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神风特攻队 - 二战德国空军的自杀式攻击（上）

1944年10月25日清晨，菲律宾莱特湾海域，史上规模最大的海空大战上演惊人一幕：五架日本海军零式战斗机出现在美军第 77 特混舰队第 4 大队第 3小队（代号 “塔菲 3”）上空。

令美军水兵震惊的是，这些战机并未投掷炸弹，而是无视密集的防空炮火，以全速向护航航母发起俯冲，企图直接撞向甲板。一架"零式"战机迎头撞上美军"圣洛"号护航航母（USS St. Lo CVE-63），引爆弹药库致其沉没，“白原”号（USS White Plains CVE-66）、“基昆湾”号（USS Kitkun Bay CVE-71）与“加里宁湾”号（USS Kalinin Bay CVE-68）也受到轻重不一的损伤。

参加此次攻击的是由关行男海军大尉指挥的日本海军神风特攻队“敷岛队”，日军有组织的集体自杀式攻击由此拉开序幕，这也将成为太平洋战争最后数月中最令美军胆寒的战争记忆。

武士道作为武士的道德准则，倡导勇武、漠视死亡以及对神化天皇的忠诚，这种精神贯穿于整个日本军队，亦为神风特攻队的精神支柱。然而在西方，包括纳粹德国在内，均不存在与之对等的理念。

个体牺牲在西方极为罕见，且主要被视为国家社会主义狂热信仰的终极表现，但这种牺牲也可能呈现为最极端的形态-- “死亡冲锋”（Totenritt） —— 这种深植于德国军事文化的概念可追溯至1870年8月16日的马斯拉图尔战役，当时阿达尔贝特·冯·布雷多将军率领普鲁士第12骑兵旅为压制法军炮兵发起的决死冲锋。尽管作战目标达成，近半数骑兵却倒在了法军机枪和夏赛波步枪的火网下。

马斯拉图尔战役

这种生存几率渺茫却彰显荣誉的牺牲式进攻，从此成为德国军事思想中极致尽责精神的象征。这是一种"最后一搏"式的作战，一场以惨重伤亡为代价试图扭转危局的终极抗争。

随着1943年纳粹德国全面转入总体战体制，国防军在各大战场转入守势，这一局势将逐步促使德国空军内部一小批高层人士开始考虑采取极端措施。

库尔斯克会战德军装甲部队的溃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以及战略轰炸的升级，将纳粹德国推向危局。此时讨论的焦点已不再是"死亡冲锋"，而是要求参与者承担极高风险、生还几率渺茫的"全力作战"（ Totaleinsatz）。

正是此背景下，“自杀攻击飞行员”的构想于1943年逐渐形成。

起源迷雾：朗格还是赖奇？

历史学家对于谁是此类行动（自杀式飞行员行动）的首位倡导者尚无定论，但首位倡导者似乎是卡尔 - 海因茨・朗格空军中尉（Karl-Heinz Lange）。

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 DFS 230 突击滑翔机飞行员，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军攻占比利时埃本 - 埃马尔要塞期间，曾是著名的 “花岗岩” 突击队（Gruppe « Granit »）成员；一年后又参加了克里特岛惨烈的 “水星” 行动（opération « Merkur »）。

卡尔-海因茨·朗格

当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作战（当时隶属于第 1 滑翔机联队第 1 大队）负伤后，朗格对自己所属兵种（滑翔机部队）的处境作出了悲观总结：

自克里特岛战役惨胜后，希特勒禁止了大规模空降作战，滑翔机飞行员就被派往执行东线包围圈补给飞行等无足轻重的任务。

朗格已意识到德国正走向败亡，但仍妄想利用滑翔机飞行员独特的专业技能重振颓势——这还能让他们重返战争舞台中心。

朗格进行了一番略显简单的推算：他认为只要让西线盟军承受1:6的伤亡比，就能迫使其退出战争。要实现这点，必须精准打击象征性目标，尤其是战舰。而除了滑翔机飞行员，还有谁更适合以生命为代价创造如此显著战果？

操纵军用滑翔机本就是高危任务：DFS 230着陆时速达55至65公里，飞行员独自坐在机头位置，其由管状钢材和帆布制成的驾驶舱毫无防护可言。飞行轨迹上哪怕出现一棵树、一栋房屋或一堵矮墙都意味着必死无疑。

