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大学对地方工业增长的长期影响：来自50年代中国高等院系迁移的证据

（图片来源于AI）

各国长期借助区域政策以期推动特定地区的工业增长。然而，基于这些政策冲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类认为短期政策冲击在长期中会回归均值；另一类则强调路径依赖与集聚效应，认为区域政策可能会带来持久影响。这一争论的关键在于，此类政策能否在地区层面形成并维持规模报酬递增。相较于易受到折旧且边际收益递减的物质资本投入，侧重人力资本积累的区域政策更可能通过知识溢出与创新外部性形成长期效应。

基于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范剑勇等人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文章“Persistent effects of universities on local industrial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s policy-induced college relocation in the 1950s”，利用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院系跨地区迁移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院系迁入对地方工业发展与创新活动的长期影响。

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体系在国家工业化战略与制度重塑的背景下经历了深刻调整。1952年出台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明确提出，要将1949年前以综合性大学为主的西式办学体系，转向以面向特定行业的专门学院为特征的苏式体系。在这一目标导向下，综合性大学数量大幅缩减，理工农医等应用学科被显著强化，而人文社科领域则被压缩乃至取消。

为实现结构性转型，政策通过拆分原有综合大学、跨校合并同类院系并在不同城市间重新配置，推动院系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整与迁移，从而改变了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该轮调整推进迅速且规模空前：约68.4%的院系在此期间发生迁移，其中33.8%为跨城市迁移，构成一次显著的高等教育空间再分配冲击。更为关键的是，作者对迁入与迁出地特征以及迁入地既有产业结构的检验表明，院系迁移并未系统性地“追随”迁移前的工业基础或计划经济时期的产业建设布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将其作为相对外生冲击用于后续因果识别的前提。

图1 1949至1957年中国高等院系迁移的数量变化

数据来源与实证策略

作者首先依据季啸风（1990年）主编的《中国高等学校变迁》构建高等院系迁移数据库。该资料系统梳理了截至1989年中国全部256所高校的发展史，并介绍了1949年时存在的223所高校的简要情况。作者追踪了1949年前既有院系在1949年至1957年的隶属变动与空间去向，并将分析重点限定在与工业发展关联紧密的学科领域，包括理学、工学/技术、农学与医学。最终样本包含370个跨城迁移院系，覆盖46个学科，分布于45个地级行政区，其中工学/技术占比最高，约为58.4%。

结果变量主要来自多期工业与经济普查数据：以1985年工业普查刻画改革初期的产业图景，以1995与2004年经济普查衡量更长期的就业、企业数量与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并使用1933年工业调查刻画迁移前的历史产业基础。

作者的识别思路在于：在同一个县内部，不同行业与迁入院系的技术相关度存在差异。若院系迁移确实带来知识与人力资本外溢，则同县内与迁入院系技术更相关的行业应获得更大的增长收益。为构造院系与行业之间的联系，作者利用CNKI专利数据库计算学科与专利类别的关联，再利用国家知识产权部门提供的专利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照表将专利类别对应到各行业，进而刻画某县某行业与迁入院系的相关性。

核心结论

结果表明，院系迁移对地方产业增长具有显著的长期效应，并呈现明显的制度依赖性。以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为例，与迁入院系相关的行业呈现出更强的扩张与效率提升：就业规模约提高38.1%，企业数量提高17.1%，劳动生产率（以人均增加值衡量）提高15.4%。从时间维度上看，这种差异并非即刻显现：1985年县内相关与非相关行业的差异不显著，而到了1995年、2004年就业与企业数的差异显著扩大。

作者强调，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劳动力配置、企业进入与资源流动受到制度约束，院系迁移并未立即转化为地方相关产业的显著优势；而在1978年后，伴随市场化改革推进与要素配置机制逐步放开，大学知识与毕业生在企业部门的匹配效率提高，院系迁移的产业效应才逐步显著并随时间增强。

机制与对比分析

作者从知识溢出与人才池两条渠道展开机制检验。其一，作者使用1985至2015年专利申请以及2000至2014年专利引用数据，发现迁入院系显著提升本地专利产出与专利引用等创新活动指标。此外，作者指出溢出效应局限在地级市层面，且距离迁入地超过150公里后消失。

其二，作者利用2000、2005与2010年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在地级市与行业层面构造高技能劳动者（如大学毕业生与技术人员）集聚指标，发现迁入院系与本地对口行业的高技能集中显著相关。作者进一步以1980年为界将2010样本前后分代，指出计划经济时期人口流动受限使“老一代”更能反映本地培养与留存的人才池效应，且对技术人员的影响在“老一代”中更强，从而支持院系迁移通过塑造更持久的本地技能结构促进产业发展的解释。

图2 空间溢出效应

（注：横轴从左往右依次指代本县、同一地级市、相邻地级市）

进一步，作者将院系迁移所代表的人力资本型政策，与同时期两类典型的物质资本型政策进行对比：五十年代苏联援助的“156项目”与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作者的论证表明：物质资本投入能够在早期显著提升该地区的产业指标，但其效应易随设备折旧、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迭代而衰减，长期表现更接近均值回归；相对而言，院系迁移能通过持续的知识生产、创新网络与人才供给，能够在市场化条件完善后形成自我强化的聚集效应，从而呈现更强的长期持续性。

结 语

本文以五十年代院系跨城迁移为准自然实验，识别了大学院系对地方产业增长的长期因果影响。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带来的经济回报并非自动产生，而需要市场化与要素流动等制度条件来释放；当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后，院系迁移所带来的知识溢出与人才池效应能够显著推动相关行业的企业进入、就业扩张与生产率提升，并在长期形成稳固的地方比较优势。

由此可见，若地方发展政策的目标在于促进可持续的产业增长，应更加重视能够持续积累并产生正外部性的“人力资本型投入”，而非依赖一次性的“物质资本型投资”。

轮值主编：熊金武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