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好莱坞的“道德枷锁”：《海斯法典》如何重塑电影

Hays Code 1934 （图源：https://www.studiobinder.com/blog/what-is-the-hays-code-1934/）

提到好莱坞电影史，你或许会想到《卡萨布兰卡》的浪漫、《乱世佳人》的恢弘，却未必知道这些经典背后，曾笼罩着一道长达数十年的“道德枷锁”——《海斯法典》（Hays Code）。1934年至20世纪60年代，这部未被立法却拥有“市场否决权”的道德准则，不仅规定了电影能拍什么、不能拍什么，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美国电影的叙事逻辑、人物塑造乃至政治倾向。

近期，Ruixue Jia与David Stromberg两位学者在研究《道德监管与文化生产：来自好莱坞的证据》（Moral Regulation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Hollywood）中，通过断点回归设计与大语言模型（LLMs）分析，首次系统性揭开了《海斯法典》的影响：它既实现了对电影道德内容的直接管控，更在目标之外，引发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溢出效应”。

研究背景

要理解《海斯法典》的影响力，首先要明白它的“软性强制力”。20 世纪20年代末，好莱坞电影已成为65%美国人的每周娱乐，但性、暴力、犯罪等内容引发宗教团体（如天主教道德联盟）与政客的强烈不满，甚至威胁到联邦censorship。为避免政府干预，好莱坞巨头们推出《海斯法典》，并成立“制片法典管理局”（PCA）：未获PCA批准的电影，无法进入主流院线发行，相当于被彻底排除在市场之外。

这部法典的核心逻辑，是用“保守道德框架”规范电影内容。它明确禁止婚外情、暴力渲染、毒品描写，要求“犯罪必须受惩罚”“婚姻必须被尊重”，甚至规定宗教人物不能成为喜剧角色或反派。学者将其道德取向概括为“神圣性、权威性、忠诚性”—— 这些恰好是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当代关注的“平等、自由”等议题，在法典中几乎毫无体现。

(图：可能违反海斯法典的主要原因)

有趣的是，《海斯法典》1930年就已出台，但早期执行松散，催生了 “前法典时代”（Pre-Code）的大胆作品（如1933年《娃娃脸》，因描写女性利用美色向上爬，成为法典严格执行的导火索）。直到1934年天主教团体发起全国性抵制运动，好莱坞才被迫强化审查，1935年成为法典全面生效的“断点”—— 这也为学者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天然的“政策冲击”场景。

研究数据

该研究构建了规模庞大且维度丰富的数据集以探析《海斯法典》对好莱坞电影的影响，核心数据包含1925-1955年“好莱坞黄金时代”的14195部美国电影，以及同期11415 部非美国电影作为对照组（排除1933年起政治动荡的德国）。数据来源涵盖IMDb的电影基础信息（生产年份、国家、公司、导演、剧情梗概、类型）、Wikipedia补充的票房与预算数据（1828部美国电影有票房记录，1253部有预算记录），还结合193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1933年《电影日报年鉴》中的电影发行网络信息，以及1926年美国天主教人口普查数据与1932年民主党总统投票数据，以量化市场规模与市场意识形态构成。

在关键变量测量上，研究创新性融合大型语言模型（LLMs）与客观指标：基于电影剧情梗概，用LLM量化1-10分的《海斯法典》合规度、主角性别 / 社会阶层（工人阶级、中产、富裕）、1-10分的政治倾向（1为极保守，10为极自由），同时以IMDb类型标签、首位主演性别作为非LLM代理变量；市场规模则借鉴空间经济学方法，以电影发行站（film exchange）为核心，计算100英里半径内（兼顾运输时效性）的人口加权距离总和（对数化处理），并通过设置50、75、150英里半径进行稳健性检验，全面捕捉电影生产、传播与社会属性的多维度关联。

识别策略

该研究核心采用断点回归（RD）设计识别《海斯法典》的因果效应，以 1935年为关键断点（法典1934 年7月严格生效后首个完整实施年），对比 1935年前后美国电影内容的不连续变化。研究选取14,195部1925-1955年美国电影为处理组，11,415部同期非美国电影（排除1933年起政治动荡的德国）为对照组，通过三重交互模型（美国/非美国 ×1935年后 × 时间趋势项）分离法典影响与全球电影趋势，同时允许断点前后时间趋势斜率差异，采用线性交互项为主、二次交互项为稳健性检验的参数设定，并将标准误聚类至年份层面以处理同年度电影的相关性。

