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详解：“圣刀”下的锋芒——党卫军第13“圣刀”武装山地师的单兵服装&单兵装备&屠杀事件小考

前言部分

长久以来，简中圈子内有关党卫军第13“圣刀”武装山地师的具体形成历程，详细的战斗历程考证，其内成员的具体作战表现，其内装备的各式独特服饰的相应文章内容基本可用“良莠不齐”一词形容，或者说都是一片散沙——尤其在该师的战斗历程和师内成员的作战表现上，简中网上的文章基本都是复读着“战斗能力低下”，“对所在地区的塞族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掠夺”，“都是群人渣”，“出了名的叛乱事件层出不穷”的内容，但这些文章的创作者和“复制粘贴侠”们既不愿意去详细考证这类情况出现的原因（甚至都是画个靶子自己打），也不想把更多有关该师的资料给挖掘出来让更多对党卫军外籍部队感兴趣的读者加以思考，并作出更为客观的评价——毕竟，连前党卫军第7“欧根亲王”志愿山地师师长，党卫军第5山地军军长以及特兰西瓦尼亚HSSPF（高级党卫队及警察指挥）阿图尔菲利普斯和著名的奥托库姆都曾对该师报以极高-优秀的评价——因为这带来了诸多新问题，即“原先塑造出的诸多形象居然多是战后（多为南斯拉夫）作家的编造和谎言”，这毫无疑问会引来相关论战和更多的讨论，但讨论越多，有关该师的真实战绩和具体资料也只会越多，而此前该师被活生生“焊上”的诸多标签也将逐步脱落直至肮脏的“政治悲剧和政治工具的混合体”这一本质暴露出来。

一位德国军官多年后写道：

“波斯尼亚志愿者曾被承诺只在本土作战。但当该师被调往匈牙利时会发生什么？显然，巴尔干民族只遵循自己的生存法则。”

有关本文，笔者并不想过多地赘述有关该师的具体作战历程，也无为这一单位洗白的念想，更多的只是展示该单位的具体情况——尤其在单兵服装和单兵/各式装备方面。

【菲利普斯在1944年4月中旬对该师的评价是：

“（我想）撇开党卫军第13师不谈——我只能报告该师的表现完美无缺，且我预计他们（的表现）将持续如此。克罗地亚政府也已正式批准（该师的相关行为）。”】

这张菲利普斯视察正在蓬勃发展的“党卫军第13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志愿师（克罗地亚）”【13. SS-Freiwilligen b. h. Division (Kroatien)】时的留影还在1943年8月28日-9月1日的该师特有的师刊《圣刀》上得到了报道——菲利普斯手中把玩的是一把斯登MK.II，其拥有旋转弹匣井的功能。

同上图，《圣刀》其实是双语报刊——上面是德语，而下面则是克罗地亚语的搭配——这也是为了给师内大量知识水平较低的波斯尼亚志愿者提供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德语的方式。

菲利普斯视察该师期间也是留下了不少留影——这张出现于该师截止于1944年1月12日的访问纪念册当中的照片为我们展示了他对于该师师内的各式成员的表现和作训方式的指导和评价的相关场景。

而这上下两张则是该师特有师刊《圣刀》中有关阿图尔菲利普斯的相关内容。

师内各式着装的大致情况

就具体情况来看，该师内波斯尼亚籍，德裔和德籍成员佩戴的特有菲斯帽仅有两种颜色：一种是红色，其通常出现在该师成员进行日常礼拜，日常的军营（内外）生活，拍照摄影，战斗不怎么激烈的各类情况下（最后一种情况的出现率很低，几乎没有）；另一种则是野战灰色，其出现的场景较红色而言更加多样，其既包括了红色（通常为礼服搭配）菲斯帽的几种已提及到的应用场景，又更加频繁地出现于实战情况，日常巡逻和宪兵执勤的诸多应用场景之中——但该师官兵并非只佩戴这两类菲斯帽，相反，党卫军部队在1944-1945之间装备的诸多帽子也是该师官兵的经常性使用对象：

普通的野战灰帽子，标志性的钢盔，各式迷彩帽，不戴帽子（划掉），各式常见的军官帽，以及师内首批党卫军第28山地猎兵团第1山地猎兵营内的阿尔巴尼亚籍志愿兵们佩戴的专属船型菲斯帽等等.....