因此滑翔机飞行员的死亡率异常之高，这些人在接到作战任务时，往往早已放弃生还的念头。因此，朗格的构想是推动战友们跨越心理门槛——通过自我牺牲来最大化敌军伤亡。

他设想用运输机牵引满载炸药的滑翔机，利用俯冲速度突破防空火网，直接撞击目标。

曾亲历西西里岛"哈士奇行动"的朗格深知必须在登陆初期挫败盟军攻势。他判断当盟军强攻北欧时，德国空军必须打击皇家海军负责支援登陆部队的大型战舰。

一旦失去舰炮火力和航母防空掩护，登陆艇就会成为德国海军潜艇和空军轰炸机的活靶子——登陆失败将迫使士气溃散的英国求和。

这个计划简单有效但也异想天开！但却还有一位更有影响力的特殊人物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31岁的女飞行家汉娜·赖奇（Hanna Reitsch）。

汉娜·赖奇：纳粹政权的女性象征，创造过40多项航空纪录，这位出生于普鲁士西里西亚的国际知名女飞行家曾创下多项航空纪录，获得过铁十字勋章，且与希特勒关系密切

作为纳粹忠实信徒的赖奇不仅是德国空军首席试飞员，也是朗格的好友。但她在回忆录中道出了另一个版本：

在1943年8月于柏林航空俱乐部的一次午餐时，她就与两位友人（其中一位正是朗格，另一位可能是雷希林航空医学研究所所长西奥·本辛格医学博士）首次提出了"全力作战"的构想。

三人就帝国面临的灾难性战局展开讨论。赖奇认为要结束战争——或至少迫使敌人谈判并达成体面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在战场上取得一系列决定性胜利。

为此必须通过对关键目标（发电站、工厂、水利枢纽）实施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重创盟军实力。也就是要通过瓦解英国的工业体系和战争经济，让其付出对等代价。

赖奇直言不讳：实现绝对精确的唯一方式，就是由自愿为国捐躯的飞行员驾驶飞机撞击目标。关于飞行员的招募与牺牲动机等关键问题被即时提出，但当时仍无解。

由此可见，朗格与赖奇在攻击目标选择和牺牲理念上存在本质分歧。据史学家考证，朗格-赖奇-本辛格会议实际发生于1943年10月，而非她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夏季，且属官方委员会框架下的正式会议。

史料证实朗格确是计划发起人，并指出赖奇后期加入是为提供咨询、完善方案，借助其声望与和元首的密切关系促进计划获空军高层批准。

考虑到赖奇惯于突出个人功绩甚至不惜篡改历史的倾向，此版本更可信。无论如何，自杀式攻击的构想已然诞生，飞行员选拔标准也已明确。接下来只需说服纳粹政权高层，并为这类新型攻击找到合适的载具。

德国空军特种部队计划

自杀攻击的后续发展同样迷雾重重。卡尔-海因茨·朗格上尉似乎未借助汉娜·赖奇的帮助便成功说服空军总司令部；而赖奇自行推广该计划时，也遭到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的副手埃哈德·米尔希元帅的断然拒绝。米尔希认为让士兵执行毫无生还希望的任务不符合德国军事传统。

这位女飞行员并未气馁，转而接触德国航空研究院院长冈特·博克（Günther Bock），后者仅承诺召开专题会议。

1943年至1944年冬季，这场汇聚工程师、爆破专家、航空工业代表及空军战斗/轰炸机联队联络官的会议终于举行。会议从技术与作战层面论证计划可行性，曾考虑使用V1飞弹的有人驾驶改型，但最终选定梅塞施密特设计的寄生式小型喷气机——极其轻量的Me 328滑翔机，计划由道尼尔Do 217轰炸机携载至空中投放。

梅塞施密特Me 328。该机最初设计为低成本护航战斗机，后曾被考虑用作自杀飞机。配备两台阿格斯As 014脉冲喷气发动机（与V1/菲泽勒Fi.103R同款）

梅塞施密特公司的工程师们正在研发该机型的两种版本：Me 328 A为战斗机，需由轰炸机携带释放以执行护航任务；Me 328 B则为轰炸机，依托"运载母机"延长航程，深入敌境实施远程打击。

尽管设计尚未完善，赖奇认为这款飞机最适合承担她设想的新型作战任务。但该机无动力滑翔性能极差，且自1943年3月加装的两台推力300公斤的阿格斯As 014脉冲喷气发动机存在严重问题——剧烈振动持续破坏Me 328的木制结构。

