战航空勤务长由时任总参谋部少校的赫尔曼·冯·德尔·利特-汤姆森（Hermann von der Lieth-Thomsen）担任，他于1915年3月27日就职并加入陆军统帅部（Obersten Heeresleitung，简称OHL)，而威廉.西克特少校担任其参谋长。

图9:威廉.西克特

图10: 赫尔曼·冯·德尔·利特-汤姆森

于1867年3月10日出生于迪特马申（Flensburg）的一个农民家庭的汤姆森少校此前在总参谋部就职多年，早在1907年就在技术部门负责航空事务管理，1909年10月8日首次经历飞行体验。1911年3月20日晋升少校后，他于1913年被编入管辖飞行部队和飞行部队的军事航空与机动车辆监察局。在长达多年的总参谋部任职和航空部队管理经历中，汤姆森少校对飞行单位的运营已经是炉火纯青，因此被选择为野战航空勤务长这一重任的不二人选。

截至1916年末，德国在西线及东线可用飞机总数已增至910架C型飞机（侦察和炮兵校射）、210架D型飞机（空战）及24架G型飞机（轰炸）；各航空基地另有423架处于战备状态的备用飞机可随时投入使用。西线各配备C型飞机的飞行分队（Fliegerabteilungen）也已经分别配属四架战斗机用于护航，用于空战的狩猎中队（Jagdstaffeln）的组建工作稳步推进，炮兵观测机部队已全面配备无线通信设备。

尽管飞行部队的兵力已增至1144架飞机，但其仍面临着严峻挑战：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难以匹敌协约国在人力与物资上的显著优势——这一优势在1916年夏季的索姆河战役中已显露无遗。所有可用资源，包括人员、物资、战机、工业产能及原材料，都必须实现极致高效地配置与利用。这一原则贯穿于前线作战指挥理念、后方梯队及本土人员培训、乃至工业领域的研发设计与生产全流程。面对这种不利局面，野战航空勤务长汤姆森强烈呼吁道：“对我方所有空中装备实施统一指挥，系统规划所有空军部队及防空力量的建设、训练、部署与运用，并对陆军和海军的整个航空体系进行组织整合。”（die einheitliche Leitung unserer gesamten Rüstung zur Luft, die planmäßige Entwicklung, Ausbildung, Bereitstellung und Verwendung aller Luftstreitkräfte und Luftabwehrmittel und die organisatorische Zusammenfassung des gesamten Flugwesens des Heeres und der Marine）

因此，德国陆军统帅部于1916年10月8日促成了帝国内阁敕令的颁布：“ 鉴于空战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有必要将陆军在战场与本土的全部空中作战及防空力量整合于单一指挥机构。兹规定：上述作战手段的统一建设、部署与运用职权，将授予"空中作战部队总指挥"，该职位直接隶属于总参谋长。随着原野战航空勤务部门的撤销，其主管将转任空中作战部队总指挥参谋长。”（Die wachsende Bedeutung des Luftkrieges erfordert es, die gesamten Luftkampf- und Luftabwehrkräfte des Heeres im Felde und in der Heimat in einer Dienststelle zu vereinigen. Hierzu bestimme ich: der einheitliche Aufbau, die Bereitstellung und der Einsatz dieser Kriegsmittel wird einem „Kommandieren General der Luftstreitkräfte“ (Kogenluft) übertragen, der dem Chef des Generalstabes unmittelbar unterstellt wird. Der Chef des Feldflugwesens tritt, unter Aufhebung seiner Dienststelle, als Chef des Generalstabes zum Kommandierenden General der Luftstreitkräfte）

1916年11月12日，在德国陆军统帅部第一军需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将的举荐下，骑兵出身的恩斯特·威廉·阿诺德·冯·霍普纳中将（Ernst Wilhelm Arnold von Höppner）走马上任，担任空中作战部队总指挥一职（Kommandierender General der Luftstreitkräfte，简称Kogenluft），1916年11月20日，德国空中作战部队（Luftstreitkräfte，字面意思是空军）正式成立，由汤姆森中校就任参谋长，而威廉.西克特少校就任飞行部队监察长，原飞艇部队、飞行部队、防空炮兵部队和气象勤务部门全部归建于空中作战部队指挥体系下。空中作战部队的诞生宣布德国所有飞行器部队不用再受制于官僚，而是统一成为了德国陆军这个大体系下真正具备自主权，真正独立于步兵、炮兵、骑兵和交通兵之外的独立兵种。霍普纳中将被不少人公认为是“具备亲和魅力与坚定意志力的杰出军事指挥官”（ausgezeichneter Truppenführer mit liebenswürdigem Wesen, aber von energischer Willens- und Durchsetzungskraft）。

