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被战争重塑的帝国：清代中后期的军官部署

（图片来源于AI）

一

引 言

提及清代军事史，多数人脑海里会浮现鸦片战争的硝烟、太平天国的战火，或是曾国藩、左宗棠等名臣的身影。但那些散落于各省的中下级军官——从守卫海疆的把总，到戍守边疆的参将——却长期遭到忽略，很少有人从“军官在哪里、从哪里来、如何流动”这样的微观问题入手分析帝国的国防系统如何运转。事实上，一个地区的军官数量，直接对应着驻军规模与军事资源的配置。军官的地域分布与数量变化，直接反映了国家的战略安排。

陈俊与康文林两位学者在Quantitative History of China: State Capacit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的第6章“Origin and Deployment of Qing Military Officers by Province, 1786–1908 CE”中，量化分析了清代中后期军官籍贯与派驻的省级分布，使这些隐匿的军官从档案里重新浮现出来。

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于《中枢备览》，它是清政府用于记录全国军官任命与调动的官方汇编，按季度刊发，性质相当于军事官员的季度名册。基于1735至1911年间73期《中枢备览》所载共59,303名军官的记录，本文发现：清朝真正的军事重心转移并非始于鸦片战争，而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才全面显现；湘军、淮军出身的军官在此后主导了军职配置版图，进而重塑了清朝的军事格局。

二

军官的地域分布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军官配置的省际结构基本未见实质性调整。对1836、1841与1849年军官的省级分布比较表明，尽管鸦片战争暴露了清朝的军事脆弱性，各省军官占比在战争前后几乎没有变化。面对来自海上的现代军队，军官的地域配置仍沿袭以陆防为主的长期格局。

太平天国时期及其后，军官的区域分布出现了明显变化（图1）。数据显示，1855至1869年，东南沿海军官的占比上升至超过四成，增加了5%，西部、西北部边疆的军官比例下降了5%，而中部和京畿地区基本不变。这说明军事重心已逐渐从西北边疆向东南沿海转移。在战后，中部地区军官数量有所回升，而西北边疆和东南沿海的军官数量则有所下降。

图1 太平天国运动前、中、后期各省武官数量

注：1869年江南军官数量的激增主要是由于1868年组建的长江水师在《中枢备览》被划归江南导致的。

三

军官的籍贯

19世纪期间，军官的籍贯省份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湖南为例，与关于19世纪清朝及曾国藩“湘军”作用的共识相一致，《中枢备览》中所呈现的湖南籍军官所占比例出现在19世纪出现了大幅上升，其军官占比由18世纪末的大约2%，上升至19世纪后半叶的12%—14%。湖南籍军官比例在两个阶段增长明显：第一次是1795–1796年苗民起义后，其比例从2%升至5%；第二次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比例从战前的4.6%升至13.7%。安徽籍军官的变化虽不如湖南剧烈，却也在捻军起义后有所上升，从太平天国后的1%升至清末的3%。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诸如福建、江南、山西、陕甘与直隶等传统军事大省的军官比例明显下降（图2）。

图2 1789年至1908年绿营军官的籍贯

军官籍贯的变化源于清朝军官选用制度的变化。清廷在军官征补上采取了不同于前代的做法，降低了籍贯的重要性，使军官来源的省际结构具备随时间调整的制度弹性。例如，清代基本取消军官职务世袭，并施行回避制度，禁止高阶军官在本省任职。同时，清朝在军官任用上更看重战功和能力。在这一背景下，湘军、淮军的军官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得他们在战后得以进入各省要害职位，掌握任命权并形成亲属、同乡、旧部网络，严重削弱了中央的控制力。

四

军官的任职地与籍贯

按照清朝的回避制度，理论上高级军官不得在本籍任职，中级军官需远离籍贯500里以上，低级军官则可留任本地。数据显示，各层级任职地分布与回避制度的要求基本保持：高级军官只有约12%在本省任职，中级军官50%，低级军官则有88%留任本地。不过，从地域来看，高级军官在本省任职的情况大都在沿海和边疆省份出现，前者源于海军对具备航海经验的本地人才需求，后者则因为少数民族地区更依赖了解民族习俗和地方事务的军官。

从时间维度看，太平天国爆发前，高、中、低级军官的本省任职比例变化基本类似，但战后则出现分化（图3）。高级军官本省任职比例从1786年的4%升至1872年的20%，到1881年又回落到10%，其后再度上升。太平天国前的上升可归因于回避制度执行的松动及保举权的扩张——地方文官对武职选任的影响增强，从而巩固其对地方武装的控制。

太平天国后的回落则与战后大批湖南籍将领进入高层并多被外派离省任职有关。中级军官本省任职比例则从1786年的23%升至1868年的56%，这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后官职任免的混乱所致，许多地方官员通过捐纳和关系获得本地职务。随着19世纪后期清政府强化回避制度，这一比例又有所下降。低级军官在本省任职的比例从1786年的85%攀升至1868年的94%，随后下降了约9%。这一变化主要源于湖南籍低级军官大量涌入其他省份的绿营部队。到19世纪末，由于绿营的职能转向地方治安，该比例维持在80%左右。

图3 高级、中级和低级绿营军官在本省任职的比例随时间变化趋势

五

结 论

本章通过分析晚清军官任职省份与籍贯分布的变化，探讨了清政府军事资源配置优先级的演变历程及其背后的可能原因。首先，军事部署的重点在太平天国后从西北陆防转向东南沿海海防。尽管鸦片战争已经揭露了海防的必要性，却并没有对军事格局造成明显的影响，直到太平天国战争破坏了旧有军事力量，才使清廷不得不将更多资源投入沿海与长江流域，最终改变了军官在全国的格局。

其次，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使得湖南、安徽籍军官大量进入军事体系，掌握任免权，改变了传统的军官来源，集中体现在军官籍贯与任职地构成的变化。最后，十八世纪至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回避制度在多重压力下逐渐松动，军官的地方化趋势不断加强。在战后，高、中、低级军官的任职变化趋势则出现了分化。

文献来源：Chen, J., & Campbell, C. (2026). Origin and Deployment of Qing Military Officers by Province, 1786–1908 CE. In Z. Chen, C. Campbell, & D. Ma (Eds.),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China: State Capacit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pp. 165–192). Springer Singapore.

轮值主编：胡思捷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