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孤儿列车”：环境的改变如何决定一代人的命运？

环境能否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是社会政策制定者持续追问的核心问题。在1854-1929年间，美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自然实验——"孤儿列车"运动，将约20万名东部城市贫困儿童送往西部农村家庭抚养。

Scott Abrahams和Daniel Keniston在最新NBER工作论文中，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精密分析，得出了比较出人意料的结论：地理环境的改变本身并未改善这些孩子的经济前景，但接收家庭的经济状况却显著影响了他们成年后的成就。

历史背景

19世纪中期的美国正处于剧烈城市化进程中，纽约等东部工业城市涌入大量移民与贫困人口，导致街头孤儿数量激增。1849年纽约警察局长乔治·马特塞尔的报告尖锐指出，这些儿童不仅自身面临生存危机，更成为"邪恶与流氓行为的学徒"，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彼时的主流应对方式是将儿童收容于大型机构，但这种模式因条件恶劣且效果有限而备受批评。社会改革者查尔斯·洛林·布雷斯创办的儿童援助协会（CAS）率先提出革命性方案：将城市儿童送往西部农村家庭，通过改变地理与家庭环境重塑人生轨迹。这一被称为"孤儿列车"的运动由此诞生，其核心理念深深植根于当时对西部乡村的理想化想象——广袤土地、纯净空气与农耕生活被视为治愈城市痼疾的良方。

孤儿列车的实际操作充满粗粝的现实感。孩子们被送上西行列车时，对目的地一无所知。接收家庭的选择过程极其简单——往往基于外貌或几个简单问题。正如一位亲历者回忆："孩子可能通过咬不喜欢的大人的手或几小时后逃跑重新上车来影响这个过程。"

抵达中西部小镇后，他们会被带到教堂或市政厅等公共场所，由当地居民现场挑选。选择过程往往基于瞬间印象——有的孩子因健壮体格被农户选中，有的因整洁外貌被手工业家庭看中。尽管组织方要求接收家庭签署承诺书，保证提供基本教育与生活条件，但监督机制极其有限。纽约少年收容所（NYJA）采用合法契约形式 indentured children（契约绑定），而CAS仅依赖道德约束。这种看似随机的分配机制却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珍贵契机：由于目的地选择几乎与儿童特征无关，形成了一种准自然实验环境，使得学者能清晰区分地理效应与家庭效应的独立影响。

研究策略

本研究利用工具变量有效解决了居住地选择的内生性问题——通常个体的居住地选择与其难以观测的特征相关，而这些特征同样会对其经济结果产生影响。

研究利用了纽约少年收容所记录的6,599名西送儿童的详细背景信息，以及儿童援助协会记录的18,358名西送儿童数据，并选取了20%未西送的NYJA儿童作为对照组。

研究以基于儿童入院年份所决定的西送概率作为是否被西送的工具变量。此外，研究还进行了意向处理分析，比较了被送往不同特征地区的儿童在成年后的结果差异，并在家庭层面分析了接收家庭的特征对儿童未来发展的影响。

为实现长期追踪，研究人员通过精密的人口普查记录链接技术，成功将数万名“孤儿列车”参与者与1940年之前的十年一度人口普查记录进行匹配，从而构建了一套跨越数十年的纵向追踪数据集。

图1 纽约少年协会（NYJA）与儿童援助协会（CAS）“孤儿列车” 乘客安置地的美国大陆各县地图

研究人员通过精密的人口普查记录链接方法，将数万名孤儿列车骑手与1940年前的十年一次人口普查记录相匹配，构建了跨越数十年的追踪数据。

实证证据

数据分析表明，西送决策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被选中的儿童通常年龄稍大、文化素养较高、较少因行为问题被收容，且更可能来自父母双亡或存在酗酒问题的家庭。然而，目的地的分配却近乎随机——儿童的个人特征与其被送往的县级特征之间未发现任何显著相关性，这一发现为识别地区因果效应创造了理想条件。

在影响评估方面，工具变量分析显示，被送往西部这一行为本身，并未对儿童成年后的经济状况产生显著改善，甚至对职业地位有轻微的负面影响。唯一一致的积极效果体现在教育上，西送儿童在搬迁后首次人口普查中被记录在校的概率显著高出34个百分点。

更为出人意料的是，在已被西送的儿童群体中，目的地县的经济机会差异——包括城市化程度、制造业强度、收入水平及教育基础设施等——对其成年后的收入、职业成功及向上流动性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地区特征的效应微乎其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接收家庭的特征展现了决定性作用。代际弹性估计值约为0.15-0.20，意味着接收家庭的职业收入得分每提升1%，儿童成年后的对应得分将增加0.15%-0.20%。这一效应在低龄安置儿童（10岁以下）中更为强劲，代际弹性升至0.20-0.24。最终，家庭因素的主导地位如此之强，以至于在控制家庭特征后，地区特征的影响几乎完全消失。

总 结

世界范围内的历史上，很多国家出现过很多次由于非经济原因的大规模人群流动，而这些运动基本上成为了研究移民对经济政策的很好的观察切入点。典型的研究关注移民者对移民流入地或流出地的影响，也有研究关注移民者自身的命运，本文便是其中之一。

本研究通过对“孤儿列车”这一历史自然实验的分析，为当代社会政策提供了深刻的启示。首先，研究结果挑战了“地理决定论”的迷思。运动背后所依赖的“乡村空气”有益论——即认为农村环境本身即能根本性改善城市贫困儿童命运的理念——在数据中未能得到支持。这与当代诸多研究发现地区迁移政策效果有限的研究结论相呼应，表明单纯改变地理区位并非有效的干预杠杆。

其次，与微弱的地理效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研究结果突显了家庭环境的核心重要性。即便在准随机的安置条件下，接收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仍是儿童未来发展的强预测因子。这表明，针对家庭层面的干预可能比宏观的地区层面政策更为有效。

环境对儿童发展至关重要，但家庭微环境的影响力远胜于宏观的地理环境。因此，任何主要依赖于改变儿童物理区位而非精心构建其直接照护关系的大规模干预，其产生变革性影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文献来源：Abrahams, S., & Keniston, D. (2025). Riding to opportunity: Geographic and household effects from the orphan trains(NBER Working Paper No. 3428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