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山西票号的兴衰

（图片来源于AI）

在近代金融史的研究中，山西票号的兴衰为理解中国传统金融体系与国家关系提供了关键视角。尽管已有研究强调法律制度、金融技术和市场化进程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但对于在缺乏现代制度保障的传统社会中，金融体系如何依托非正式制度得以兴起的量化分析仍较为有限。

刁文天、胡金焱与马驰骋三位学者在Quantitative History of China：State Capacit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的第11章“The Rise and Fall of Shanxi Banks in Historical China: A Political Economy Explanation”中，利用1823年至1927年间18个省的面板数据，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揭示了票号与官僚体系之间的政治联系如何推动了其崛起，又如何在帝制终结后成为其衰落的根源。本文以量化方法揭示了政治联系在前现代金融发展中的双重作用，为理解中国传统金融体系的制度基础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历史背景

19世纪的中国，现代银行制度尚未建立，金融体系主要由钱庄和票号构成。与主要从事本地存贷与小额信贷业务的钱庄不同，票号以山西籍商人为核心，建立了覆盖全国的银两汇兑网络，承担了跨区域转账、汇兑官款等关键职能。图1展示了1823年至1927年山西票号分号的变化趋势。从1823年第一家日昇昌票号成立起，票号数量持续增长，至19世纪末达到鼎盛，遍布全国17个省份，总数达到338家。然而，随着1911年政治体制转型，票号数量迅速下降，传统金融体系走向衰落。

图1 1823–1927年山西票号数量趋势图

票号的扩张得益于当时国内远距离贸易的繁荣、太平天国运动推动下票号与政府的合作，以及洋务运动时期工业资金流动的需求；但在缺乏现代法律与金融监管体系的社会中，其跨区域经营面临着高成本与高风险。为确保安全与信誉，票号依托乡土网络，与山西籍官员建立紧密政治联系——地方官员既为票号提供政府存款、汇兑税银与借款业务，又以政治信誉弥补法律制度缺位，这一点从图2中山西官员分布与票号分号的高度重合得到了印证。可见政治资本在票号网络扩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也构成了其得以兴盛的制度基础。

图2 1823–1911年间山西籍官员与山西票号分布情况

研究数据

作者基于黄鉴晖（2002）编纂的《山西票号史》，整理了1823–1927年各省票号分号的建立与存续时间；为衡量政治联系，又使用魏秀梅（1977）所编《清季职官表》，统计了1823–1911年间出生于山西、在外省任职的省级官员，包括总督、巡抚、按察使、布政使、学政等官职。在此基础上以五年为周期构建了一套省级面板数据。从图3可见，山西籍官员较多的省份，其票号数量亦高于山西籍官员较少的省份，而自1911年以后，伴随政治环境的变化，两组地区的票号数量均呈同步下行趋势。

图3 政治联系与票号数量的关系（1823–1911年）

注：纵轴为票号分号数；以山西籍官员总数中位数（4人）划分，蓝线代表官员≥4人的省份，黑线代表＜4人的省份。

实证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政治联系与山西票号发展之间的关系，作者首先采用固定效应普通最小二乘模型，核心解释变量为各省在特定时期内是否存在山西籍省级官员或其任期年数，用以衡量政治联系的强度；被解释变量为各省每五年或十年间的票号分支数量。此外，模型还控制了人口规模、贸易收入、工业企业数量、铁路与电报站数量、通商口岸设立年限及民变频次等经济因素，并在纳入省份与时间固定效应，以排除地理差异与宏观趋势的影响。

结果显示，在1823–1911年间，凡有山西籍官员任职的省份，其平均票号分号数比无此类官员的省份多出约1.5个，约为样本平均值的10%。若以官员任期年数衡量联系强度，每增加一年任期，约增加0.5个分号，表明政治联系在票号扩张中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其次，作者以外国银行数量作为“安慰剂”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其与山西籍官员分布无显著相关性，表明票号的扩张确实源自政治联系，而非地区经济条件。随后，为探讨其中的机制，作者进一步引入“是否是山西籍官员”与“各省汇兑官款规模”交互项。结果显示，政府通过票号办理业务较多的省份，政治联系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说明政治联系影响票号扩张的核心渠道之一在于政府业务的倾斜。

为进一步探讨政治变迁对票号体系的影响，作者以1911年辛亥革命引发的政治体系变革为切入点，在模型中纳入“山西籍官员”与“是否为民国时期”的交互项，旨在捕捉政治资本在新制度下的效应。结果显示，辛亥革命后，政治联系的作用由正向转为负向，且依然保持显著：1912–1917 年间，政治联系较强地区的票号数量平均减少约三分之一，而政治联系较弱地区的降幅不到10%，在进一步排除现代金融技术的缺失、现代银行竞争等因素，各省旧政治资本的影响仍显著。

结 语

本文利用1823年至1927年间的跨省面板数据，首次系统量化了票号扩张的政治经济机制，揭示出政治联系在前现代金融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清代山西籍官员与票号商人之间的同乡联系促进了票号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张，政治资本在缺乏法律与技术条件下替代了正式制度，而帝制崩溃后，这一曾经的优势资本反而成为了票号衰落的原因。这一研究既补充了历史金融发展决定因素的相关文献，强调了非正式制度在中国本土银行业变迁中的重要性，也为理解非正式制度如何塑造中国早期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