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战争如何拖垮一个王朝的财政？北宋的财政危机

一

引 言

当战争打响，粮草先行的背后是海量的资金消耗。刘光临与关棨匀两位学者在Quantitative History of China：State Capacit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的第8章“How to Finance Wars: The Crisis of Securities in Northern Song China During the 1040s”一文中，聚焦北宋与西夏的西北战事，揭开了一个被忽视的历史命题：古代王朝如何通过市场化手段筹措军费？

文章通过量化与质性史料结合的研究发现，北宋的“入中”军需制度催生了早期证券市场，但 1040 年代的持续战败引发财政崩溃，证券贬值、通胀失控，直至几十年后才逐步恢复秩序，为理解前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供了全新视角。

二

研究策略

一方面，本文研究军需采购制度的演变，通过系统梳理唐至北宋时期的制度变迁，清晰勾勒出其从“实物预付”到“凭证流通”，进而向“证券化”演进的完整逻辑脉络。在这一历史对比视野中，北宋军需采购制度所蕴含的突破性创新得以凸显，同时其在制度设计与运行过程中潜藏的内在脆弱性也成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同时，考虑到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层面可能存在的扭曲，本文通过细致解读同期官员奏议及典章制度文献，深入还原了定价机制、凭证炒作等制度执行层面的细节，为制度分析提供了执行层面的参照。

另一方面，在实际的经济运行和财政状况方面，本文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文献中，提取物价波动、军费开支、货币发行量等关键数据，还原1003年至1047年间的市场运行波动情况。

在量化方面，本文以榷货务现金收支平衡、盐引的市价与面值比、军费开支等为核心的指标，结合量化分析与质性研究，系统考察战争因素对北宋金融体系产生的冲击效应，为厘清军需制度演变与金融体系运行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支撑。

三

从唐到宋的军需融资演变

唐代军需供应政策的起源

唐初军需主要依赖粮食税转运、军屯和士兵自耕。7 世纪唐朝向中亚扩张后，西北边境长途运粮困难，西北地区的地方行政当局，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诸州府设立粮仓，推行 “和籴” 制度 —— 以略高于市场价的预付金（以布帛按等值折付）向农民和商人采购粮食，如粟、小麦、大麦等（表1）。

表1 公元745年敦煌军需物资价格

8 世纪中期，“和籴” 采购粮食约 420 万石，占军需总量的 46.79%；其中，河西、朔方、陇右三西北区域占比 81%，而东北、西南等其他区域仍依赖军屯和土地税。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朝通过盐、茶垄断增加财政收入，允许商人以银、铜钱、粮食、纺织品换取特定区域的盐茶销售特权。晚唐为提振盐销量，采用 “虚估” 制度（高估纺织品价值作为支付），使商人能以低价购盐，但导致官方定价与实际价格脱节，国家财政受损。此时信贷工具在采购中仍未广泛创新。

北宋的军需政策

北宋实现统一后，职业士兵规模大幅扩张，军需负担日益沉重。为缓解这一压力并强化经济管控，朝廷在开封设立“榷货务”（Monopoly Tax Bureau, MTB），该机构最初以监管茶叶垄断贸易为核心职能——商人需预先支付金银、丝帛等财物以换取茶引，凭借此引方可将南方的茶叶运往北方市场销售，通过行政手段构建起茶叶贸易的垄断体系。

986年宋辽战争爆发后，为保障边境军需供应，北宋推行“入中”“折中”“折博”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鼓励商人直接向边境地区运送粮食，完成供应后可换取政府发行的凭证（“引”），持此凭证能在指定产地兑换盐或茶等稀缺商品。到宋真宗时期（997–1022年），“入中”制度的重心逐渐转移至西北边境，这一调整与北宋争夺丝绸之路控制权的战略需求紧密相关。

“入中”制度的流程颇为复杂，商人从向边境供应粮食到最终在北方完成茶叶销售，整个周期往往长达2至3年。为解决商人资金周转难题，北宋朝廷允许商人在开封经官方授权的店铺转售“入中”凭证，这一举措吸引了大量金融从业者参与投机，催生出早期的证券市场。1005年，政府正式认可此类凭证的可转让性及价值流通性，标志着该市场的合法化。