而关于该师官兵佩戴的袖带的相关着装情况就更加多样化了：

“希姆莱（Himmler）也响应了关于配备更年轻，经验丰富的德国军官与士官的呼吁。在抵达诺伊哈默训练场后，该师经历了一场蜕变——大量德国青年官兵被调入，包括从党卫军第6“北方”山地师整建制调入的两个连【一名军官称这些德裔官兵主要来自党卫军‘警察’师和‘北方’师，另有少量官兵来自‘阿道夫 希特勒警卫旗队’、‘帝国’师和‘维京’师】，同时许多老迈军官被解职。不久后，该师多数单位的指挥官均由精力充沛的德国青年军官接任：这支曾被形容为‘95%非德裔’的部队，此时已形成几乎全德裔的军官团【但这一变动未显著改变部队民族构成，绍贝尔茨韦格同期称‘该师超90%士兵为穆斯林’】。但军官和士官两类人员的短缺问题依旧严峻——直至1944年1月，绍贝尔茨韦格仍向冯 赫夫（Von Herff）抱怨"亟需营级指挥官"——多数单位自行开设士官培训课程，但收效甚微。”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尔巴尼亚籍党卫军成员当中同样使用着“菲斯帽”，但其具体样式和“圣刀”师的圆形圆顶菲斯帽不同，在最初的版本中这些成员的帽子是内凹进去的斜船型帽子——如图所示，这是党卫军第13“圣刀”武装山地师内的部分阿尔巴尼亚籍官兵的留影之一，他们极有可能（其实就是）是在当年4月中旬被调去组建党卫军第21“斯坎德培”武装山地师的，原党卫军第28山地猎兵团第1山地猎兵营的士兵，因而这张照片很有可能是在1944年3月-4月期间拍摄的【最有可能是在当年3月中旬-月末的两次代号分别为“路标”和“拯救”的反游击行动中】。

之后的阿尔巴尼亚制式菲斯帽便有了规范化的帽顶，其基本是突出的偏三角形船形帽——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帽子的新旧款式可能被交杂着使用着——这些成员基本上算党卫军第21“斯坎德培”武装山地师的相关兵员。

通过对比右边这位上级小队长的野战灰常服/作战服的色调，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出这两名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志愿者戴的是红色菲斯帽，这种菲斯帽的应用场景通常是——日常礼拜，日常的军营（内外）生活，拍照摄影，战斗烈度极低的各类情况

该师师内的两名波斯尼亚籍志愿者的日常生活的部分留影【这一系列照片实际拍摄于该师在西里西亚训练（43.10月初-44.2月中旬）的这一期间，而这两位士兵则是师内后勤（保障）营的成员】：可以看到他们居住的营房中的生活条件还算不错——师内大部分来自生活条件极其糟糕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波斯尼亚乡村地区的志愿者们甚至能接受到专门的衣物定制服务并能够得到充足的教育条件（图中的这位便能在训练的同时能够获得相当数量的双语资料【笔者猜测】进行学习，而德国士官们也往往能在他们身边为他们及时提供各式指导【学习上的帮助，战斗方式上的教导，各式有利经验的传述】）——可以这么说，德军确实为这支此时尚显神秘的部队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每周周五都是该师内穆斯林官兵抽空举行主麻日仪式的时候——在法国和诺伊哈默训练场内基本都是这样的情景：由于得到了海因里希 希姆莱的高度关照，师内的穆斯林在训练期间接受到的待遇可以说是非常之高——其日常的伙食不准含有任何猪肉，也不能含有酒精；师内德国和德裔官兵不能给穆斯林官兵起任何侮辱性外号，也不准对后者指指点点；师内穆斯林官兵的宗教习俗应得到极大尊重，师内的德国和德裔官兵需主动去适应他们的各种“奇怪”表现.....

但毫无疑问的是，不少德国和德裔官兵对此嗤之以鼻，他们的行为可参考师内部分原成员的回忆：

一名师内的德国军官阿尔伯特斯滕韦德尔（Albert Stenwedel）曾如此描述与伊玛目（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关系：

“我们与伊玛目的接触几乎仅限于对穆斯林的日常管理和宗教事务的协调工作之中——在部队组建初期，伊玛目需先获得师内的指挥官批准，方可召集信徒进行周五聚礼（Jum'ah）……其他信仰的士兵对穆斯林礼拜几乎漠不关心，他们借此机会处理个人事务。”

一名德国教官后来回忆：

“总体而言，穆斯林——波斯尼亚人——是称职的士兵，但他们不是普鲁士人。必须理解他们受宗教和生活环境影响的思维方式，任何试图将波斯尼亚人改造成普鲁士人的尝试都会招致麻烦。”

该师工兵营营长克诺尔的留影之一，其着装的是很常规的灰色野战服以及常规的野战灰帽：

“在维尔弗朗什市遭受重创后，该师工兵营营部从其他单位抽调了年轻的德国军官进行了重建——绍贝尔茨韦格评价该营新任指挥官海因茨 克诺尔‘以不知疲倦的勤勉和热情接管了该营指挥权”，其内的山地工兵既接受单兵训练也参与集体演练，包括火焰喷射器使用教学和“工兵排建制内的协同训练’。由于绍贝尔茨韦格重视近战训练，该营在当年1月初组织了两次近战专项训练课程，并在同时学习了障碍设置与障碍清除技巧。”

党卫军第13“圣刀”武装山地师于波斯尼亚东北部作战期间，一名师内的士兵与一名当地女性结伴而行——可能这位女士犯下了什么过错正处于押送过程中，亦或者她需要什么帮助才来找隶属于该师的这名年龄看起来较大的士兵。

而这几张摄于该师尚在法国训练时期（1943.8月中下旬-1943年10月初）则向我们展示了该师官兵在当时进行野战训练和近距离作战训练（巷战）时使用的服装，防具和装具其实与普通的德军部队而言无甚区别。