虽存在这些"先天缺陷"，赖奇还是认为Me 328的性能足以胜任"有去无回"的自杀任务。只需将Me 328 B机腹原定炸弹更换为900公斤机头装药，计划便可实现。

与此同时，朗格也没闲着，他甚至抢先召集了79名狂热的青年飞行员（截至1944年1月16日数据），每人均签署了明确写着"我自愿使用朗格中尉提出的滑翔炸弹，深知此次任务将以死亡告终"的免责书。赖奇在回忆录中自称也曾签署此类文件。

朗格的方案虽存合理性的争议，最终还是获得空军司令部认可。为掩人耳目，他被调往希尔德斯海姆的第11东部运输纵队（Transportkolonne XI-Ost）——这支负责特种作战的滑翔机部队正待编入德国空军专门进行特种任务的第200轰炸机联队。

数日后，汉娜·赖奇收到元首邀请，将于2月28日赴贝希特斯加登茶叙。这是向希特勒提交自杀式飞行员计划并争取批准的绝佳机会。鉴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预测盟军即将在法国或比利时登陆，她准备抛出无可辩驳的论据。

赖奇设想由数百名志愿飞行员驾驶满载炸药的飞机撞向登陆舰——无论他们是否在最后一刻跳伞——若能击沉数十艘舰船并精准瓦解敌人的入侵行动，或可说服元首认可该计划。

然而这位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未能如愿：经过三小时会谈，元首以"违背德国价值观"和"战局未至绝境"为由断然否决。

但这位独裁者仍惯用两手策略：表面质疑的同时，却允许小规模试验继续，并明确保留作战部署的最终决定权。

"列奥尼达"与V1有人驾驶计划

当"死亡志愿者"训练持续进行时，第200轰炸机联队内部出现重大分歧。联队长海因茨·海格尔上校（Heinz Heigl）虽然在1944年3月1日正式向空军总司令部提交"总体战突击"授权申请，但他本人却并非自杀任务（尤其是大规模行动）的积极支持者。

1943 年 11 月 17 日，首批志愿者在阿赫默尔（Achmer）集结，期间接待了德国空军战斗机部队总监（General der Jagdflieger）阿道夫・加兰德中将（Adolf Galland）的视察，随后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也来过一次

更甚的是，他对迫在眉睫的盟军登陆毫不关心，反而计划动用朗格的飞行员驾驶满载炸药的哥达Go 242滑翔机，袭击苏联雷宾斯克和乌格利奇水电站。

朗格则强烈反对此项代号"约瑟夫"的行动，理由是飞行员未接受足够导航训练，根本无力在夜间操纵超载滑翔机飞行800公里。

诸多阻碍延缓了"自我牺牲"部队（ Selbstopfer）-第200联队第5中队的成立，其代号为——"列奥尼达中队"（ Leonidas Staffel ），名字源于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一世：公元前480年，他率领300名重装步兵在传奇的温泉关战役中，为阻击波斯大军全员战死。

1945年5月美军在伯恩堡缴获的"槲寄生"组合体：容克斯Ju 88与福克-沃尔夫Fw 190

为扩展航程，道尼尔Do 217轰炸机背驮梅塞施密特Me 328的方案——终成泡影，因Me 328存在稳定性与精准度缺陷

此时第三位争议人物加入计划——党卫军少校奥托·斯科尔兹内，这位执掌武装党卫军特种部队-"弗里登塔尔"特战队（SS Sonderverband z.b.V. Friedenthal ）的军官此时已成为元首心腹。

这位脸上带疤的奥地利巨汉原是党卫队"帝国"师老兵，因意大利大萨索山成功营救墨索里尼而声名大噪，获颁骑士铁十字勋章，此后希特勒将所有需要非常规手段的高风险任务均委任于他。

斯科尔兹内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对自杀作战理念认同的过程：

"盟军登陆前几周，我有幸结识女飞行员汉娜·赖奇，首次交谈便让我豁然开朗。这位纤弱女性以惊人的冷静告诉我：当祖国存亡攸关时，真正爱国者不应高估个人生命价值。随后她阐明核心思想：若局势恶化到必须动用'死亡志愿者'，我们有责任为飞行员寻找至少一线生机。"

但当时自杀作战计划已陷入僵局：Me 328项目因技术难题严重延误，显然短期内无法服役，且需先解决脉冲喷气发动机结构强度不足、飞行稳定性差等顽疾。而根据元首命令，梅塞施密特公司必须全力生产被寄予厚望的"奇迹武器"Me 262。最终Me 328计划彻底终止，"列奥尼达中队"失去了“坐骑”。