和平时期，边境驻军的物资需求依然旺盛，导致官方采购价与市场实际价格的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引发粮食价格上涨和商人投机行为频发。针对这些问题，北宋于1005年推行“三说法”，重新明确粮食与茶叶的兑换比例，同时将支付方式多元化，涵盖铜钱、象牙、香药等奢侈品以及茶引，以此稳定此前因茶叶储备不足而陷入萎缩的凭证市场。改革实施后，榷货务通过盐茶垄断贸易获得稳定现金流，甚至会在凭证价格下跌时进行回购，以维护市场稳定。

宋夏战争与战时军需

宋夏两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11世纪30年代，西夏大举扩张河西走廊，加剧了边境冲突。1039年至1042年间，双方先后爆发13次围城战和20次大规模战役，北宋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战役中接连惨败，累计阵亡士兵超过2.4万人，军事上的失利成为财政危机的导火索。

1041年起，西北边境驻军数量已超过20万人，到1044年更是增至30万之众，军需开支急剧攀升。以陕西路为例，1038年该地区财政收入1978万缗，支出1551万缗，尚有余力；而到1042年，即便收入通过邻区转移补充增至3390万缗，支出却飙升至3363万缗，增幅高达117%，财政已濒临失衡。

为应对激增的军需，北宋大幅扩大“入中”规模，提高东南海盐的生产配额，允许商人向西北供粮后换取盐引；1042年又进一步调整支付方式，商人可选择一半铜钱、一半金银纺织品的组合支付，或直接兑换茶、盐、香药等商品的凭证。但这一过程中弊端凸显，边境官员为吸引商人供粮，肆意抬高采购价格，更存在官商勾结抬价的现象——如商人售出标价一千文一对的木梁，却能获得高额盐引补偿，这直接导致榷货务的现金大量外流。

战时盐茶储备严重不足，导致商人持有的凭证难以兑换实物，凭证价格大幅暴跌。1042年，解州盐引的官方价格仅为4.55文/斤，远低于战前12至20文/斤的水平。部分商人利用折扣凭证牟利，进一步引发茶、盐、矾等商品价格贬值，榷货务的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据范仲淹1043年奏报，当时开封参与凭证交易的商人仅余100家，“入中”制度的参与度陷入低迷。

榷货务现金储备耗尽后，北宋朝廷转而通过铸造低值货币缓解支付压力，推出“当十大钱”——此类铜钱的实际价值仅为面值的30%，同时大量铸造铁钱。1040年至1045年间，这些低值货币被大规模运往陕西边境，但随即引发私铸泛滥、货币贬值等问题，持续的通货膨胀席卷全国。到1048年，政府被迫将大额货币贬值70%，以遏制危机蔓延。

由于榷货务官员被迫通过使用茶叶和盐引等信贷工具来满足紧急军事需求，过量的券额导致原本由榷货务设计的现金储备流入与流出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到1044年，北方宋政府急于实现和平并减轻战争带来的财政负担，与西夏达成和平协议。尽管如此，榷货务仍持续面临严重的现金赤字，这种状况甚至在短暂的庆历改革后仍未消失（表2）。

1044年宋夏达成议和，但财政危机并未随之缓解。1048年，北宋推行“四说法”对“入中”制度进行改进，尝试以现金直接采购粮食，减少对凭证的依赖。然而凭证市场复苏缓慢，直至1069年王安石推行变法，才对财政、贸易和法律体系展开深远改革，逐步扭转困局。

表2 榷货务的现金流入与流出，公元1028至1047年

（单位：千贯）

四

结论与启示

北宋初期，榷货务主导的盐茶垄断与“入中”制度形成巧妙联动，以商业凭证为纽带，将南方物资优势转化为边境军需保障，既缓解了财政压力，又催生了规范化的交易市场，这一创新本质是对当时社会资源的高效整合。但11世纪40年代宋夏战争期间，朝廷为应急盲目扩大“入中”规模，忽视盐茶储备的刚性约束，任由边境官员抬高采购价，导致凭证与实物严重脱钩，最终引发市场崩溃。

这一历史事件亦促使我们审视“制度弹性”与“资源边界”的关系——任何脱离实际承载能力的创新，即便初衷合理，也终将陷入“寅吃卯粮”的困境，而制度设计的可持续性，恰恰在于对资源供需平衡的动态把控。

文献来源：Liu, W. G., & Kwan, K. W. (2026). How to Finance Wars: The Crisis of Securities in Northern Song China During the 1040s. In Z. Chen, C. Campbell, & D. Ma (Eds.),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China：State Capacit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pp. 219–241). Springer Singap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