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从“出身决定”到“白手起家”：工业革命如何打破英国百年社会铁律？

（图片来源于AI）

社会流动性是衡量一个社会机会平等与否的关键指标。在现代社会，我们通常通过比较个人与其父辈的收入或职业地位来研究这一问题。然而，在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社会结构并非以市场经济的逻辑运行，而是被一种称为“等级社会”（Society of Orders）的秩序所主导。在这种秩序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主要由其出身、继承的头衔甚至姓氏等先赋性特征所决定，流动性极低。

这篇由Cara Ebert、Leander Heldring、James A. Robinson和Sebastian Vollmer合作完成的NBER工作论文《The Breakdown of the English Society of Orders: The Rol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利用两个数据集——17世纪的壁炉税记录和19世纪中后期的遗嘱认证与人口普查关联数据——首次对英格兰等级社会的瓦解进行了系统的量化研究。

历史背景

在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社会通常被想象成由“三个等级”构成：祈祷者（教士）、战斗者（贵族）和劳动者（平民）。这种“等级社会”的理想模型，认为每个人在神圣的秩序中都有其固定位置，并应安于其位。正如15世纪法官约翰·福蒂斯丘所言：“农奴在婚姻中只能生出农奴。”社会流动性并非常态。

研究策略

量化一个“等级社会”的存在与瓦解的核心逻辑是：在一个社会流动性高的社会，个人无法改变的先天特征（如头衔、姓氏）对其财富的解释力应该很低；反之，如果财富高度代际固化，这些先赋性特征就应该能解释财富的大部分差异。

基于此，作者构建了一个关键的指标：经过调整的“先赋性特征信息含量R²”（Adjusted R² ICAC）。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回归分析，看贵族/绅士头衔或姓氏的固定效应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个人财富的变异。

论文使用了1662-1674年的壁炉税记录。壁炉税是对家庭壁炉数量的征税，其记录涵盖了户主姓名、头衔和壁炉数量，甚至包括了因贫困而免税的家庭，壁炉的数量是17世纪财富的一个有效代理指标。他们比较了工业革命前壁炉税数据和19世纪遗嘱-普查数据的ICAC的变化。

图1 遗产的财富量与壁炉数量的关系

为了探究工业革命的作用，他们进一步将英格兰地区分为两类：一是工业化地区：根据1861年人口普查，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超过40%的郡，主要分布在北部（如兰开夏郡、约克郡西区等）。二是非工业化地区：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较低的郡，主要分布在南部。然后，他们分别计算了这四个子样本（工业化地区-前/后，非工业化地区-前/后）的R²值。如果工业革命是推动社会流动的主因，那么R²的下降应该在工业化地区更为剧烈。

实证结果

1. 精英阶层的瓦解：头衔解释力大幅下降

研究发现，在工业革命前，是否属于贵族或绅士阶层可以解释个人财富差异的17%。而在工业革命后，这一解释力骤降至6%，下降了近三分之二。

更关键的是，这种下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工业化地区，头衔对财富的解释力从工业革命前的25%暴跌至之后的7%，下降了18个百分点；而在非工业化地区，则从15%下降到6%，仅下降9个百分点。两者相差8个百分点，且统计显著。这表明，社会顶层的流动性确实在工业革命的中心地带加速了。

2. 全民性的流动：姓氏解释力的普遍下降

仅研究精英阶层可能无法反映全社会的图景。作者们进一步剔除了贵族和绅士，仅分析普通民众的姓氏对财富的解释力。在工业革命前，59,254个不同的姓氏可以解释财富变异的10%；而在工业革命后，尽管姓氏数量增至241,698个，其解释力却降至6%。

地区差异再次凸显：在工业化地区，姓氏的解释力从10%直接降到了0%；而在非工业化地区，则保持在10%左右，几乎没有变化。这意味着，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一个人的姓氏几乎无法提供任何关于其财富的线索，社会流动性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图2 工业革命前后制造业人口占比和ICAC的关系

工业革命前，各郡的社会流动性与未来的工业化程度无关；而工业革命后，两者呈现出强烈的负相关——越是工业化的郡，社会流动性越高。

3. 案例与机制的佐证

贵族阶层的相对衰落：对最富有群体的追踪发现，工业革命前，全国最富有的200人中有21.9%是贵族；而工业革命后，这一比例降至10.5%。新兴的富豪多是“白手起家”者。

纺织厂主的崛起：对1838年纺织厂厂主的研究发现，厂主本人极其富有，但与厂主同姓的其他人，其财富水平与普通人无异。这说明成功并非来自家族传承，而是个人抓住了工业革命的新机遇。

地理与职业流动：分析显示，那些社会流动性高的姓氏，其成员更可能迁移到工业化的北方，更可能从事制造业工作。

高流动性地区的特征：在教区层面，社会流动性高的地区往往更具城市性、拥有制度化市场、农业人口较少、绅士阶层较多 ，并且更可能是议员的居住地。

评论与引申

这项研究为我们理解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量化证据。它表明，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塑造了一个“等级社会”被打破、“机会之门”向更广泛人群敞开的格局。技术的革新、产业的变迁摧毁了旧的社会壁垒，让财富和地位的获得更多地依赖于个人才能与机遇，而非出身。

这项研究也与当代关于社会流动性的讨论遥相呼应。工业革命后的现代社会的社会流动性与地区特征相关，但其中的机制可能与历史时期截然不同。在19世纪的英格兰，制造业是机会的象征；而在今天的美国，它可能代表着被遗忘的“铁锈地带”。这提醒我们，社会流动性的驱动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