恰好正是此时，斯科尔兹内找到了突破口-Me 328的替代方案

"会面后数日，我获准参观波罗的海乌泽多姆岛上佩内明德的大型V型武器试验场。在详细考察V-1飞弹并观摩试射后，我萌生了用这款飞弹实现海军鱼雷改造经验的构想：即由飞行员引导武器航向。"

在菲泽勒航空公司工程师罗伯特·卢瑟（ Robert Lusser）和威利·菲德勒（ Willy Fiedler）的指导下，一个秘密小组将Fi 103改造成有人驾驶版本：在阿古斯109-014 脉冲脉冲喷气发动机进气口前方加装带仪表盘和操纵面的驾驶舱。

为保密，改装工作在柏林舍内费尔德亨舍尔公司的厂房进行，并虚构"莱兴贝格滑翔机有限公司"（Segelflug Reichenberg GmbH）作为掩护，"莱兴贝格"由此成为行动与设备的代号。

美军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多瑙埃兴根市（Dannenberg）攻占旧诺伊特拉姆兵营（Neu Tramm）时，发现了组装V1 巡航导弹和菲泽勒 Fi.103R 型导弹的秘密工厂

首款型号Fi 103 Re 1是无动力滑翔训练版，配备着陆滑橇，用于"死亡志愿者"训练，1944年9月初试飞。

但试验开局即遭遇灾难：在雷希林附近的莱尔茨机场，两架由He 111轰炸机投放的Re 1先后坠毁，飞行员威廉·齐格勒和赫伯特·潘格拉茨重伤。伤者在病床上均报告同一故障：驾驶杆剧烈振动。

在下萨克森州组装厂中的Fi 103。机首"雪橇"为着落滑橇：该简易着陆装置使飞行测试（无炸药滑翔状态）得以实现机腹着陆

航空部下令停飞"莱兴贝格"计划，但汉娜·赖奇仍与肯舍及另一名飞行员瓦尔特·斯塔尔巴蒂继续测试。他们完成20次无事故飞行，最终争取到米尔希元帅批准继续研发与飞行员培训。

后续推出三个改型：Re 2（无动力双座教练型）、Re 3（动力双座教练型）以及机头装载850公斤炸药的Re 4（战斗型）。可Re 3/Re 4的动力测试令人失望：最高时速仅650公里，且因飞行极不稳定接连发生事故。

1944年11月5日，Re 3在第二次试飞中机翼因振动断裂，肯舍奇迹般从狭窄座舱跳伞生还。紧接着赖奇两次驾驶Re 3坠机，却均毫发无伤。

两位飞行员的详细报告揭示了症结：Fi 103 Re失速速度偏高，此前飞行员着落时速过低导致机体失衡；而动力版"莱兴贝格"的低空振动问题，根源在于阿格斯脉冲喷气发动机——这个先天缺陷同样影响轰炸英国的V-1飞弹，导致其中30%因自动驾驶仪故障未抵目标即坠毁。。

终局

尽管飞行测试举步维艰，"莱兴贝格"的战术方案仍在推进：计划由He 111双发轰炸机挂载1-2架飞弹，在距目标适当距离的1000米高空投放。

"死亡志愿者"将驾驶满载炸药的飞梭冲向目标，在最后时刻抛盖跳伞。虽然此时盟军已在诺曼底成功登陆瓦解了"列奥尼达中队"的战略价值，策划者仍坚持以敌军舰艇为攻击目标。

更糟的是，联队长海格尔与朗格的内斗愈演愈烈：从未相信大规模自杀行动的海格尔，给激进下属设下重重障碍，他任命思维跳跃的汉斯-克里斯蒂安·蒂勒尼乌斯（Hans-Christian Tilenius）为"莱兴贝格"项目技术官，此人每日提出大量设想反而扰乱全局，导致"列奥尼达中队"军官无所适从。

重重阻力之下，"莱兴贝格"计划举步维艰，更何况现实困境日益凸显。Re 4本质上只是有人驾驶版V-1，但因脉冲喷气发动机紧贴驾驶舱，飞行员跳伞时几乎必被吸入发动机粉碎，专家评估生还几率不足1%！