图11、12: 恩斯特·威廉·阿诺德·冯·霍普纳中将

图13:霍普纳中将与参谋长汤姆森中校在处理工作

图14:德国空中作战部队的两位当家人与“红男爵”（中间）的合影

向大英帝国的心脏挥舞屠刀：“土耳其十字”行动

恩斯特·威廉·阿诺德·霍普纳在1916年10月12日被任命为空中作战部队这一陆军新兴独立兵种的总指挥的时候已经58岁。在这之前，霍普纳中将担任的大多是骑兵指挥官、参谋官和预备部队总指挥的职务，没有任何航空经验。这位老将身材精瘦、白发苍苍并蓄着深灰色胡须，神态严肃近乎倨傲，即便在放松时也维持着纤瘦如立正的姿态。而令飞行部队监察长西克特少校和不少基层人员难以掩饰反感的是，新任指挥官竟是位毫无航空背景的骑兵将军。当霍普纳于1917年4月9日因贡献获颁德国最高军事荣誉“功勋勋章”时，不仅很多初级军官对这位没有飞行经验且没有敌机入账的领导能获此勋章感到不满，就连西克特少校也以拒佩己方勋章以示抗议并在后来戏谑道：“航空炸弹与勋章有何共通？皆从天而降，源自后方深处，终落于无辜者身上。”

图15、16:荣获功勋勋章的霍普纳中将

然尽管遭受非议，霍普纳中将仍展现出非凡的统御才能，其处理事务的活力与热忱全然不似暮年之人。霍普纳中将上任仅一周就开始全力推行空中作战部队的作战指挥系统改革，不仅将集团军司令部航空参谋军官任命为航空指挥官（Kommandeuren der Flieger），授予其统辖该集团军全部航空部队的大权，还在战线关键战区设立航空大队指挥官，统一指挥6-8个中队实施侦察、空战与炮兵校射任务。原在各飞行分队配置零星护航战斗机的低效做法被撤销，转而编组装备CL型飞机的护航中队（Schutzstaffeln ）保护侦察机安全。霍普纳中将还积极扩大配备战斗机的狩猎中队的编组数量，并将其整合为战斗机联队。

霍普纳中将还时常亲自走访一线航空单位与机组人员和指挥官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进行相应的改进，而且中将也没有放弃1914-1916年的变革成果，继续进行飞机原材料和缴获物资的统一专项分配，并组织专人监督飞机的制造和验收工作，协调前线需求和工厂生产的矛盾。而陆军飞行器材库掌握着对其责任区域内飞行部队后勤管控的权限。为持续优化后勤协作体系，这些飞行器材库除核心编制外，还根据所需保障的航空中队数量配备了独立支队，专司以下职能：受损飞机与发动机的维护、修理及后送作业，备用零部件与弹药的仓储转运，替补飞机的接收及其装备配置与试飞工作。在一线作战部队履职的技术军官负责督导发动机维护人员，监控飞机的技术状态，并统筹协调各器材库与作战单位之间的前后送补给流程。

图17:霍普纳中将在与一名飞行员交谈

图18:1918年3月4日，霍普纳中将检阅第6狩猎中队

图19:1917年4月23日，霍普纳中将访问了位于法国鲁库尔的第11狩猎中队基地，祝贺他们在血腥四月期间的重大胜利

不过霍普纳中将把重中之重放在了重新展开对英战略轰炸之上，尤其是大英帝国的心脏：伦敦。虽然齐柏林飞艇已经失败，但伦敦从多种角度看依然称得上高价值的轰炸目标，譬如位于鲍溪以东普莱斯托沼泽地的维多利亚码头、阿尔伯特码头及乔治五世码头便是典型代表：维多利亚码头于1855年启用，随后建成的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全长四分之三英里，拥有三英里长的连续泊位；始建于1912年的乔治五世码头竣工时占地达六十四英亩。而在伦敦金融城核心地带，泰晤士河沿岸密布着船坞、码头与泊位组成的庞大枢纽——伦敦港池。皇后港码头与海斯码头的起重设备不停吊运巨网，其中装载的物资不仅满足伦敦需求，更维系着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的食品与原料供给。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物资包括澳新地区的羊毛与羔羊肉、印度棉花、加拿大木材以及美国原材料等。精准投掷的炸弹若能引燃仓库内囤积的数千吨易燃物，势必在河岸沿线引发熊熊烈火，造成大范围破坏。

图20:乔治五世码头

图21:维多利亚码头

图22:阿尔伯特码头

图23:伦敦码头区

除港口外，当时的伦敦还拥有自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大规模工业体系。不仅包括伍尔维奇的兵工厂和银镇的炮弹填装厂，还有数百家小型企业：生产轻武器、弹药、饭盒、睡袋、绷带和口粮的工厂；制造武装带、步枪背带、夹克、长裤、军帽和军靴的厂商，以及为前线部队提供支持的无数其他装备配件，其军事价值毋庸置疑。

