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战争孕育武士：历史冲突对中国“尚武文化”形成的长期影响

（图片来源于AI）

在传统认知中，中国社会受儒家“崇文抑武”的思想影响深远，民间普遍缺乏习武志向和对军事职业的偏好。然而，这一观点似乎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中国的武举考试制度源远流长。此外中国历史上不乏战功赫赫的军事将领和战争英雄，并且这些军事精英的地域分布呈现出高度的不均衡性，绝大多数来自北方（见图1）。因此，一个长期存在却少有定量研究予以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地区之间的“尚武文化”差异从何而来？历史战争是否塑造了特定地区更强烈的尚武倾向？

图1 公元前770年–公元1912年军事将领与冲突的空间分布

学者陈以诚、陈志武和马驰骋在Quantitative History of China：State Capacit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的第5章“War Breeds Warriors: Long-Term Impacts of Historical Conflicts on Warrior Culture Formation”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谨的量化分析。通过构建跨越两千年的战争数据库，以清代武举人密度为代表性指标，识别出战争对尚武文化的因果影响，并追踪其长期延续至现代社会的路径。本文研究证实，历史上（清朝以前）经历过更多军事冲突的地区，在清朝时期表现出更强的尚武倾向，并产生了更多的军事精英，形成了代际延续的尚武文化，其遗产持续影响着当今中国的区域人力资本结构。

背景：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和武举制度

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布特征。作者基于Fu et al. (2003) 编纂的战争记录，统计了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2年间中国十八省范围内的历次战争，结果显示：中国的战争多发于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与长城沿线地带（见图1）。

这主要源于两个长期的历史因素：其一，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竞争主要发生于黄河中下游一带。考古证据与文献资料显示，从西周到唐代之前，北方长期作为政治经济重心，政权密集、冲突频繁，战争记录也更为充分。其二，自秦朝以来，北方长期面对来自欧亚大陆草原的游牧民族威胁。匈奴、鲜卑、契丹、女真与蒙古等政权均多次南下，冲击农耕区域。尤其在干旱年份，游牧社会面临生存压力，战争爆发更为频繁。这一地理与生态格局，决定了北方的战争高发特性。

与此同时，古代中国的武科考试制度（武举），为普通男性提供了通过尚武路径进入国家体系的制度化渠道。武举制度最早由武则天于702年设立，于明清两代达到制度成熟。与文科科举类似，武举分为三级：地方考试合格者为武生员；省试通过者为武举人，全国会试、殿试通过者授予武进士。考试内容包括武艺（如弓箭、骑射、举石）和理论（如《武经七书》）。相比文举强调儒学与书写，武举更注重体能与战技。更重要的是，自清代康熙年间起，武举考试严格执行籍贯原则：考生只能在本籍地报考，迁移者须满二十年方可参试。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各地的武举人密度成为观察地方尚武文化的有效代理变量。

数据与研究设计

如何衡量“尚武文化”？作者以1650–1789年间（康雍乾时期）府级单位每百万人的武举人密度作为衡量尚武文化的主要变量。与武进士相比，武举人样本数量更大、记录更全，能更有效反映地方社会整体的尚武倾向。此外，作者还使用来源于《刑科题本》的清代暴力犯罪数据、以及当代各地的武术学校数量作为尚武文化的替代衡量变量。作为对尚武文化的反向指标，作者同时以各地区在1900年和2010年的小学与中学数量为度量，考察其对文教相对于武教的重视（或忽视）程度。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各府在历史上遭遇军事冲突的暴露程度，即各府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643年间（春秋时期至明代）发生的军事冲突总次数。作者同时控制了包括各地区距海岸及主要河流距离、人口及人均GDP、地形崎岖度、农业适宜度、极端气候年数、税收与城市化率等。

为了识别战争与尚武文化间的因果关系，即战争是否真的导致了尚武文化，还是原本尚武的地区更容易发生战争？为此作者设计了一个地理型工具变量：各府到战略要地的最短距离（DTSL）。这些战略要地是在前工业化时代纯粹由地理特征所决定的、具有高度军事价值的地点，包括重要关隘、山口、驿道与渡口（如函谷关、褒斜道等），见图2。

图2 战略要地的空间分布及到战略要地的最小距离

主要证据：战争如何塑造尚武文化

本文采用横截面回归识别战争频率对尚武文化的影响，核心结论明确：在清代之前经历更多战争的地区，武举人密度显著更高，即越倾向于形成尚武文化。这一关系在控制地理、农业、气候、人口与经济发展等因素后依然稳健成立。

为确保结果稳健，作者进行了一系列方法拓展和替代估计，包括空间误差调整、Tobit与泊松回归模型、变量变换敏感性检验和未调整样本检验，以及工具变量的识别。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证明了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机制检验与长期效应

在前文确认历史战争显著提升地方武举人密度后，作者进一步检验了这种尚武文化是否在更深层次上改变了地区的社会行为与人力资本结构。研究通过机制分析与长期追踪，展示了战争经验如何塑造地方文化的偏好与制度选择。

一方面，尚武文化的形成伴随着当地人更倾向于通过暴力解决争端。为验证这一潜在机制，作者利用清代地方题本中记录的暴力犯罪案件数量，发现历史上经历过更多战争的地区，在清朝故意伤害和谋杀等暴力犯罪率显著更高。

另一方面，受尚武文化影响更深的地区对文教（civilian education）的重视程度较低。结果显示，历史战争越多的地区，在1900年的民用中小学堂数量显著越少。这意味着在尚武文化浓厚的地区，社会更倾向将资源投入武艺训练，而非儒家经典教育。

作者最后指出，尚武文化具有长期持续性。具体而言，利用2003年各地传统武术馆数量及2022年各地武术培训机构数量作为当代尚武文化的衡量变量，作者发现历史上战争更频繁的地区，在2003年和2022年均拥有显著更多的传统武术馆与武术培训机构。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中小学数量则显著偏少，即使在人口、城市等级等现代条件相近的情况下，教育资源分布仍呈现出结构性缺位。这一系列证据表明，“战争孕育尚武文化”并非短期的制度现象，而是一种可跨越数百年的文化惯性。战争暴露通过改变人们的风险感知与收益预期，塑造了社会对力量与竞争的评价体系，并在家庭教育与社会分工中代际传递。

结 论

本文从中国历史中长期战争分布出发，揭示了战争如何深刻塑造地区文化结构。研究发现，战争频发的地区倾向形成更强的尚武文化，表现为更高的武举参与率、更强的暴力行为倾向、以及更低的文教投入。这种文化路径并未在近现代消退，而是以更隐性的形式延续至今。

这项研究表明，文化并非恒定不变的传统，而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生存环境的理性回应。即频繁的战争迫使地方社会以武力与军事技能作为生存策略，从而内生形成尚武文化，并通过教育与社会化过程跨代延续。这对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区域行为差异、文化结构分化，乃至现代社会中非经济性发展的空间异质性提供了一个来自量化历史的有力解释框架。

文献来源：Chen, Y., Chen, Z., & Ma, C. (2025). War Breeds Warriors: Long-Term Impacts of Historical Conflicts on Warrior Culture Formation. In Z. Chen, C. Campbell, & D. Ma (Eds.),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China: State Capacit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pp. 109–164). Springer Singap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