"莱兴贝格"机身狭窄到连静止状态都难以脱身，更遑论在800公里/小时俯冲时跳伞！

试想象有哪位飞行员能在飞行中爬出座舱——尤其当舱盖正位于脉冲喷气发动机进气口前方？只需瞥一眼便能意识到，这根本就是为自杀任务设计的飞行器

而斯科尔兹内虽屡次交涉，始终未获航空部承诺的飞弹燃料配额，最终于1944年秋放弃——此时元首正为阿登攻势对他另有重用。

转机出现在11月15日轰炸机英雄维尔纳·鲍姆巴赫中校接替海格尔执掌第200联队。他是"槲寄生"子母机系统的支持者，认为能大幅提升飞行员生还几率。

鲍姆巴赫随即叫停"莱兴贝格"计划。尽管诺伊特拉姆兵工厂已将520-570枚V-1改造成"莱兴贝格"，但直至战争结束无一被用于实战。

1945年3月5日，"列奥尼达中队"迎来终局--这天一位试飞员驾驶Fi 103 Re 3在2800米高空转弯时机翼断裂坠亡，鲍姆巴赫在15日与希特勒、军备部长斯佩尔的会议中最终终止计划。当天鲍姆巴赫就解散了中队，所有"死亡志愿者"未曾执行过一次作战任务。

个别行动与肉搏突击

由于纳粹高层始终强调自杀行动违背德国军事传统，即便在诺曼底登陆后国防军处境日益绝望，此类行为仍极为罕见。

极限牺牲案例寥寥无几且均属个人自发行为，例如诺曼底战役期间，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师的掷弹兵曾将反坦克地雷绑于腹部，主动钻入盟军坦克履带下自爆。

但这类案例屈指可数。即便盟军兵临城下、阿登反击战失利，纳粹高层的信念也毫不动摇。此时仍是空军在寻求突破：自1943年秋起，空军为阻挡本土上空的美军四发轰炸机群，任何手段皆被尝试。

1943年11月，汉斯-京特·冯·科纳茨基少校（Hans-Günter von Kornatzki）创立的"突击大队"成为德军应对策略：各联队抽调一个大队装备加强装甲火力的Fw 190 A"攻城锤"战斗机（ Sturmböcke）。

关于"攻城锤"战斗机的详细故事，可详看本号之前发表的：

彩绘中的战争（49）- 帝国攻城锤：重装版Fw 190小传

宿命的碰撞 - 锤烂“堡垒”的攻城槌：重装版Fw 190“突击战斗机”的初战

这是科纳茨基少校在为数不多的几次随其部队出动任务中所使用的Fw 190A-7座机

“攻城锤”改装机凭借增强防护突入美军轰炸机群的交叉火网，以两门30毫米MK 108机炮（替代原20毫米炮）在极近距离击落B-17或B-24。

飞行员均签署誓约：未击落至少一架轰炸机绝不返航。若敌机顽强抵抗，科尔纳茨基提倡主动撞击——并非同归于尽，而是瞄准B-17/B-24最脆弱的尾翼。

全速冲击的“攻城锤”将凭借螺旋桨撕裂金属蒙皮，理论上装甲座舱能保护飞行员跳伞求生。

第 1 突击中队（Sturmstaffel 1）的Fw 190 A-6 配备了加厚的防弹玻璃（约 30 毫米）。但由于因为玻璃的支撑框架会形成盲区，且容易在夹层中形成水汽，故飞行员通常将其拆除

威廉·马克西莫维茨下士与格哈德·维维鲁上等兵在多特蒙德后者的Fw 190 A-6战斗机（编号"白2"）前的合影。维维鲁击落过11架敌机，于1944年10月25日身受重伤后身亡。马克西莫维茨于1945年4月20日被报失踪，最终战绩为27架

第1突击中队维维鲁驾驶的Fw190-A-7

埃尔温·巴希拉少校驾驶"白7"号机执行任务后返航。由于可用飞机数量稀少，飞行员没有固定座机，需驾驶当时可用的任何战机出战

第1突击中队埃尔温·巴希拉少校的白色7号Fw190A-6号机

第1突击中队的"白1"、"白2"与"白14"号机，背景处可见第3战斗机联队第4大队的一架Bf 109 G-6型战斗机，摄于萨尔茨韦德尔

1944年4月，萨尔茨韦德尔机场，地勤人员正在维护第1突击中队的一架Fw 190 A-7战斗机。照片清晰展现了发动机整流罩上的宽幅螺旋纹饰，以及两门机炮之间的航拍枪开口——该航拍枪曾为《每周新闻》（战时德国影院播映的新闻影片）捕捉到大量震撼画面，记录下"突击飞行员"们有时甚至逼近至"飞行堡垒"不足十米处的惊险场景