图24、25、26、27:位于伍尔维奇的皇家兵工厂的生产车间

大英帝国战争及政治机器的核心枢纽也位于这座“雾都”——陆军部和海军部在此协调指挥从索姆河到萨洛尼卡战区的资源调配与军事行动。不列颠生命线的运转（商船舰队调度）、西线黑格军队的补给增援、陆海空三军的兵力规模、军种配置与部署决策，均在此制定。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也坐落于伦此，仅数百码外的下议院就聚集着670名议员，几乎每日通过激烈辩论与委员会会议审视战事进展，更不用说作为大英帝国象征的王室所在的白金汉宫就在威斯敏斯特区。

伦敦的利物浦街、尤斯顿、滑铁卢、圣潘克拉斯等枢纽车站构成军队与物资快速调动的命脉。地底运行着全球最古老的地铁系统，每日将成千上万的通勤者输送至全城各处的工作场所，他们在办公室与工厂中辛勤劳作。中央线、环线与区域线上疾驰的列车，每日载着戴圆顶礼帽的职员和办公室女郎从广阔郊区涌入著名的伦敦金融城。

伦敦金融城（也称伦敦市和伦敦城）占地仅700英亩，却堪称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房地产区域。在其狭小的办公室与宏伟的银行大厅内运作的金融力量，其实际权力与影响力远超过其物理规模。大小金融机构、经纪行、保险公司、航运与商业总部在此监管协调无数人的经济生活。

对于大英帝国来说，伦敦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生产等领域都是极具意义，而这就是霍普纳中将力主继续对这里实施空袭的原因。而陆军统帅部总参谋长的左膀右臂，于1916年8月29日就任陆军统帅部军需总监一职并举荐了霍普纳中将的鲁登道夫上将也是对英战略轰炸的坚定支持者，他提出，亟需通过“打击敌军民众与军队的士气……在盟国间制造分歧并瓦解其必胜信念”的方式，来配合西线军事行动及潜艇战实施的经济战，从而确保最终胜利。

图28:鲁登道夫上将

德国人的另一个意图是利用轰炸附带的“心理战/舆论战”效果瓦解英国民众的战争意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众的士气和意志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资源，它直接关乎着国家战时的政权稳定值、军队组织度和军民工业生产效率。而德国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心理攻势，除了常见的广播、报纸和宣传画外，德军还曾出动飞艇和飞机向伦敦和巴黎投放劝降传单，其目的都在于破坏敌军前线士兵和后方平民参与战争的意志力。而使用轰炸机对伦敦展开大规模打击，不仅能破坏伦敦的军需品生产，还能重创其交通运输效率，更重要的是，大量炸弹落入伦敦可导致其社会秩序瘫痪，并使民众陷入巨大恐慌甚至争相逃窜。而德国舆论机器也可借此胜利大肆宣传，将绝望的情绪从伦敦一路覆盖到西线的英国远征军，并振奋德国军民的锐气。

大致在1916年11月底-12月初的一天，德国空中作战部队总指挥霍普纳中将下发了其上任后第一份训令，阐述了关于集中远程轰炸机的力量对伦敦展开大规模轰炸的计划。霍普纳写道：“鉴于飞艇空袭伦敦已无可能，航空队须尽快实施飞机空袭行动。该任务将按两套独立方案执行：一、配备G型飞机的轰炸中队；二、配备R型飞机的巨型飞行编队。当前G型机已整装待命，R型机亦进展至近期可投入实战阶段。”（Since an airship raid on London has become impossible, the Air Service isrequired to carry out a raid with aeroplanes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undertaking will be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wo entirely separate schemes: 1.Bombing squadrons equipped with G-type aircraft. 2. Giant flights equipped with R-type aircraft. The G-type aircraft for this task isnow ready and the R-type so far developed that its use will be practicable in the near future. ）

图29、30:1916年8月，齐柏林斯塔肯R.IV重型轰炸机首飞成功，该机翼展高达42.2米、最大起飞重量为惊人的13035千克、载弹量有可怕的2000千克

1916年9月-10月连续三艘飞艇被英国飞机摧毁的惨案标志着继续使用飞艇轰炸伦敦不仅不能再取得足够的军事和政治效果，还会让宝贵的飞行人员有去无回，而所需人力和资源更少的德国远程轰炸机已经在实战中证明了能力，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飞机已经具备了相对不错的载弹量和自卫火力，其对风向的适应性和对敌军飞机的机枪火力的抵御能力也远比飞艇强大。根据1916年的研究发现，戈塔飞机制造公司设计的戈塔G.IV重型轰炸机非常符合标准，其速度、航程、载弹量、爬升率等方面均满足了轰炸伦敦的任务需求，其中升限性能更是出类拔萃：戈塔G.IV轰炸机的实用升限可达5500米，最大升限6500米，明显超过了当时英国各类战斗机/拦截机的升限。英国王牌飞行员麦克古登少校在1918年末也曾在报告中吐槽称很少在空战中看到己方飞机爬升到5200米以上。

