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现代都市的诞生：技术如何重塑空间？

（图片来源于AI）

19 世纪的伦敦，是一座充满矛盾的城市。工业革命带来机器的轰鸣与财富的积累，却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拥挤与污染。当时的伦敦人口密度高得惊人。人们住在狭小的排屋里，街道泥泞、空气中弥漫着煤烟。步行是主要出行方式，意味着大多数人必须住在离工作地点非常近的地方。“住”和“工厂”几乎是绑在一起的，这就是早期的工业城市形态。然而，到了20 世纪初，伦敦却变了样。中心区变成了商业办公区，郊区布满住宅区和通勤铁路线。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大都市”：职住分离、地价梯度、通勤文化、中心与郊区的分工。

从拥挤的工业城市到职住分离的现代都市，伦敦经历了什么？

伦敦的转变，并非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由一个关键力量驱动的：交通技术的革命。

19 世纪中期，铁路系统（railways）开始在伦敦铺设。这些铁路并非为了长途运输货物，而是为了服务每日在市中心上班、郊区居住的“通勤者（commuters）”。

正如三位作者 Heblich、Redding、Sturm 在他们发表于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的论文中所指出的“The modern metropolis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advent of the commuting railway.”——现代大都市的诞生，是由通勤铁路的出现所推动的。铁路降低了通勤成本，使得城市可以“向外拉长”。人们不再被迫住在污染严重的中心区，可以在更宽敞、更清洁的郊区生活，每天坐火车进入市中心工作。这场交通革命彻底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工作留在核心，生活迁往外围。

数据与识别策略

为验证这一城市空间变迁并非偶然相关，而是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所致的结果，作者开展了一项极具创新性的量化历史研究。他们系统地重建了1801–1921年间与伦敦有关的数据，整合了不同来源的历史人口普查、地形与地价记录以及铁路建设档案。构建了区（parish）级的面板数据，精确复原各时期铁路线路的空间走向与通达范围，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计算每个地区与最近铁路车站的距离。通过控制地形起伏、历史地价及既有人口趋势等潜在混杂因素，作者最大限度地剔除了非交通因素对城市扩张的影响。

进一步地，为识别铁路建设的外生部分，论文利用十九世纪铁路公司向议会提交的“规划线路”（即当时获批但未必实际建成的路线）作为工具变量（IV），以应对铁路选址可能受城市繁荣程度影响的内生性问题。换言之，作者以“未实现的规划”为实验性对照，从而识别出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因果效应。

研究发现

实证结果清晰地揭示出交通基础设施在塑造城市空间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铁路通达性显著推动了城市外围地区的人口集聚，而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随之下降。随着通勤成本的降低，居民开始在更远的地区居住，同时仍在中心区工作，形成了典型的“职住分离”格局。地价梯度因此趋于平缓，郊区土地价值上升，城市空间半径显著扩大。换言之，铁路网络的建设使伦敦从高度集聚、拥挤的工业城市，转变为以中心商务区和外围居住区为特征的现代都市。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空间重组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长期持续性。作者发现，十九世纪铁路网络的分布至今仍能解释伦敦当代的人口密度、地价水平与就业空间格局。历史交通网络所形成的通勤模式与土地利用结构在此后百余年间保持稳定，体现出城市空间演化的强烈路径依赖性。由此可见，交通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短期形态，更在长期上奠定了现代都市的空间经济基础。

为何铁路网络能重塑伦敦的空间结构？

为解释铁路网络为何会如此深刻地改变伦敦的空间结构，作者构建了一个标准的空间均衡模型（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模型的核心思想是，个体在城市中选择居住地时，会在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之间进行权衡。设城市中心为主要就业区，距中心越远的区域地价越低，但通勤成本越高。

当交通技术进步导致通勤成本降低时，居民有动力迁往距离更远、地价更低的地区，从而推动城市边界外扩和中心人口外移。与此同时，中心区因土地稀缺与商业集聚效应，逐渐转向办公与生产功能，而外围地区则演变为居住空间。模型的比较静态结果与实证发现高度一致：通勤技术的改进会平缓地价梯度、加大城市半径，并强化职住分离。由此，作者在理论上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通过改变通勤成本机制影响城市空间均衡的微观基础。

结论与启示

这一研究的实证结果不仅揭示了交通技术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重塑机制，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与社会含义。首先，从经济层面看，铁路网络的建设降低了通勤成本，提升了劳动者的空间流动性，使得生产与居住的空间分离成为可能。这一过程提高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中心区土地被用于生产性活动，而外围区域则承担居住功能。结果，城市实现了更高的集聚生产率与生活质量的平衡。然而，这种空间再分配也带来了新的不平等——交通通达性较低的地区被边缘化，基础设施的布局由此成为决定区域机会差异的重要因素。

其次，从社会层面看，交通改善引发的城市扩张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通勤模式和居住选择，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铁路推动了郊区化进程，催生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居住文化和现代通勤社会的形成。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的路径依赖使得历史性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跨越百年而持续存在。伦敦的经验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并非短期的工程决策，而是塑造社会结构与经济地理的长期制度性力量。这一结论对当代快速城市化国家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任何关于交通与空间规划的决策，实质上都是对未来城市形态与社会结构的长期塑造。

文献来源：Heblich S, Redding S J, Sturm D M.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etropolis: evidence from Lond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4): 2059-2133.

轮值主编：林 展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