美军在阿登战役中缴获的Fw 190 A-8/R2“攻城锤”

尽管取得一定战果（包括数十次主动撞击），但科尔纳茨基的实验部队及后续各联队的突击大队均难持续。随着飞行员质量下降、“攻城锤”因过重易被P-51猎杀，还需Bf 109护航，该战术终告失败。

德军突击机大队的拦截行动与日本神风特攻队毫无共通之处，因为德军飞行员本应在近距离缠斗攻击后生还。不过科尔纳茨基的作战理念，却为齐柏林飞艇制造公司的一项提案提供了理论支撑 —— 该公司计划研发的一款低成本、易制造且使用非战略物资的战斗机，即 “齐柏林撞击机”（Zeppelin Rammer），又称 “撞击攻击机”（Rammjäger）。

按设计撞击机将由梅塞施密特Bf 109 或 Bf 110 战斗机拖拽至 B-17 与 B-24 轰炸机的作战高度，随后在接近美军轰炸机编队时被释放。

接着齐柏林撞击机的飞行员启动施米丁533 火箭发动机，先以机头搭载的 14 枚 55 毫米 R4M “飓风”（Orkan）空对空火箭弹齐射发起首轮攻击；之后发起第二轮攻击——将借助自身带装甲的机翼，切断敌方四发轰炸机的尾翼或机翼。若飞行员仍存活，可依靠机身腹部固定的滑撬着陆。

这款 “准自杀式” 飞机最终因齐柏林公司的工厂被盟军炸毁，只停留在设计图纸阶段。

战争的最后几周，德国领空已完全被盟军空军掌控，独立的自杀式攻击在此间不断上演，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王牌飞行员海因里希・埃尔勒（Heinrich Ehrler）的事迹。

1945 年 4 月 4 日，德国空军唯一一支全面装备梅塞施密特 Me 262 喷气式战斗机的战斗机联队-第7联队起飞，奉命拦截美国第八航空队的轰炸机群。

在基里茨（Kyritz）上空，战绩已达 205 架的王牌飞行员埃尔勒少校，用其 4 门 30 毫米机炮接连击落两架 B-17G 轰炸机。就在此时，他在东线战场的两位老战友兼好友 ——特奥多尔・魏森贝格尔（Theodor Weissenberger）与瓦尔特・舒克（Walter Schuck），在耳机中震惊地听到了他的最后遗言：

Theo, Heinrich hier! Habe zwei Bomber abgeschossen; Munition ist alle. Ich ramme jetzt. Auf Wiedersehen, sehen uns in Walhalla!

（“特奥，我是海因里希。我击落了两架轰炸机，弹药已经耗尽。我要撞向那一架（轰炸机）了。再见了，我们英灵殿见。”）

特奥多尔・魏森贝格尔（左）、海因里希・埃尔勒（中）和鲁道夫·穆勒

1944年11月12日，英国皇家空军击沉 “提尔皮茨” 号战列舰后，埃尔勒曾沦为替罪羊，罪名是当时指挥的第5战斗机联队本应负责为该舰提供空中保护，行动失败作为联队长的埃尔勒负全责，先被判死刑后减为三年监禁，解除职务和降级。

瓦尔特・舒克提出申诉，最终调查最终得出结论：此次行动失败的核心原因是德国海军与德国空军之间的沟通严重不畅，埃尔勒的罪名得以洗清。1945 年 3 月 1 日，希特勒正式赦免埃尔勒，元首大本营宣布其将重返前线服役。

但在当时 “诸神黄昏” 般的氛围中，这个男人已然崩溃，深陷重度抑郁；而长达六年不间断战争带来的身心俱疲，更让他的状态雪上加霜：埃尔勒已完全丧失了活下去的意志。因此，他后来的自愿牺牲属于个案。

然而，当他在第 7 战斗机联队的战友们执行任务归来、上报埃尔勒失踪的消息时，在德国其他机场，近 200 名德国飞行员正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准备在几小时后效仿他这一绝望之举 —— 只不过这一次，他们要参与的是一场规模庞大、此前从未有过的协同自杀式行动，且在各方面都堪比盟友日本的神风特攻攻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