对相关资料的分析和判断

根据目前该师的现存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来看，该师的军官和士官除了从克罗地亚独立国国内招募的原（南斯拉夫）军官和士官，强制征用而来的乌斯塔沙军官和士官以外，其内德籍与德裔构成的军官和士官群体的原单位也可谓是多种多样（因而，该师的军官和士官群体装备的荣誉袖带/袖标也同样多种多样，但从后续该师参战后的照片来说，该师军官和士官群体佩戴荣誉袖带/袖标的例子很快便减少了）：

党卫军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党卫军第2“帝国”装甲师，党卫军第3“骷髅”装甲师（存疑），党卫军第4“警察”装甲掷弹兵师，党卫军第6“北方”山地师，党卫军第7“欧根亲王”志愿山地师，党卫军第8“弗洛里安盖耶”骑兵师，甚至还有党卫军第6“朗格马克”志愿突击旅的少量人员——还有一定数量的原国防军官兵。

而有关该师官兵的常用服装问题其实也很简洁明了：由于该师在组建期间得到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特殊关怀”，这使得该师在一线作战的不少德军部队缺乏崭新-可堪一用的德制武器的背景下依然能得到几乎全新的德制武器用以在之后对付游击队——该师领到的迷彩服装也应该呈两类，不同作战时期的主要使用款式：该师官兵在1944年3月中旬至该月月末执行两次代号分别为“路标”（Wegweiser）、“拯救”（Save）的针对波斯尼亚东北部铁托游击队的反游击行动期间使用的迷彩应多为M42型迷彩罩衫，即便到了该师于当年5月执行的两次代号分别为“五朔节彩柱”（Maibaum）和“五月铃兰”（Maiglöckchen）的重大反游击行动期间也应该是此类迷彩罩衫使用得更为频繁。

但到了当年8月份，在该师官兵着装的迷彩服当中，著名的M44型“豌豆”迷彩的使用比例也应得到了较大提升——但由于笔者缺乏该师师内官兵着装该型迷彩的更多照片（以及较好质量的相关照片），我们只能推断M44型迷彩服在当年5月开始-8月份（以及之前的一段时期）开始逐步替换掉了该师官兵原先装备的M42型迷彩罩衫。

而其他类型的服装，则尤以野战灰色的作战服为主，师内部分成员还有着装热带服装的图片记录，白色夏季制服以及着装类似于长褂的野战服的情况——通常来说，在波斯尼亚当地密布的山地，沼泽和沙地地形上作战时，上述迷彩罩衫，迷彩服和野战灰色的作战服均表现不错，后者尤其善于与当地的灰色岩石融为一体——党卫军第13山地工兵营的一组照片也体现了该类制服的常用程度。

而该师服装方面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他们左臂上的“克罗地亚”国家标志和右臂上装备的，代表精锐的党卫军山地猎兵的独特身份标志——即是“党卫军的新式”雪绒花臂章，以及师内外籍志愿者们大量佩戴的特殊领章：一把被一只手所握住的弯刀+万字符的独特标志。

【党卫军版本的雪绒花——党卫军山地猎兵徽章与陆军/警察版本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两方面：

“袖章：黑色椭圆形底布，银色雪绒花带茎，7枚黄色花蕊与14片银边花瓣；

帽徽：相同图案去除椭圆外框，以倾斜角度缝于黑色衬底上。” 】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儿，那就是在1945年3月6日-3月15日期间，另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党卫军装甲掷弹兵师的部分官兵也有过类似党卫军第13“圣刀”武装山地师师内官兵的着装风格——那便是之前从意大利战场调遣过来的党卫军第16“党卫队全国领袖”装甲掷弹兵师：在“春醒”行动期间，该师曾以“党卫军第13师组建指挥部和重组部队（Aufstellungsstab und Auffrischungsgruppe 13.SS-Division ）”为伪装代号进驻瑙吉考尼饶（Nagykanizsa）地区：

“为迷惑敌方情报，部分士兵被要求上交通行证，并换发标注为党卫军第13‘圣刀’武装山地师成员的证件，同时移除领章上的‘双闪电’符文徽记，另有部分人员还戴上了菲斯帽。”

至于党卫军运用的新式雪绒花臂章和国防军/警察单位使用的旧式雪绒花臂章有什么大区别，我们单独拿党卫军“喀斯特”防卫营内的部分官兵的留影与“圣刀”师的官兵的相关着装给各位读者展示一下：

1944年夏季，（上图）一名党卫军“喀斯特”防卫营的士兵依然佩戴着国防军/警察款式的雪绒花臂章。

1944年2月，党卫军“喀斯特”防卫营的工兵排的留照之一——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这位党卫军工兵装备了新式的雪绒花臂章，而中间的那位党卫军工兵甚至装备了意大利式的迷彩。

这张未知具体拍摄时间的（但看这样子估计是1944年3月-11月该师还在波斯尼亚东北部作战时的留影）照片很好地为我们展示了党卫军第13“圣刀”武装山地师内的三位士兵之一装备的“新式雪绒花臂章”（左1），该臂章专为党卫军山地猎兵部队设计。

