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前殖民地制度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基于新民族家园数据集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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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历史研究】前殖民地制度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基于新民族家园数据集的证据

引 言

关于拉丁美洲的发展困境,我们熟知一种经典的断裂论叙事:

欧洲殖民者的到来是一场彻底的毁灭。他们用枪炮重塑了大陆,人为划定了国界,将原住民社会连根拔起。在这种视角下,拉美当下的贫穷与富裕,似乎完全取决于殖民时期强加的制度及其后续演变。

但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更早的答案:真正的分野,可能出现在殖民者踏上这片土地之前。

2025年Aldo Elizalde和Sotiris Kampanelis发表在Economics Letters的文章《Pre-coloni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首次基于民族家园地图系统检验了这个猜想。他们发现,殖民前那些制度更复杂、更集中、更像国家的原住民族聚居地,至今仍然比其他地方更富裕——哪怕原住民早已不在原地。

历史背景:被国界割裂的族群

在哥伦布抵达之前,拉丁美洲并不是一片制度荒地。这片大陆上,生活着数百个原住民族,社会组织形态差异极大。

有些地区,早已形成高度集中化的政治结构。如中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安第斯山脉的印加,不仅拥有层级分明的行政体系和稳定的贡赋制度,还能够统治广阔领土,将多个社群整合进同一套政治秩序之中。对外来者而言,这些社会更像是已经成型的“国家”。

另一些地区则以分散的小型社群为主。例如亚马逊盆地或潘帕斯草原,原住民族缺乏统一的统治结构,政治权力高度地方化,难以进行大规模动员。

当殖民者进入拉丁美洲时,他们意识到已有制度基础的地区更容易征税、更容易组织劳役,也更容易被纳入殖民行政体系。因此,殖民者往往选择“借壳治理”——优先利用已有制度完善的地区。他们保留了当地的酋长(Cacique),直接接管了现成的税收名册和劳役网络,继续组织贡税和劳役。于是,这些原本制度更复杂的地区,逐渐成为殖民时期的政治与经济中心。

数 据

民族家园地图

殖民势力按照自身需要划定了现代国界,将许多历史上完整的族群空间强行分割或重新拼接。这使得以现代国家或行政区为单位的研究,难以区分是当代制度还是前殖民遗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选择构建更贴近历史现实的空间单位——民族家园。

作者以人类学家Murdock的著作为基础,将散落在文献中的257个族群分布信息系统性地数字化,绘制出一张覆盖整个拉丁美洲大陆的民族家园地图(见图1a)。每个家园代表的都是殖民到来之前,某一原住民族长期生活与统治的核心空间,而非现代行政区划。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为每个民族赋予一个制度复杂度指标。依据民族志资料,从:0=无国家(如部落),到4=多城市的中央国家(如印加),用于刻画其组织能力与治理规模(见图1b)。

图1.拉丁美洲的民族家园

注:(a)拉丁美洲族群故土的数字化情况。黑色表示族群故土,灰色代表拉丁美洲国家当代的行政划分,红色轮廓标示因缺乏民族志数据而未数字化的区域。(b)展示了族群故土层面殖民前制度指数的差异,白色区域表示缺乏民族志数据的族群。(c)展示了民族家园层面夜间卫星灯光的变化。

经济发展衡量

本研究使用2015年卫星夜间灯光亮度(VIIRS)来衡量今日经济活动——灯越亮,意味着人口密集和经济活动活跃。

考虑到夜间灯光在农村地区可能低估经济活动,作者进一步使用最新发布的格网化人均GDP数据进行交叉验证,结果显示两者高度相关,确保了衡量标准的稳健性。

通过将前殖民时期的制度地图与当代的经济灯光图叠加,作者最终构建出一套跨越数百年的数据体系(见图1c)。

研究发现

将前殖民时期的制度地图与当代夜间灯光数据进行对照后,可以看到一个相当稳定的空间对应关系。

首先是制度复杂度对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如图1(c)所示,前殖民时期的政治制度复杂度与现代夜间灯光密度之间存在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即便在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以及海拔、气温、降水、崎岖度和是否沿海等地理气候变量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就经济显著性而言,前殖民制度复杂度每提升两个等级(例如从部落社会演进为酋邦),其所在区域的现代夜间灯光亮度将增加约一个标准差。这意味着,那些在历史上拥有更高级政治结构的族群故土,在数百年后的今天展现出了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是结果的稳健性。为了排除样本选择偏差的干扰,作者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检验:1)缺失值处理:将所有缺乏民族志数据的族群假设为“无国家社会”(即政治复杂度为0)纳入回归。2)区域扩展:考虑此前因数据缺乏而未被数字化的玛雅文明核心区(尤卡坦半岛和危地马拉北部)。3)指标替换:使用格网化人均GDP数据替代夜间灯光作为被解释变量,正向影响均显著。

此外,作者还通过不同的度量方式验证了关联的可靠性。除了使用0-4级的等级指数外,作者还将制度变量转换为“集权化”二元变量(0=无国家,1=有国家)。结果显示,前殖民时期的集权化特征同样显著预测了当代的经济繁荣。

这些发现表明,前殖民时期的制度差异,并非只影响特定历史阶段,而是以路径依赖的方式,通过影响殖民治理、城市形成和经济集聚过程,长期塑造了拉丁美洲的发展格局。

结论:制度遗产的长期力量

本文以拉丁美洲前殖民时期的政治制度差异为背景,揭示了一个看似反直觉却真实存在的现象:尽管殖民统治重塑了社会结构、族群分布和国家边界,那些在殖民到来之前就拥有更复杂政治制度的地区,至今仍然展现出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换言之,拉丁美洲的发展差异,并非完全由殖民时期“重新书写”,而是在更早的历史阶段便已形成。

这一发现表明,理解拉丁美洲的发展困境,不能仅停留在殖民制度或近代政策层面,而必须将视角进一步前移,重新审视殖民之前已经存在的制度起点。前殖民制度并非决定命运的“原罪”,却深刻影响了区域在殖民冲击中的承载能力与调整路径,从而塑造了此后长期的发展轨迹。重新认识这份制度遗产,有助于我们跳出单一的殖民解释框架,更准确地把握区域不平等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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