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灾荒与乌纱：区域灾害如何影响晚清知县仕途

引 言

国家能力——即政府实现其目标的能力——是对于传统中国研究中的重要议题。韦伯式的国家能力概念强调官僚体系的重要性，一个名义上符合韦伯式理想型的国家能否有效运转并落实国家政策，依赖于是否可以依规开展人事管理，即奖擢绩优、降黜绩劣。

从这一角度出发，高帅奇和康文林两位学者，在Quantitative History of China: State Capacit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的第7章，“The Impact of Crises on the Careers of County Magistrates in Qing China, 1830–1912”中，基于中国历史官员数据库（清代）中记录的31,276名曾在1830年至1911年担任过知县的官员信息，结合《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中的灾荒信息，系统分析了蝗灾、饥荒、洪水、旱灾、瘟疫等区域灾害对晚清知县职业命运的影响，首次从国家在低级官僚人事管理中对明确规则的执行意愿与执行能力的角度考察了清朝的国家能力。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晚清政府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依据灾害应对表现对官员进行奖惩，体现了封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韧性，拓展了对晚清官僚体系的传统认知，为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历史背景

国家承担防灾与赈济之责，地方官员的资历与能力也被视为与赈灾成效直接相关。因此，灾害治理的成败被列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关键指标。清代政府关于报灾、勘灾、赈济、蠲免等均有成文规章。

若救灾得力，则官员即便未能立即获得升迁，也可能在履历案卷中被加注优评，从而提升其此后晋升的机会。相反，若被认定灾害应对不力，或认为其失职导致灾害发生，则可能受罚。即使灾害发生时该官员已调离原任地，只要查明其先前在任期间玩忽职守致灾，仍可追究其责任并加以惩处。

数据来源与实证策略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在进行必要的数据清理后，作者整理出1830–1911年间非旗籍官员共80,222条年度在任知县记录。随后，作者以灾害类型为核心自变量，以知县是否在当年或下一年被罢黜为因变量，采用Logistic模型估计洪水、旱灾、饥荒、虫害及瘟疫五类灾害发生对知县被罢黜概率的影响，以此检验灾害冲击是否会显著改变知县的仕途轨迹。

控制变量包括官员科举功名、县域特征数据等，同时纳入县域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以排除地区固有特征和宏观时间趋势的干扰。

表1 数据来源

核心发现

在五种灾害中，仅有虫害和饥荒对知县在当年或次年被罢黜概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如表2 所示，发生虫害或饥荒的县域，知县在当年或次年被罢黜的概率显著高于无灾县域。具体而言，虫害的发生使知县罢黜的几率增加了22.8%（=e0.205-1）,饥荒的发生使知县罢黜的几率增加了22.9%（=e0.206-1）。作者指出这主要是与这两种灾害与其他自然灾害的性质不同有关，因为蝗灾等虫害和饥荒往往会被认为是可预防的，而之所以成灾，通常与知县的救济不力密切相关，两者都直接反映出地方官员在灾害应对上与失职。

表2 县域灾害发生对知县当年或次年被罢黜影响的

Logistic回归结果

将灾害与年份（线性项与分类项）、科举功名以及所在县的“冲繁疲难”等级的交互项纳入模型后，作者并未发现灾害对知县被罢黜的影响在这些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无论科举出身还是捐纳出身，灾害对知县职业生涯的影响基本一致，这可能源于两者绩效相近，或考核标准一致。所在县的“冲繁疲难”等级也未导致灾害效应出现显著差异。同时，作者也未观察到国家在执行规章能力上存在着系统性减弱的线性趋势。按十年期加入交互项后，虫害对知县仕途终止的不利影响在1820年代、1850年代和1870年代较大，其余年代相对较小，但这些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结 语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存在基于客观标准且规定清晰的官员绩效考核规则下，清政府仍具备遵循人事管理基本规则的能力。蝗灾与饥荒都会对县级知县的仕途产生即时影响，两者均会提高其在当年或次年被罢黜的可能性。至少就蝗灾而言，这一结果不难理解：清朝相关人事条例明确将防治蝗灾的责任归于知县，并规定一旦发生应予惩处。至于饥荒，鉴于国家对其预防与处置的高度重视，可以合理推断，官员会在类似原则下同样被追究责任。

本研究聚焦低级官员和具体政绩指标，通过量化分析揭示了晚清灾害应对与知县仕途的深层关联，丰富了关于官员选拔过程与官僚绩效的研究，凸显了灾害问责在晚清官僚体系中的关键价值，也为理解封建王朝特别是其晚期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文献来源：Gao, S., & Campbell, C. (2026). The Impact of Crises on the Careers of County Magistrates in Qing China, 1830–1912. In Z. Chen, C. Campbell, & D. Ma (Eds.),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China: State Capacit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pp. 193–212). Springer Singapore.

轮值主编：胡思捷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