这张同样是未知具体拍摄时间的照片依然为我们展示了“新式雪绒花臂章”的具体特征——在远处看时，“新式雪绒花臂章”的花朵往往在黑色绣底中显得被一团黑完全包围且下部的黑色区域明显更多一些，而“旧式雪绒花臂章”则是几乎覆盖了全部空间。

关于该型臂章的文字内容，我们可以借用Sergio Corbatti和Marco Nava合著的《“喀斯特猎手”》【党卫军第24“喀斯特猎手”武装山地师战史图册】内的相关内容用以说明：

“......截至到1943年中期，许多党卫军山地兵因缺乏专属兵种徽章开始私自佩戴起陆军（Heer）及警察（Polizei）部队的雪绒花标志——他们将其缝于M43野战帽的左翼及制服右袖——为遏制这一违规行为，党卫队全国领袖于1943年10月通过《党卫军第19号条例》，其将为党卫军山地兵设立专属雪绒花徽章。条例规定：所有山地兵需在野战帽左翼及野战服右袖佩戴绣有雪绒花（亦称‘狼足花’，学名Leontopodium Alpinum）的徽章。

此前，党卫军山地兵为彰显自身兵种身份常违规使用陆军/警察的雪绒花徽章，而他们仅对这些徽章（臂章/袖章和帽檐配章中的后者）作细微调整：在帽徽底部添加黑布衬底以表明党卫军身份，但臂章/袖章则完全照搬陆军样式。例如：

1944年1月29日，党卫军突击队员施廷克尔（Stünkel）在莫德雷亚（Modrea）饮水的场景；

1943年12月，党卫军士兵弗朗茨 拉杜默（Franz Ladumer）贝尔纳迪（Bernardi）及施廷克尔的肖像，可见其仍佩戴陆军/警察的袖章。

由于喀斯特猎手抵制第19号条例，之后颁布的《党卫军第21号条例公报》再次强调：该徽章专为党卫军山地兵设计，所有人员（无论族裔）必须佩戴，严禁使用陆军/警察的雪绒花标志。

党卫军山地兵徽章与陆军/警察版本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两方面：

‘袖章：黑色椭圆形底布，银色雪绒花带茎，7枚黄色花蕊与14片银边花瓣；

帽徽：相同图案去除椭圆外框，以倾斜角度缝于黑色衬底上。’

与陆军/警察的细密刺绣（“贝尔沃工艺”）不同，党卫军版本采用粗纹刺绣（“RZM标准工艺”），而喀斯特猎手们最终普遍遵守了这一规定——党卫军山地兵对雪绒花徽章的执着，源于德意志军队悠久的山地传统；即便违抗命令，他们仍坚持通过这一象征维系身份认同——这种精神甚至可追溯至奥地利-匈牙利传统上；雪绒花（Edelweiß）作为德意志山地部队象征的历史可追溯至1915年：当时，德意志阿尔卑斯军团（Alpenkorps）与奥匈帝国地方猎兵（Landesschützen）在多洛米蒂前线并肩作战，后者自1907年起便以雪绒花作为荣誉徽章（由弗朗茨 约瑟夫皇帝钦定）。

为表敬意，雪绒花被授予阿尔卑斯军团成员，自此也成为德意志山地部队的标志。”

“新式雪绒花臂章”

更为细致的是党卫军第13山地工兵营在山地作战时往往会携带专门的背包（用以储存各式山地装备）以及绳索以更好地适应战场环境（当然，这张留影中出现的这类装备——应该是该师其他单位也会出现的常用装备）【本图来源：奥托库姆所著的，JJF出版社出版的《党卫军第7“欧根亲王”志愿山地师战史》，图注的话各位读者可以好好品味一下】

该师的党卫军第13后勤营的这几张留影为我们展示了M42型迷彩罩衫和野战灰作战服的使用情况——相当多。

党卫军第27山地猎兵团的官兵们的相关留影之一（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判断，是因为照片右侧的那位年长军官便是该团的长期团长德西迪里乌斯汉佩尔，他也是“圣刀”师的第3任师长兼最后一任师长），可见迷彩罩衫的使用例之多。

这张摄于1943年11月，“大穆夫提”哈吉 阿明 侯赛尼（Haj Amin el-Husseini）视察驻扎于西里西亚地区诺伊哈默训练场内的该师官兵的系列留影之一为我们展示了该师师内军官来源的多样性——中间的那名军官佩戴的是“SS-Polizei-Division”的袖标，这意味着他曾在党卫军第4“警察”装甲掷弹兵师内服役，而另一名突击队大队长则佩戴的是“Langemarck”袖标，这意味着他曾在党卫军第6“朗格马克”志愿突击旅内服役。

这张照片中，上文中被提及到的那位曾服役于党卫军第6“朗格马克”志愿突击旅的突击队大队长（右数第3位，戴着红色菲斯帽的）正看着侯赛因和该师第2任师长卡尔-古斯塔夫 绍贝尔茨韦格准备进入招待餐厅。

