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从邻里交易到殖民依赖：全球化初期的亚洲内部贸易演变

（广州港全景图，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全球化是什么时候真正开始的？一部分学者的观点认为，1820年前后世界商品价格和工资趋同标志着全球化的成型；另一些学者则强调更早的制度与贸易网络变迁，认为1571年马尼拉—阿卡普尔科银币航线的开通才是关键转折点：旧大陆、美洲与东亚之间由此建立起稳定的银流与货物流通，世界人口第一次被纳入同一个跨洲贸易体系。

如果从这一视角出发，19世纪初的东亚与东南亚可以被视为全球化早期的一个关键部分：一方面，殖民列强频繁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例如撤销特许公司垄断、减少航权与关税限制、设立新型自由港等；另一方面，区域内部原有的贸易网络仍在运转，本地商人和跨殖民的中间商持续参与到货物流通之中。由此引出的核心问题是：这些以欧洲殖民国家为主导的贸易自由化举措，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亚洲内部贸易的结构与强度？

Alejandro Ayuso Díaz在2025年最新发表于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的文章引入了一套新的定量证据，手工整理了1795–1839年间南亚、东南亚与东亚十个港口的官方进口数据，包括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锡兰、爪哇–马都拉、马尼拉、新加坡、槟城、马六甲和广州，构建出一个覆盖45年、约20万条观测值的数据。依托这套数据，文章希望回答两方面的问题：

1. 19 世纪早期的亚洲内部贸易到底有多重要？亚洲内部是否存在一个被低估的、规模可观的区域贸易网络？

2. 随着欧洲列强相继废除垄断、开放自由港，这些跨洲贸易自由化的举措是加强了亚洲内部贸易网络，还是加深了港口对宗主国和远洋贸易的依赖？

模型设定

作者构建了带交互项的结构化引力模型，直观来讲，这类模型假定：一对贸易伙伴的经济体量越大，彼此的贸易额就越高；两地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贸易就越受抑制。

在此基础上，文章引入了三类方向性的虚拟变量：一类标记东亚与东南亚内部港口之间的“亚洲区域内”贸易；一类标记港口与宗主国之间的“殖民本土”贸易，用以捕捉对宗主国产品的偏好；另一类则标记来自美国、拉美、澳大利亚等“太平洋域外”的进口，用来衡量跨洋贸易在同一时期内是扩张还是萎缩。

为了把制度变迁的时间维度纳入分析，作者将 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解散、1813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EIC）在印度垄断终结、1819年新加坡开埠为自由港、1830 年荷属东印度栽培制度推行，以及1833年EIC对华贸易垄断结束，视为五个关键断点。再分别与区域贸易、殖民本土和太平洋域外三个方向虚拟变量相乘，相当于在引力模型中嵌入了一组差分中的差分式交互项，用来考察：在每一次制度变迁之后，区域偏好是被削弱，还是被放大；殖民偏好是否随之上升；而太平洋跨洋贸易又是相对获益还是被挤出。

图1 东亚与东南亚的特许贸易垄断及样本港口分布（1795 年前后）

从近邻优势的衰退到殖民偏好的上升

回归结果表明，亚洲内部贸易起步时很强势。在1795—18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控制经济规模和距离之后，东亚与东南亚港口之间的实际成交额明显高于模型预期，区域内贸易存在显著的“近邻偏好”。同样条件下，区域港口之间的贸易额要比基准情形高出数倍。

转折点大致出现在1813年之后。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垄断被废除，私人商船获得航权，曼彻斯特机织布开始源源不断涌入印度洋和马六甲，区域港口的交易开始围着英国货转。模型估计显示，此后亚洲内部的“近邻优势”被削弱到大约此前的一半。后续的几个节点，比如1819年新加坡自由港的开埠、1830年荷兰差别关税等事件只是沿着既定轨迹递减其边际影响。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殖民倾向的明显抬头，表现为对宗主国商品依赖的迅速放大。在基准模型中，Colony变量的系数约为 2.11，已经表明港口对宗主国货物存在较强偏好；在加入制度交互项后，这种偏好被进一步推高。加尔各答是最典型的例子：1813年之后短短七年内，曼彻斯特棉布在印度自英进口纺织品中的份额从不足10%飙升到约40%，到1820年代更是逼近60%。英布的扩张直接挤压了印度布匹在马六甲与苏门答腊等地的再输出空间，以棉布换香料、粮食为纽带的传统区域链条因此被切断。