图31、32:戈塔G.IV重型轰炸机

霍普纳中将向陆军统帅部汇报道：“方案一将由第1半联队使用戈塔G-IV飞机执行。所需三十架飞机将于1917年2月1日前准备就绪。若派遣18架各搭载300公斤炸弹的飞机，单次空袭即可向伦敦投掷5400公斤炸弹——该荷载量与三艘飞艇的运载能力相当。然而迄今为止，从未有三艘飞艇同时抵达伦敦上空。”（Scheme 1 will be carried out by Half-Squadron No.1 using Gotha G-IV aeroplanes. The requisite number of thirty aeroplanes will be ready by February 1 1917. By despatching eighteen aeroplanes, each carrying a load of 300kg of bombs, 5,400kg could be dropped on London, the same amount as would be carried by three airships, and so far three airships have never reached London simultaneously. ）

“方案一唯有在各项细节均经过周密筹划、机组人员具备远程海外飞行经验且飞行中队由精英飞行员组成的前提下方能奏效。任何疏失与急功近利之举都将导致惨重损失，致使既定目标功败垂成。”（Scheme 1 can only succeed provided every detail is carefully prepared, the crews are practised in long-distance overseas flight, and the squadron is made up of specially good aeroplane crews. Any negligence and undue haste will only entail heavy losses for us, and defeat our ends）

2014年的一期《兵器》杂志刊登了关于土耳其十字行动的专栏，该专栏科普称霍普纳中将的计划曾遭到威廉二世和陆军统帅部的反对，据称威廉二世因为担心齐柏林飞艇之后再次轰炸伦敦而误杀其在伦敦的皇亲而坐卧不安，而陆军统帅部发现飞艇袭击反而导致英国人同仇敌忾，担心新一轮的飞机轰炸也导致其同心同德，所以并不看好。而霍普纳中将面对反对则表示伦敦自飞艇袭击以来早已大量部署飞机和高射炮组织防御，不再是所谓不设防城市；而英国人将大量将军工设施留在伦敦不过是将平民当作战争机器的“人肉盾牌”，德军完全可以不需要顾虑这些，将攻击目标定在对战争意义重大的军民用设施即可。

事实上，在1916年春夏期间，协约国将所有可用空中力量投入凡尔登与索姆河两场激战。至当年11月，索姆河战役终在冬季泥泞中以惨重伤亡告终。联军损失骇人听闻且毫无进展，德军守住阵地但处境亦未见佳。为减轻地面部队压力并迫使英国媾和，德国陆军统帅部决定采取双线战略：自1917年2月起，同步发动海空联合袭击，在无限制潜艇战重创协约国商船队的同时，德军轰炸机将以高爆弹与燃烧弹猛烈袭击伦敦。陆军统帅部预期此类攻击除对工厂、住宅及基础设施造成大规模破坏外，更将严重打击平民士气，并产生波及全球的宣传效应。“这将是军事史上首次将战场延伸至敌国首都——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抵抗中心与补给源泉”。

陆军统帅部的这项决议表明其为了尽快取得转折，已经收回了任何可能存在的反对意见，批准了霍普纳中将的计划。这项影响了伦敦一年的战略轰炸计划最终命名为“土耳其十字行动”（Unternehmen Türkenkreuz）。土耳其十字（Türkenkreuz）一词源自1594年，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阿道夫.冯.施瓦岑贝格男爵将堡垒城市拉布（今匈牙利城市杰尔）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夺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为了纪念这一胜利下令在帝国所有主要道路和十字路口架设等臂十字架。

鲁登道夫上将指出，土耳其十字行动的首要目标在于心理层面的打击，“通过对英国民众实施心理威慑来瓦解其战斗意志，为和谈铺平道路”，“一旦实现这些目标，英国政府或将倒台，敌国同盟也将动摇，最终胜利便可唾手而得”。因此行动主要目的在于进行宣传并摧毁英方士气，这一点通过相关部队获授的优先打击目标得以突显：伦敦是主要攻击对象，但在首都范围内，首要目标并非如预期所料的军工厂、码头、仓库及火车站，而是“唐宁街周边的政府建筑群、海军部、英格兰银行以及舰队街的新闻出版机构”。行动的次级目标反倒包括“摧毁英国军需产业、切断沿海与伦敦的交通联络、破坏海岸仓库及英吉利海峡运输线”。（所谓的舰队街就是弗利特街）

图33:英格兰银行

图34:英国海军部大楼

图35:唐宁街

图36:舰队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