不过在这张照片中，那位突击队大队长的目光则转向了别处。

1943年11月-1944年1月，侯赛因视察党卫军第13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志愿师（克罗地亚）【这是该师在1944年5月转变番号为“党卫军第13‘圣刀’武装山地师”之前长期使用的番号（1943.8-1944.5）】时的系列留影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左数第4位军官的领章颇似一个“骷髅”，这很有可能揭示着其曾在党卫军第3“骷髅”装甲师内服役过，但该军官是否隶属于该师仍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党卫军第13“圣刀”武装山地师内未知单位的两名山地猎兵的留影——但从他们身上着装的M44迷彩服我们大概能判断这是该师至少在1944年5月之后拍摄的成员留影照之一。

1944年5月下旬，党卫军第28山地猎兵团第2山地猎兵营内的军官们正在斯特拉扎（Straża）当地的指挥所休憩——右起依次为瓦尔特 艾佩尔（Walter Eipel）【他着装了M44型迷彩】、海因茨耶普（Heinz Jeep）、约翰 艾登（Johann Eiden）和汉斯 梅申多费尔（Hans Meschendorfer）——他们在照片中的笑容背后则是残酷现实：艾佩尔战后被南斯拉夫政府处决；艾登在拍摄数日后中弹身亡；来自罗马尼亚的德意志裔军官梅申多费尔则在战争结束时被共产党没收全部财产，他的妻子更是被流放至西伯利亚。

1944年8月，党卫军第13通讯营的成员们正在布尔奇科地区行军——“圣刀”师的单兵装备不可谓不豪华：虽然我们无法在该师的单兵武器当中看到先进的突击步枪之类，但他们的服饰装配之类确实跟一线的党卫军部队相比毫无逊色——这张照片中，该营内的人人都着装着著名的M44型“豌豆”迷彩。

1944年8月18日，党卫军第13防空营的部分官兵正在接受授勋——这一处所谓的防空阵地的相关布置可谓是极为简陋，没有太多的掩体和隐蔽，但在波斯尼亚的反游击战场上，这样不入流的88mm重型防空炮阵地对于游击队而言往往起到了威慑他们的作用——这时他们的着装多为夏季服装。

该师在波斯尼亚东北部作战时，师内的这两位宪兵正在检查两位当地平民的证件（当然，他们也有可能是在给这两名平民宣读着什么条例之类的文件；还有可能是在询问当地游击队的相关情况？）

1944年5月拍摄的这张照片便为我们展现了在“五朔节彩柱”或者“五月铃兰”行动期间的部分党卫军第13“圣刀”武装山地师的官兵正在给一匹驮畜装载两箱沉甸甸的弹药/食物补给的情景——在波斯尼亚这样地形极端陡峭的地区，德军部队补充补给的各式行动总是十分困难；然而，这样的困境也促使着巴尔干地区德军指挥层不断展开针对其基层官兵和各式重武器的射击准度的相关训练，这为的便是在尽可能地节约珍贵且难以运输的弹药的同时能给敌方更致命的打击。

1944年9月18日，党卫军第27山地猎兵团第11连在多博伊—马格拉伊地区为某补给车队提供护卫——照片前景中为连队资深士官库尔特 伯恩哈特（左）与连长克劳斯 贝格尔【从这张模糊不清但又足够清晰的图片我们可以推断：截止到1944年9月，该师各个单位内的官兵（应该）已经换装了大量的M44型“豌豆”迷彩服】

师内通讯营成员库尔特施特格曼恩（Kurt Stegemann）着装了白色夏季制服——党卫军官兵们通常在每年的4月1日-9月30日期间穿着该制服用以应对留影，后方日常工作和执勤的各式情况。

党卫军第13防空营训练时期的留影——与简中乃至外网军迷群体的刻板印象中该师战力极弱不同的是——该师防空营的在实战中的战力表现较为优异，其在“老鼠周（Ratweek）”行动中上报了足足40架的敌军战机击坠记录。

大致装备水平的论证

讨论了这么多有关该师内成员着装的细节，笔者自然要把有关该师官兵的单兵装备的相关情况提那么几嘴——但其实也没太多能展开说的内容，毕竟——其实有关该师的轻装备水平（重装备水平自然不必多提，其在1944年3月-9月的所有反游击部队当中都属于很强的水准）是很不错的。

当然，有关该师的轻重武器装备水平得分时间来说——1944年3月-8月：该师在波斯尼亚东北部的“安全区”内基本保持着稳定的内部情况和‘高昂-尚可’的士气，其内官兵在全德制装备的条件下对当地的铁托游击队一直保持着明显的压制状态，且这段时间内该师的自动武器水平在该师的战力发展阶段上应该是最高的一个‘峰值’；

但从1944年9月开始，由于德军在巴尔干整体战局的不顺外加先前一段时间内乌斯塔沙，切特尼克，铁托游击队对该师的各式影响以及师内大量外籍成员本身的缺陷，该师出现了大量带着轻重武器逃走的逃兵：

9月期间，该师开始显现出大规模瓦解的迹象。面对德军在各条战线的局势恶化，波斯尼亚士兵中流传起德军计划撤离巴尔干半岛并将抛弃他们的谣言——这些谣言的来源难以确证，但几乎可以肯定出自游击队、乌斯塔沙组织，或二者合力——自春季以来该师便时有逃兵事件，但到了9月，这已演变为一场“瘟疫”，一名排长抱怨道：

“前线局势越糟，逃兵就越多。许多在波斯尼亚士兵中流传的谣言从未传到我们德国人耳中。”

