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距离培养耐心,耐心推动创新:历史技术距离与现代增长的U形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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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历史研究】距离培养耐心,耐心推动创新:历史技术距离与现代增长的U形逻辑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955 篇推送

(图片来源于AI)

在宏观周期波动、规则变化加快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拥抱“延迟满足”和“长期主义”,并逐渐将其内化为生活与规划的底层原则。个体在微观层面主动训练耐心与自我约束,以期在不确定环境中做出更稳健的长期选择。那么从宏观层面看,耐心会如何塑造现代经济增长?

发展经济学的一项近期发现提供了耐人寻味的切入点:相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前工业时代技术前沿,历史上“离得很近”和“离得很远”的国家,如今往往更发达;反而是处在“中间距离”的国家,平均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这样的非单调关系提示我们:历史技术距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简单的“越近越好”,而是通过更深层的文化与行为机制,在更长时段内塑造了创新与积累的路径。

基于这一思路,Möhrle和Sunde(2021)将研究的目光投向“耐心”(patience)在上述关系中的作用。按照既有研究(如Doepke & Zilibotti, 2014),耐心常被视为支撑创新活动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键文化要素。作者利用全球偏好调查(Global Preference Survey, GPS)中对“延迟回报”的衡量作为耐心的量化指标,核心发现是:各国耐心指标与其到英国的历史距离(按前工业时代的旅行时间衡量,单位:周;下文简称“到英国的历史距离”)之间呈现稳健的U形关系,离前工业时代技术前沿很近与很远的国家更具耐心,而处在中间带的国家耐心水平最低。

图 1 到英国的历史距离(周)与耐心的 U 形关系

更进一步,研究将这种耐心差异与当代创新活动和人均收入联系起来,提出一条可检验的宏观逻辑链条:距离影响耐心,耐心推动创新,创新最终沉淀为增长差异。换言之,到英国的历史距离并非只改变了技术扩散的速度,也可能通过塑造耐心这一文化渠道,在更长周期里重塑了一个社会对投资、教育、研发与制度安排的选择。

数据和实证策略

本文以2000–2015年人均GDP衡量当代经济发展水平。核心解释变量是到英国的历史距离,这一指标根据Özak(2018)提出的“人类流动指数”(Human Mobility Index, HMI)衡量,它并非直线地理距离,而是基于蒸汽动力普及之前的历史旅行时间来刻画空间可达性,从而更贴近历史上技术模仿、传播与适应过程中的真实摩擦。耐心指标则来自Global Preference Survey(GPS)对延迟回报的度量。

在基准设定中,文章将英国视为约1800年的技术前沿,并在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加入与中国的距离:中国可以被看作前工业时代的“第二个技术前沿”或重要技术中心,因此将其纳入有助于检验结果是否仅由“靠近英国”这一单一参照点驱动。

控制变量体系较为完整,涵盖大陆与历史区域固定效应,以及地形与气候、生态多样性、距东非的距离、新石器革命时点等可能影响长期发展路径的因素。结果显示,即使在纳入上述控制后,耐心与到英国的历史距离之间依然呈现清晰且稳健的U形关系:离英国很近与很远的国家更具耐心,而处在中间带的国家耐心最低。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非线性并未出现在风险偏好或信任等指标上,这一点进一步强化了耐心作为关键文化维度的解释力。

机制检验方面,文章沿着“距离→耐心→创新→收入”的链条展开,并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3SLS)进行识别:第一阶段使用到英国的历史距离及其平方项作为耐心的工具变量;第二阶段以预测的耐心解释创新水平(专利数量、技术复杂度、全球创新指数等);第三阶段再用预测的创新解释人均GDP。总体结论可以概括为:无论创新以何种指标衡量,创新水平越高,人均GDP越高;而耐心能够显著提升创新,从而形成一条稳定的正向传导机制。

如何理解这条U形曲线?

论文针对这种U形关系提出一种解释:到前工业技术前沿的距离会改变“创新—模仿—适应”的相对重要性与成本收益结构。当经济体离前沿较近时,更容易通过模仿与吸收外部技术实现改进;当经济体距离前沿很远时,技术扩散阻力更大,发展更可能依赖持续的本土适应与改进;而处在中间距离的经济体,既不具备近距离学习的便利,也未必像远距离那样需要长期适应,因此在耐心(长期时间偏好)上可能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

文中进一步给出了一个颇具直觉的量化结果:所谓“最不利距离”(LDD)大致落在6–9周的历史旅行时间区间,也就是U形曲线的谷底区间。这一范围与Özak(2018)在收入回归中识别出的“发展谷底区间”彼此呼应,为这种解释提供了额外的外部一致性支持。

结 论

总体来看,文章从社会文化层面出发,为既有研究所揭示的距离和发展之间的非单调关系提供了机制解释:历史距离不仅影响技术扩散的便利程度,还可能在长期中塑造社会的耐心,从而通过创新活动间接影响收入水平与增长表现。回到对发展差距的追问,答案或许不止在地理条件与资源禀赋里,也在一个社会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权衡当下与未来。

文献来源:Möhrle, S., & Sunde, U. (2021). Distance to the pre-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frontier, pati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s Letters, 201, 109788.

原文链接: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量化历史研究”公众号由陈志武(香港大学郑裕彤基金讲席教授、原耶鲁大学教授)及其团队——林展(中国人民大学)、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何石军(武汉大学)、胡思捷(香港大学)、彭雪梅(中山大学)等人负责。向学界和业界朋友,定期推送量化历史研究经典、前沿文献。同时作为“量化历史讲习班”信息交流平台。喜欢我们的朋友请搜寻公众号:QuantitativeHistory,或扫描下面二维码关注。

轮值主编:熊金武 责任编辑:彭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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