为解决大型语言模型（LLMs）分析可能存在的AI确认偏差（即LLM因知晓法典时间线机械提升1935年后电影合规分），研究实施四项验证策略：一是为所有电影强制赋值1933年发行年份，消除时间信息干扰；二是匿名化剧情梗概（替换人名、删除时间reference），减少LLM对电影年代的推断线索；三是让LLM基于剧情预测电影发行年，在回归中控制“预测为1935年后”的变量；四是引入IMDb类型标签、首位主演性别等非LLM客观指标作为补充验证，多维度确保核心变量测量的可靠性。

研究发现

海斯法典确实“改写”了美国电影的

道德标准

1935年是一个清晰的分水岭。法典开始严格执行后，美国电影的“合规程度”明显上升，而且不是一过性的现象，影响一直持续到了1950年代。同时，非美国电影并没有出现类似跳跃，因此这不是全球趋势，而是美国制度冲击的结果（见下图）。

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全面收紧”，而是集中在法典最关心的领域：犯罪不再被浪漫化、婚外情必须受到道德惩罚、家庭和婚姻被强调为不可侵犯的价值，酒精、赌博、毒品等“不良生活方式”的表现也被收紧。而宗教、爱国等本来就不太“出格”的领域几乎没变化——说明法典是“有选择地”改变了电影。

它不仅规范了道德，还“顺带”改变了

社会表征

作者强调，电影是一种“整体叙事产品”，当你限制某些内容时，故事结构本身也会一起被改变。结果就是：谁能当主角变了：女性与工人阶层的主角比例明显下降，底层群体在银幕上变得更“不可见”。政治气质变了：整体叙事变得更保守，原本的自由主义表达被压缩。

并且，这些变化只出现在美国电影中，其他国家电影并没有同步转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电影“更乖”了，但质量并没有下降——观众评分、票房与制作投入都没有明显断崖，这说明好莱坞成功在审查中“学会了优雅合规”。

好莱坞是怎么做到既合规又卖座的？

行业主要采取了两条应对路线：第一，类型之间重新配置：那些更容易违规的类型（比如剧情片、犯罪片）拍得少了；而天然更安全、又能符合爱国与秩序主题的类型（比如西部片、动作片）大幅增加。

第二，类型内部“改造升级”：同一种类型内部，也主动变得更合规。原本“最危险”的类型，调整幅度最大，结果是——不同类型之间的“道德差距”越来越小，观众面对的是一个整体被重新规训过的类型体系。

谁更愿意（或更不得不）服从？大市场公司

与移民导演

在公司层面，作者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果：市场越大、覆盖观众越多的公司，越“乖”。原因很简单——合规是市场准入门票，市场越大，合规收益越高，商业力量就会反而推动遵守，而不是抵抗。

在创作者层面，移民导演比本土导演更“敏感”：他们不仅贡献了大量高质量作品，同时在法典实施后合规提升幅度也更大，尤其是那些在美国还“不太站稳脚跟”的移民导演，表现得最明显。这反映出他们更看重行业认可与社会合法性。

总 结

该研究以1934年美国电影业《海斯法典》的出台为典型历史案例，结合文本分析方法与断点回归设计，探究道德监管对文化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1935年前后美国电影对道德准则的合规性显著提升，更关键的是还揭示了三大具有广泛意义的核心结论：

其一，道德监管不仅改变了电影中性、犯罪与暴力的直白呈现，还重塑了社会政治叙事——女性与工人阶级主角占比下降，政治基调更趋保守，制片方通过提升各类型片合规性及转向西部片等 “安全类型”适应监管；其二，市场力量未抵消反而强化了道德监管，市场规模更大的公司合规意愿更强，表明当市场准入与合规挂钩时，商业激励会放大规范约束的影响力；其三，导演移民背景影响合规响应，移民导演（尤其是职业生涯未稳定者）合规倾向更显著，可能源于对行业接纳度与社会合法性的更高敏感度。

尽管研究聚焦特定历史场景，但《海斯法典》的案例为理解道德政治边界与市场结构如何共同塑造思想生产提供了重要视角，对当下线下线上内容规制争议亦有启示，即文化产品的内容关联性使即便初衷良好的道德监管，也可能产生非预期的溢出效应，这对规范制定者而言是长期挑战。

文献来源：Ruixue Jia and David Strömberg, "Moral Regulation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Hollywood," NBER Working Paper 34539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