在9月1日至20日期间，超过2000名波斯尼亚士兵从该师逃亡——有人休假后一去不返，有人直接弃岗脱逃。对德军而言，最糟糕的是这些士兵携带着大量武器和装备离开，且这些物资最终落入了各式游击队手中——仅9月前两周，该师就因逃兵损失了1578支步枪、301把手枪、61挺冲锋枪、61挺机枪、2辆卡车、1辆摩托车和40匹马——情况还在持续恶化，赖特尔指挥的“卡玛”师士气同样低迷。一名德国士兵在部队完成最后阶段训练时记述：

“（我们）连驻扎在斯蒂霍维采的一所学校里。我与两名士官同住，一位是图林根人维尔纳·兰纳，另一位是穆斯林。某天，这名穆斯林士兵获准休假离开，临走前对我们说‘我不会回来了’。我们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此后确实再未见过他。”

.....此后，哈利姆马尔科奇（Halim Malkoć）接任师伊玛目——统计显示，从安全区向萨格勒布地区转移期间（10月16-23日），该师因波斯尼亚士兵逃亡损失了881支步枪、22挺机枪、104把手枪和15支冲锋枪。

因此，该师在1944年9月-11月中旬（该师内单位逐步被调往东线前）这段时间内，其步兵常规武器（大栓）和手枪损失颇为严重，但如果我们细看自动武器的损失率便不禁会有些疑问——截止到9月中旬，该师跑了2000人左右却只损失了各61把轻机枪和冲锋枪，这意味着这批脱逃的官兵当中平均每100个人才有3把冲锋枪和轻机枪：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数据并不能拿来直接衡量该师师内各单位的轻武器装备的整体水平，尤其是前线单位（党卫军第27和第28山地猎兵团）与该师师内常驻的特殊部队“猎杀突击队/猎兵特遣队”（Jagdkommandos）的自动武器的装备率，后者尤其装备有大量自动武器——而脱逃的官兵毫无疑问都以基层的，最基础的“大头兵”们为主。

而在当年10月末：

代号“秋叶”（Herbstlaub）的解除武装行动于10月25日在布尔奇科桥头堡正式启动，一天内未遇抵抗即完成——“圣刀”师移交第1山地师的各式装备包括火炮、重型步兵武器、技术装备及卡车——F集团军群的相关报告写道：

“将党卫军‘圣刀’师的武器移交第1山地师……可终结将精良德制武器交给非德裔士兵（最终落入敌手）的荒谬做法。这是代价惨重的错误。”

不止这一行动严重影响了该师的重装备水平，该师在当年11月至次年1月还有被抽调重装备的经历：

.....党卫军第9山地军的其他单位此时也隶属于其他指挥部——第2装甲集团军要求将党卫军第13山地炮兵团第4营营部、其内的2个炮兵连、党卫军第13反坦克营第1连及5门高射炮调往东线以对抗推进的苏军——经激战后，这些单位于11月下旬重返“圣刀”师。

另外，自9月起，该师党卫军第13山地炮兵团的另1支10.5cm炮兵连被划归至第2装甲集团军下属的“冯 鲁德诺突击旅”（Sturmbrigade von Rudno）之中。此外，该师防空营在此期间暂归第34军指挥，并于1945年1月归还——这些所有调动均获希姆莱批准。

因而我们可以总体归纳，该师在1944年9月-11月中旬的这段时间内的轻重装备水平下跌极快——既有因大量逃兵事件产生的大量轻装备遗失，又有转交装备和抽调师内重型单位导致的重装备缺失，毫无疑问该师在这一期间的表现也确实导致其最终丢失了对“安全区”的不少控制领域（但即便是这样状态下的该师，依然能在“依靠苏军和盟军支援变得更为强大的铁托游击队”发起的多次攻势下坚守住“安全区”的不少地域）——但直接导致该师内波斯尼亚籍志愿者的自治梦想被彻底粉碎的原因还得是第2装甲集团军的上级，F集团军群一纸文书将其调往匈牙利参与正式作战的相关命令。而在11月初：

.....逃亡与遣散彻底改变了该师的族裔构成。年初时该师“95%为非德裔”，至11月初德裔与波斯尼亚士兵比例已升至1:1。

至于该师之后的轻重装备水平，本文就不多议论了。但其实真要研究单兵装备上的细节也是真没啥能研究的，该师不像它的姐姐师（党卫军第7“欧根亲王”志愿山地师）那样装备了很有特色的捷克制造的轻重杂牌货（尤其以捷克制造的各式机枪ZB26和ZB37为特征），也不像党卫军第24“喀斯特猎手”武装山地师那样装备了意大利制造的轻重杂牌货（尤其以P26/40重型坦克，布雷达30型轻机枪，意大利47mm反坦克炮和至少2种口径分别为65mm和75mm的山炮），该师的单兵装备全是清一色的德制装备——当“欧根亲王”和“喀斯特猎手”内的官兵还在苦苦煎熬地用着MG34和诸多杂牌机枪的搭配配置时，同时期的“圣刀”早已用上了清一色的MG42的武装，像这种细节还可以体现在该师的机动车辆（166型水陆两用型筒车尤其在这类比较问题的中心）的装备上，“欧根亲王”首批领到的该型车辆都得等到1944年夏秋了，但“圣刀”在西里西亚训练期间（1943.10-1944.2）就已经大规模地列装了这型车辆——可见其在“鸡农”的一手遮天的关系下的装备补给优先等级的程度之高，这还是在“欧根亲王”任劳任怨地自1942年10月首次出战后多次创造良好战绩的条件下做出的决定！

