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新教与中国农业发展

（图片来源于AI）

新教对经济繁荣的影响机制，已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信仰与伦理维度，拓展至西方有用知识的传播。在近代中国，新教传教士通过创办新式学校与医院传播了有用知识，推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然而，新教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影响尚待探究。在Quantitative History of China: State Capacit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第12章“Protestantism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中，白营与边晓宇两位学者探讨了新教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并检验了随之传入的西方农业知识是否对农业增产具有实用价值。

历史背景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获准进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其活动范围扩展至内陆地区。然而，早期的传教活动引发了诸多冲突。为了缓和矛盾并建立信任，传教士转而通过建立西式医院、创办现代学校来传播福音，但这些资源大多集中于城市地区。自1910年代起，传教士开始重视“农业传道”，通过推广改良种子、先进农业技术等西方农业知识，将传教活动从城市延伸至乡村。由此，除了在城市传播西方教育和医疗知识外，新教传教士也推动了西方农业技术在中国乡村的普及。到1920年，新教传播达到顶峰：94%的中国县城有传教记录，78%的县设有教会或布道中心。

图1 有新教传教活动的县占比

然而，“不适宜技术假说”（inappropriate technology hypothesis）指出，一项技术的传播及其生产力效益，高度依赖于其与当地生产条件的适配程度。近代西方农业建立在大农场、机械化与商业肥料的基础上，而1930年代的中国农业仍依赖于高强度的劳动力与有机肥料投入来维持小地块的产出。因此，随新教传入的西方农业知识是否真正适用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实践，尚待系统检验。

图2 中国农场规模与每公顷农业劳动力、有机化肥投入之间的相关性

数据来源与方法

为了考察新教对1930年代中国农业产出的影响，本文基于覆盖18省114府147县823条农作物产出的数据集，采用OLS方法回归分析。新教传播程度以1920年每万人中的信徒数量以及新教传入时长来衡量，数据来自Stauffer（1922）的调查报告。农业生产力数据则来自卜凯《中国土地利用》（1937），以1929–1933年间主要粮食作物的每公顷产量作为代理变量。

图3 样本府地理分布情况

为了缓解遗漏变量偏误，控制了1930年代农业投入、西方经济渗透程度（包括天主教传播、铁路和通商口岸）、县域规模、人口密度、是否为省会城市及城镇化水平等因素。考虑到传教士可能倾向于前往初始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本文检验了新教传播与早期（清代）农业产出的相关性，并在回归中控制了清代农业初始水平，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为了检验“不适宜技术假说”，本文通过异质性分析考察新教的增产效应是否依赖于特定的要素结构和作物种类。首先，引入新教传播与有机肥料、劳动力投入和农田规模的交互项，以考察要素投入对西方农业技术的调节作用。其次，引入新教传播与各类作物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以小麦为基准），识别新教影响在不同作物类型间的差异。最后，假如适宜的西方农业技术通过提高作物产量，提升了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这种效应将体现在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因此进一步比较新教对稻作区与麦作区农业劳动力工资的影响。

主要结论

首先，1920年新教传播显著增加了1929–1933年间中国农业产出。具体而言，每万人中增加一名新教信徒，每公顷作物产量将提高0.6%。与没有新教传入的府相比，在新教传播程度处于平均水平（即每万人中有7.56名信徒）的府，农业生产率提高了4.5%。

其次，新教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技术适配边界。其积极效应在有机肥料使用较少的地区更为突出，并随农田规模扩大而增强，但与劳动力投入无显著关联。这表明传教士引入的西方农业知识更适用于耕地规模较大、有机肥料依赖较低的种植体系，与中国近代农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不适配。

最后，新教传播的增产效应主要来自小麦而非水稻。这可能是因为西方农业技术更适应旱作体系，且传教士在小麦种植方面具有更丰富的知识与经验。这种差异进一步体现于劳动力市场：新教仅在小麦种植区显著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而对稻作区的劳动力收入影响甚微。

结 语

本研究基于“不适宜技术假说”考察了新教传播对1930年代中国农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新教传播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力，但其效应因农业生产条件而异：在有机肥料使用较多、耕地规模较小的地区作用较弱；对小麦产出的促进作用远高于水稻，且主要在小麦种植区带来了农业工资增长。这些发现表明，有用知识的传播效果高度依赖于当地资源禀赋与技术传统，脱离特定生产条件的技术移植，其实际效果往往比较有限。

文献来源：Bai, Y., & Bian, X. (2026). Protestantism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Z. Chen, C. Campbell, & D. Ma. (Eds.)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China: State Capacit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pp. 309–336). Springer Singapore.

轮值主编：胡思捷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