为了确保上述变化并非个别样本或战争年份干扰的结果，作者在1815年之后的战后子样本，以及只以加尔各答为样本港的子样本上重复估计，得到的符号与显著性基本一致：区域偏好的下降主要集中在1810年代，而殖民偏好上扬与太平洋贸易的相对衰退则贯穿整个1820年代。这表明观察到的结构性变化，并不依赖于某一港口或短期冲击。

图2 1785-1839年英国输印贸易中的纺织品占比及伦敦—加尔各答航线的承运国别

总体来看，1795—1830年间一系列以“自由化”之名推行的制度变革，在亚洲并未带来预期中的多元开放；反而通过关税差、航权分配和公司特许权的调整，加深了港口对宗主国的依赖，削弱了区域网络的自组织能力，也为此后英国工业品倾销和印度去工业化提供了制度基础。

长期影响：从去工业化到

“棉布—鸦片—茶”三角

1830年代后半段，殖民偏好已牢牢写进各港口的贸易逻辑。英国棉布继续以低价、大批量席卷市场，印度本土纺织手工业的就业和产值同步下滑。从加尔各答出口账册看，1835年以后的手织布外销额跌到1820年高点的三分之一，英布与区域香料、粮食的传统对换关系基本瓦解。

与此同时，一条新的三角贸易路径逐渐成型：印度种植园向华南大规模输出鸦片，英国商人用获得的白银采购茶叶和生丝，再由伦敦转销至欧洲各地，由此形成“棉布—鸦片—茶”的互补闭环。这一闭环进一步强化了对英国商品和殖民金融体系的依赖，使得原本以物易物、相对多元的亚洲内部网络不断衰退。

在这套格局中，新加坡自由港以零关税、较低的港口杂费和密集的信息流迅速成为英布和鸦片的转口中心；与之相对，马六甲和槟城逐步被边缘化。爪哇则在荷兰差别关税的保护与束缚之下，被迫进一步提高对母国棉布的进口依赖。到1839年，爪哇-马都拉账簿里荷兰纺织品的份额已接近域内进口总额的七成，而来自印度的手织布几乎清零。可见，区域链一旦被殖民关税和转口体系重塑，即便邻近港口之间运距短、成本低，也难以重建昔日的直接互通。

结 语

利用1795–1839年东亚与东南亚十个港口的全新进口数据，这篇研究首次在量化框架下描绘了全球化早期的亚洲贸易格局。结果显示，19世纪初的东亚与东南亚存在着由地方商人维系的、强烈的“邻里交易”传统。然而，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解除、新加坡自由港开埠以及荷兰差别关税等跨洲自由化举措逐步推进，这种区域偏好被迅速稀释，对宗主国商品的依赖同步上升。

到1830年代，英国棉布、鸦片与茶叶构成的新三角贸易逐渐定型，荷兰纺织业的式微只是在边缘上削弱了部分对英货的吸附效应，却难以扭转区域网络已被改写的事实。这一轮以“自由化”之名展开的制度变迁，并没有在亚洲创造一个更加均衡、多元的贸易格局，反而提前固化了中心与边缘的贸易结构。

当技术和制度优势高度不对称时，开放本身并不中性，它既可以是连接世界的通道，也可能成为重新分配机会和收益的工具。

文献来源：Ayuso‐Diaz, A. (2025). Breaking free? The evolution of intra‐Asian trade at the dawn of globalization (1795–1839).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78(2), 42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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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值主编：林 展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