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从城市集聚到社会隔离：重新理解城市工资溢价

哈布斯堡帝国与萨伏依王国历史地理图（图片来源于https://www.geographicus.com/P/AntiqueMap/savoypiemont-bowen-1747）

城市经济学长期强调人口集聚带来的生产率与工资溢价，但关于为何集聚效应在不同城市间呈现出巨大差异，现有研究仍缺乏统一解释。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单纯依赖人口密度，难以解释城市工资与增长轨迹的长期分化。不同于仅关注当代城市特征的研究，由Ester Faia、Edward L. Glaeser、Saverio Simonelli和Martina Viarengo合作完成并于2025年呈现于NBER的工作论文Agglomeration, Segregation and Imperial Origins，利用覆盖意大利全国劳动力的行政微观数据，系统量化了城市集聚、社会隔离与代际流动性对工资水平与工资增长的共同作用。

意大利复杂的历史制度分裂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场景：从19世纪哈布斯堡帝国与萨伏依王国的制度边界，到当代城市之间持续存在的经济差距，历史与现实在空间上高度重合。论文结合工人—企业与工人—地点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利用地震引发的准随机迁移与历史帝国边界的空间断点回归设计，揭示了社会隔离与制度遗产如何削弱城市中的学习与互动机制，从而限制人口集聚向长期经济回报的转化。这一研究不仅重新审视了集聚效应的作用边界，也为理解城市差距的深层制度根源提供了新的量化证据。

背 景

研究聚焦于意大利城市之间长期存在的工资与发展差异，这些差异并非仅出现在当代，而是深植于历史制度与社会结构之中。直到19世纪中叶，意大利半岛仍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不同地区分别隶属于哈布斯堡帝国、萨伏依王国及其他政治实体。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确立的帝国边界，在行政管理、教育制度与市场整合方面引入了显著差异，并在随后一个多世纪中持续影响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结构。即便在国家统一完成之后，这些制度遗产仍以不同形式嵌入地方社会与城市体系之中。

在这一背景下，当代意大利城市呈现出高度不均衡的发展格局：一些城市在规模、人口密度相近的情况下，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工资水平与增长轨迹。论文指出，单纯从人口集聚或产业规模出发，难以解释这种分化。相反，学校与职场中的社会隔离、代际流动性的差异，以及历史上形成的制度环境，可能通过影响学习、互动与知识扩散机制，系统性地削弱或放大城市集聚的经济回报。基于覆盖全国劳动力的社会保障行政数据，并结合历史帝国边界与自然灾害引发的准随机迁移，研究得以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将当代城市经济表现与其深层历史背景联系起来，从而为理解城市差距的长期根源提供制度与结构层面的解释。

数据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整合了多类高质量行政与历史数据，构建覆盖全国劳动力与城市层面的综合数据库。其一是意大利社会保障局（INPS）的雇员—企业匹配行政数据，覆盖2010—2023年间几乎全部私营部门男性劳动者，包含个体工资、雇主信息、工作地点及就业变动等高频记录；其二是基于城市与通勤区层级构造的人口密度、教育结构及企业分布指标，用以刻画城市集聚与生产结构；其三是来源于教育与劳动力流动数据的学校隔离、职场隔离与代际流动性指标，用于衡量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特征。

在研究设计上，作者首先采用工人—企业与工人—地点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个体工资进行分解，分别识别企业溢价与地点溢价，并进一步刻画劳动者在高密度城市与高溢价企业中积累的动态经验效应。通过AKM分解，论文将表面上的城市工资差距转化为可比较的地点回报，为后续机制分析奠定基础。

为识别因果关系并缓解选择性迁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研究进一步引入两类外生冲击。其一是2009年拉奎拉地震造成的强制性空间迁移，利用灾后居民被迫分散安置的情形，检验人口密度变化对工资路径的影响；其二是基于19世纪哈布斯堡帝国与萨伏依王国历史边界构造的空间回归不连续设计，在地理条件连续而制度环境突变的前提下，识别历史制度差异对当代城市集聚、社会隔离与工资溢价的长期影响。通过多重数据与识别策略的结合，论文得以在统一框架下系统评估集聚效应、社会结构与制度遗产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结果

结果显示，城市集聚对工资水平与工资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量级明显小于既有文献的普遍估计。在控制工人、企业与地点固定效应后，意大利工资对人口密度的弹性约为0.011至0.013，仅为西班牙等国同类研究的一半左右。这表明单纯依赖人口规模扩张，难以解释意大利城市间巨大的工资差距。相比之下，社会结构因素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职场隔离与学校隔离对地点溢价呈现出稳定且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对工资收益的削减程度在多数设定下超过了人口密度带来的正面效应。

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社会隔离通过削弱学习与互动渠道，限制了集聚效应向长期回报的转化。代际流动性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调节作用：在流动性较高的城市中，人口密度对经验积累的回报显著增强；而在流动性极低的地区，这种密度效应几乎消失。此外，密度与人力资本存在显著的互补性，大学学历者的工资弹性约为非大学学历者的三倍。

为了强化因果而开展的两项准自然实验结果如下：第一，针对2009年拉奎拉地震灾后被迫迁移工人的分析显示，其地点溢价弹性与全样本基本一致甚至更大，排除了“高能力个体主动流向大城市”的自我选择偏误。第二，利用19世纪哈布斯堡帝国与萨伏依王国的历史边界进行空间断点回归（RD），发现哈布斯堡一侧的工资溢价存在2.6%至3.2%的显著跃升。

结 论

研究表明，城市之间长期存在的工资与发展差距，不能仅从人口规模或产业结构加以解释。人口集聚确实能提高工资，但其效应高度依赖于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当职场与学校的社会隔离程度较高、代际流动受限时，城市规模所蕴含的学习与互动优势便难以转化为经济回报。一个惊人的发现是，在代际流动性最高的省份，人口密度对经验积累的回报是流动性最低省份的约7倍。这揭示了为何人口密度相近的城市（如米兰与那不勒斯），其工资轨迹却截然不同。

研究进一步证明，这种效应并非短期冲击或个体选择的随机结果，而是历史制度长期积累的产物。19世纪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推行的文官专业化改革与义务教育制度，通过建立功绩制、减少行政不确定性并扩大教育准入，系统性地塑造了更具流动性的社会结构。

通过将现代行政数据与历史边界、拉奎拉地震等外生冲击相结合，论文不仅重新界定了集聚效应的作用边界，更强调了制度遗产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烙印”作用。这一发现提示政策制定者：缩小城市间不平等、释放“大城市病”下的增长潜力，不仅依赖于物理上的规模扩张，更取决于促进社会融合、打破阶层隔离以及提升向上流动机会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