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从地主到企业家:土地改革如何释放蛰伏的企业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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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历史研究】从地主到企业家:土地改革如何释放蛰伏的企业家基因

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地主作为经济主导者的地位逐渐被新兴的现代工商业企业家所取代。然而,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于:为何传统的土地所有者不可能成功转型为现代企业家?

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守英、游五岳及武汉大学的王格玮即将发表于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的文章,以20世纪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为背景,系统考察了不同土地制度下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为我们理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土地改革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者认为,传统地主与现代企业家在价值观、生活方式与职业选择上的差异很可能源于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尽管企业家才能普遍存在于各类社会,但其配置方向很大程度上受到产权制度、监管框架等社会制度安排的影响。在前工业社会中,当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个体更倾向于将创造的财富以土地形式持有时,稳定的地租收益和闲暇会同时将企业家才能“埋”在土里,使这部分群体及其后代失去对现代部门持续投入的激励。

因此,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转型很可能由于企业家才能的错配掉入"土地陷阱",长期徘徊不进。由此,限制地权集中或再分配的土地改革,却可能会迫使潜在创业者将自身的才能从土地里“拔”出来,投身现代经济部门,从而推动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转型。

历史背景

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土地私有产权传统和成熟的土地市场。稳定的产权保障、可预期的租金收益以及持续增值的土地资产价值,加上传统帝制国家的政治生态,共同塑造了土地的优良投资属性,吸引着包括工商业阶层、官僚士绅在内的各个社会群体的持续投资。

20世纪中叶中国的土地改革改变了传统的土地私有制,通过征收地主土地并分配给少地农民,农村社会的财富差距被迅速抹平。随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则将土地所有权收归集体所有,农村劳动力也被“均质化”地统一纳入集体生产体系。直至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HRS),农民方在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框架下获得了对平均分配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更重要的是,农民开始重新拥有了职业选择的决策权。由此,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也迅速从中涌现出来。

数 据

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依托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的“生命历程调查”数据所提供的个体面板信息,以及县志中的土地制度变迁信息。其中,CHALRS(2014)的“生命历程调查”数据提供了来自28个省(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150个县的约19,000名45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及其配偶的详细生命历程信息,从而使作者能够对个体的以往经历进行逐年追踪,确定其职业和居住地的变化。

本文的实证分析使用了每个个体自身或其父辈在20世纪中叶土地改革期间的阶级成分信息,以及个人历年的职业状况、教育等信息。其中,历年职业状况又被划分为“是否工作”、“是否从事农业工作”、“是否从事非农自雇工作”、“是否从事非农受雇工作”等类别。为了确定每个个体经历土地制度变迁的精确时间点,作者还追踪了受访者历年的县级居住地,并结合县志中的土地制度变迁信息,记录了其所在县启动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具体时间。

此外,作者还使用了“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1929)”,“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数据进行了辅助性的实证检验。

实证结果

首先,作者的实证分析表明,在20世纪中叶的土地改革前,地主家庭成员的劳动参与度显著低于其他农村背景群体。他们不仅较少参与农业生产,对非农工作也缺乏热情,而是主要依靠地租和高利贷获利。但文章进一步的研究却表明,恰恰是这些地主家庭成员,却可能是农业社会潜在的“企业家”:

他们更加认同市场竞争的积极作用,更加相信个体的努力而非家庭地位或运气才是成功的主要条件,也认为自己有着更强的社会交往能力。并且在调查者眼中,这些人也表现得更具合作意识以及理解能力。这说明,地主并非天生保守怠惰,甚至还可能更具有企业家才能(高度竞争的土地市场下土地财富的积累可能也说明了这一点),而这种才能之所以被长久地“埋”在地里,则更多地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随后,作者阐述到,20世纪中叶的土地改革和此后的农业集体化解决了工业化的物质资本积累问题,但是却将人力资本、尤其是企业家才能配置的问题搁置了。直到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改革后,土地平分对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影响才显露出来。作者发现,在HRS改革后,地主家庭的后代相比于贫雇农家庭后代从事农业工作的概率下降了5.3%,而从事非农自雇工作的概率则相对提高了4.3%,这甚至是在私营企业还没有获得广泛政策认可的80年代早期。

通过对CHARLS(2014)数据的深入挖掘,作者发现一个关键机制:地主后代在创业过程中更依赖家庭成员在想法上提供的帮助而非资金上的支持。这一发现印证了企业家才能的代际传递假说,也挑战了传统"财富决定论"的解释框架,揭示了非财务因素在企业家精神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图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地主职业选择的动态影响

结 论

为什么有些社会能够成功地从农业社会转型为现代工业社会,而有些却难以实现这一转变?这篇文章为理解土地改革和工业化转型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长期历史上来看,大多数“前工业化”经济体在结构转型中的困境并不在于缺少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缺少一套制度激励使得这些“企业家”从以土地来保存财富的行为逻辑中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土地的均等化不仅是解决贫困问题,也是把企业家才能从土地里“拔”出来的过程。中国,以及其他一些东亚经济体在上世纪都经历了这样的土地制度变迁过程。而中国在土改之后经历了集体化的过程,这种土地平分对于企业家人力资本配置的影响要等到HRS改革重新赋予农民更多职业选择权利之后才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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