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战争与对技术的需求：统一如何在中国历史上削弱创新动力

为何工业革命在18世纪晚期出现在英国而非中国？自李约瑟（1954）提出这一问题（即“李约瑟之谜”）以来，来自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便致力于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发展路径上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正如Lowrey and Baumol (2013) 所观察到的那样：尽管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众多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但其中大多数并未得到有效应用，并未被发挥出最大潜力。这说明：是对技术需求的缺失—而非技术供给的不足—导致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战争威胁始终影响着帝国精英们的决策。若要寻找对技术需求产生影响的原因，战争将是首要考察对象，毕竟是否拥有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与战争的频率与强度紧密相关。基于此，陈志武、胡森豪和林展三位学者在Quantitative History of China：State Capacity,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的第2章“War and Demand for Technology: How Unification Disincentivized Innovations in Historical China”聚焦战争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考察了国家统一程度对战争频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战争威胁的下降是否抑制了国家对技术创新的需求。

量化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程度和技术创新

图1展示了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840年间各历史时期的年均对外战争（external wars）次数、对外战争年数占比以及统一程度指标（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的变动情况。本文将“对外战争”定义为“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内的一个政体与另一政体（无论是否位于中国本部内部）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

作者借鉴并扩展了原用于衡量行业集中度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以1820年清朝（1644–1911）的疆域为地理基准，将所有位于该疆域内部或与之有重叠的独立政权的领土面积占比平方后求和，即可得到测量国家统一程度的赫芬达尔指数。参照经济学领域的惯常做法，当某一历史时期的HHI低于0.25时，中国被视为处于分裂状态；当HHI介于0.25至0.4之间时，为中度统一；当HHI大于或等于0.4时，则视为统一状态。从图1可以看出，统一程度与对外战争的发生频率呈负相关关系，即政权统一程度越高，对外战争的数量和持续时间相对较少。

图1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程度和对外战争

数据来源：中国军事史编写组，2003.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M].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作者还计算了各历史时期的军事技术创新数量，用以衡量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作者使用各朝代/历史时期在战场武器方面的重大发明创新总数除以该时期的持续年数与同期人口，将结果标准化为“每千万人口每百年创新数”，以便实现跨时期的比较分析。从图2可以看出，统一程度较高的时期往往伴随着较低的对外战争频率，以及较少的军事技术创新数量（以百年/千万人口计）。这说明：推动武器技术革新的关键因素并非是国内叛乱，而是对外战争威胁。

图2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内战与军事技术创新

注：由于许多技术发明和创新的时间分辨率并不精确，图2基于一个更粗略的分期。

战争与技术创新的宏观证据

作者在构建了图1与图2中的核心指标后，回顾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技术创新、战争情况与政治格局，并结合具体案例、考古和历史数据探讨了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此节篇幅较长，故将其整理为表1。

表1 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外战争、统一程度与军事技术创新

注：此表由笔者据作者原文整理所得，有关军事技术创新的案例分析见原文页29-37。

基于宏观证据的分析，作者发现：一方面，因为领土统一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减少政权间冲突，所以统一程度较高的历史时期通常伴随着较低的对外战争频率。此外，作者通过表2中的相关系数矩阵进一步考察了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统一程度HHI与对外战争总数的相关系数为-0.82，与年均对外战争次数的相关系数为-0.71。与此同时，HHI与内部战争总数、年均次数及其年数占比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对外战争和内战指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一个更加统一的中国尽管面临的对外战争威胁较少，但内部冲突相对较多。这也意味着，在历史上实现对外与对内和平的双重目标具有较大难度。

表2 战争变量与军事技术创新的相关性矩阵

另一方面，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军事技术创新能力与对外战争次数（如表2所示，相关系数为0.84）、年均对外战争频率（0.62）和对外战争所占年数比例（0.73）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国家统一程度（-0.5）和年均内战次数（-0.5）之间则呈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促使武器技术创新的主要是对外战争威胁，而非内部冲突。这可能是因为，国内冲突往往可以通过政治治理或制度改革加以缓解，而外部威胁则更依赖于军事技术的进步来有效应对。因此，至少在宏观层面上，数据表明国家的高度统一抑制了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创新激励。

军事技术创新的考古证据

作者进一步使用考古数据和典型案例佐证了相关观点。香港大学量化历史中心的中国考古数据库 (China Archaeological Database)——包含跨越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589年98,020座考古遗址和689,943件随葬品信息——为探索史前社会发展和国家形成及构建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坚实基础。基于随葬品特征往往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文化和偏好这一事实（例如武器类随葬品越多的地区往往饱受冲突和战争），作者首先将现代中国疆域分为1004个100100 km的格网单元，接下来计算了每个栅格夏商（1700—1046BCE）、西周（1045—771BCE）、东周（770—221 BCE）和两汉（202BCE—220CE）时期的青铜随葬品和青铜武器随葬数量，最后通过这些指标反映不同时期一个地区采用最新技术并将这一最新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强度。

首先，如图3所示，在夏商和西周时期，青铜随葬品主要出现在北方；在东周时期，青铜随葬品也出现在南方，但拥有较多青铜随葬品的地区依旧聚集北方；在两汉时期，青铜随葬品的分布更加平均于南北中国。

图 3 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220年青铜随葬品的分布

其次，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上的应用，图4绘制了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间，各格网单元中青铜武器随葬品占所有青铜随葬品的比例，以此衡量该地区将新技术优先应用于军事领域的程度；同时也标示了每个格网单元在此期间发生的对外战争次数。图4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战争越多的地区，青铜武器随葬品的比例也越高。

图4 东周时期对外战争数量与青铜武器陪葬品比例

同时，春秋和战国各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车马器配件数量与同期对外战争数量之间也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有关国家层面的对外战争和青铜车马器配件随葬品数量的分布见原文图2.7，页34）。除了观察青铜技术的传播和应用，作者还研究了铁器技术于东周和两汉时期在各地的采用情况（见图5）。与青铜技术相似，铁技术的采用与传播也呈现由北及南的态势。

图 5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220年铁器随葬品的分布

除了使用考古数据，作者还通过列举东周后的历史案例说明统一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长期存在。例如，宋朝统一程度较低，长期面临辽、金、西夏等强大对手的军事威胁，对外战争频繁，年均达1次。在此背景下，宋朝成为火药武器大发展的关键时期，涌现出包括床子弩、火枪、突火枪等在内的大量军事发明。明代初期经历元明更替战乱，战事频繁，火器发展迅速，军队火器装备率从10%提升至30%，中国也由此被誉为首个“世界火药帝国”。相较之下，清代前期便实现了高度统一（HHI=1），外部威胁极小，长期和平的环境则导致军事技术显著停滞。以上案例均有力支持了作者的核心观点：对外战争威胁显著激发了对军事技术的需求，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结 语

中国在宋代以前长期引领全球科技发明，却在此后逐步落后，最终错失率先迈入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引发这一现象的原因，学界已有多种解释。本文作者尝试从战争视角切入，提出一个宏观层面的机制：高度的政治统一减少了对外战争的频率，从而削弱了对新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的社会需求。由此观之，工业革命未能在中国率先出现或许并非因为缺乏技术的“供给能力”，而是因为“需求侧”的结构性缺失。中国自秦汉以来长期维持的高度统一所带来的“和平红利”虽然带来了社会稳定与文化繁荣，却也在无形中抑制了激发技术进步的需求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