当然，该师的官兵在单兵装备上还有个特征就是——他们喜欢用佩戴在身上的这类被称为“卡玛”的刀刃通常长约20cm的波斯尼亚牧羊人常用的匕首进行近战，而这类匕首的放置位置通常在弹夹盒及腰带的后面：

这些照片应该是该师在1944年3月中旬-月底迅速清除波斯尼亚东北部“安全区”内的铁托游击队的相关留影——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内该师官兵有不少都携带着这一类近战匕首，期间还有些因此产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与此同时，关于波斯尼亚士兵战场行为的流言传回德国。4月初的元首总部会议上，党卫军军官赫尔曼 费格莱因（飞过来）声称“一名波斯尼亚士兵用匕首杀死了17名敌人”，另有士兵“剜出敌人的心脏”。但师内军官反驳称，此类传闻实为陆军部队所为，却被归咎于该师。

对该师的所谓屠杀事件的简略考证和思考

这张拍摄于1944年3月中旬-4月的照片展示了个很有意思的细节——除开经典的两个佩戴“新式雪绒花臂章”的军官以外——该师第二任师长卡尔-古斯塔夫 绍贝尔茨韦格正戴着师内主要由阿尔巴尼亚籍志愿者组成的单位，即首批党卫军第28山地猎兵团第1山地猎兵营（有绰号为“阿尔巴尼亚营”）成员常常佩戴的阿尔巴尼亚式旧式船型菲斯帽：然而，该营很有可能便是造成该师声名狼藉的单位之一（以下内容仅供参考，笔者会在相关内容的后面批注部分提出相关的质疑）：

“马泰斯(Matheis) 【党卫军第28山地猎兵团前团长，在该师参与实战前已被赖特尔所接替】实际上陈述了以下内容（指的是‘圣刀’(Handschar) 师的阿尔巴尼亚营成员而非波斯尼亚穆斯林！在 1944年3月12-15日 取道斯雷姆前往波斯尼亚的途中）：

‘在这次行动中，阿尔巴尼亚(Shqiptar) 营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在斯雷姆斯卡拉察 (Sremska Rača)，他们杀死了能在当地找到的所有人——在途中，这些人屠戮了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不戴菲斯帽的人——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走在队伍前头的军官看到有人在田里劳作，当他后来再转向他们看时，能看到那些刚才还在田里平静劳作的人已经没了性命。阿尔巴尼亚人一发现他们，就干脆离开队伍屠杀了他们。’

——（弗朗茨·马泰斯 (Franz Matheis)，韦斯特丁克 (Westertimke)，1945年10月4日，案卷号 Inv. No. 35874）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马泰斯还证实：正是师长绍贝尔茨维格（Sauberzweig）下令在萨瓦河北岸（斯雷姆地区）不得收容俘虏——此举令其麾下许多军官深感震惊，尤其是党卫军第27山地猎兵团团长德西德里乌斯·汉佩尔（Desiderius Hampel，后来的继任师长），他曾竭力阻止屠杀行为。马泰斯进一步陈述称：

‘那些阿尔巴尼亚人嗅到血腥味后便彻底失控’，且当该营渡河进入波斯尼亚境内后暴行依旧持续，因此军方很快决定将这支部队调离该师。

另需注意，关于该师早期行动中暴行的首批详尽报告直接来自党卫军内部。希姆莱的联络官赫尔曼·菲格莱因（Hermann Fegelein）曾在军事会议上向希特勒本人汇报此事——但希特勒对此毫无兴趣，称这些不过是‘不值一提的琐事’（参见《希特勒的军事会议录》”

虽然此君的特殊身份确实让他的说辞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我们把有关该师的相关资料和档案翻出来看的话即可感受到这一“证据”的不确定性——我们先来问一些问题：

1.“党卫军第13‘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志愿师（克罗地亚）”【13. SS-Freiwilligen b. h. Division (Kroatien)】在1944年3月中旬-4月中旬这一期间的连续行动【“路标”（Wegweiser）3月10日-12日、“拯救”（Save）3月15日-20日、“复活节彩蛋”（Osterei）4月12日-17日（甚至更短）】是否只有其自身参与行动？

2.克罗地亚独立国内的天主教克族和东正教塞族（不信伊斯兰教的主要群体）在波斯尼亚时期的被屠戮是否能直接以此判断是该师所犯之罪？

3.该师师内有无对这类行为和事件的约束，尤其是条例方面和权威人物的相关命令下达？

4.如果真是如此无厘头的屠戮，请问途径穆族聚集点时，如果不少穆族也没带菲斯帽呢（后者并非随时随地都会带这类帽子，更何况我们看“安全区”内的不少居民都没频繁戴菲斯帽的习惯），这类图图师内波斯尼亚穆斯林群体的“兄弟姐妹”的行为真不会让那些早就想发泄对切特尼克组织的怒火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官兵对师内的该营官兵进行大规模反击吗——更何况是在该营也是基本由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组成的前提下？

5.如果该师真如战后南斯拉夫作家所述，是制造当地塞族被屠杀的主要凶手，那如何解释其在当年6月开始的，与秉持着“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切特尼克组织的密切合作？

而我们来逐一地回答以下这5个问题：

1.否——该师并非始终是独自参与，实际上有诸多友军单位参与了该师执行的反游击行动，举“路标”行动为例：

“绍贝尔茨韦格计划通过一次代号为“路标行动（Wegweiser）”的反游击行动清剿沼泽密林密布的博苏特地区——该行动的参战单位包括该师、党卫军第5山地军的直属部队，以及陆军和警察的临时配属单位，它们将被编为三支特遣队及一支封锁单位——该行动意图围歼这一区域内的所有游击队，而封锁萨瓦河是此次行动的关键举措，德军方面预计将遭遇游击队的激烈抵抗。

而此次行动的具体安排如下

a) 党卫军第13侦察营——该营（库勒指挥）将配属第40猎兵团的两个猎兵连、党卫军第105突击炮连的一个突击炮排、党卫军第13山地炮兵团的一个防空排以及一支驻守拉奇诺夫齐的警察连。

b) 党卫军第28山地猎兵团——该团（赖特尔指挥）将配属党卫军第13山地炮兵团第2营和来自茹潘贾地区的一支警察连。

c) 党卫军第27山地猎兵团——该团（汉佩尔指挥）将配属党卫军第13山地炮兵团第1营、党卫军第13工兵营第1连以及党卫军第13防空营的第1和第3连。

d) 封锁单位——第40猎兵团（由德军混编单位组成）和第142工兵营（临时从第42猎兵师抽调）。

e) 其他部队负责为参战单位的指挥车辆提供安保，并在区域内增设封锁。陆军第808保安营负责保障党卫军第27山地猎兵团在希德地区的驻防稳定，并封锁希德-巴钦齐公路——由党卫军第13山地炮兵团第3营、党卫军第28山地猎兵团第19连和党卫军第13反坦克营第1连组成的混编师属单位负责当地西翼防线（罗科夫齐-茹潘耶公路）及党卫军第13侦察营与党卫军第28山地猎兵团两支单位的驻防安全；而巴钦齐至库库耶夫齐的师属防区则由党卫军第13工兵营驻守，该营同时作为此次行动期间的该师预备队。”

当然，像“拯救”和“复活节彩蛋”这两次行动到确实是以该师部队为行动主体，但“复活节彩蛋”绝不可能位于这类事件发生的时间段——因为在这次行动结束后，阿尔巴尼亚营就从该师被调离出去了，因而，最大的嫌疑时间段在该师的第二次行动，即“拯救”行动期间，但这一行动期间内的诸多地点与马泰斯的描述不符合，其提到的最直接的地点便是斯雷姆斯卡拉察 (Sremska Rača)【即“路标”行动期间】，但问题在于该营在当时根本就不可能达到此地（党卫军第28山地猎兵团当时将自己拆成了突击部队A-D），我们看看有关此次行动的路线图即可知道。

那么请问，该营（突击部队A和B）是怎么穿越到该地点（右下角）的？

2.有关屠杀事件其实也很难说，目前有关该师的屠杀数据根据一份萨拉热窝战争罪行报告的总结应该是：

“13. SS Division called Handschar for all time spent on Bosnian ground,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44 in all districts where it passed trough, except towns Bijeljina and Brcko, killed in total 1803 persons - all peaceful non-fighters inhabitants. (...) In Bijeljina and Brcko, where all Partisan's POWs and /arrested/ NOP supporters from all regions where Division passed trough was brought to, it was impossible to discover number of killed persons. (...) In Division's passing through Srijem, 500-600 persons were murdered by members of this Division.”

也就是至少2300-2400人（甚至这份报告本身内容就强调了“不可能查明该师成员屠杀的人数”）。

但问题还是摆在那儿——涉及这些地区的反游击部队和轴心国驻军难道只有“圣刀”师？因此这种数据也实在很难经得起严格推敲：甚至在战后审判过程中，（铁托的）南斯拉夫方面在审判该师部分官兵时也拿不出真实和详细的证据：

南斯拉夫方面最终选定其内38人准备受审，并计划经铁路将他们押往萨拉热窝受审。临行前，奥托 克鲁斯（应该是故意）吞食汤匙被紧急送英军医院。负责引渡的南斯拉夫军官竟直接指定另一战俘罗伯特 埃勒斯顶替。

1947年夏季（8月22日至30日），“圣刀”师的被告们在军事法庭受审。尽管起诉书指控该师犯有约五千起谋杀，38名被告中仅7人被指控具体罪行——被告普遍质疑法庭公正性，有人控诉：

“3名辩护律师（两名平民、一名南军军官）需为13名被告同时辩护！法庭质询及宣判时，我的律师未发一言——多数同案者皆如此。”

另一被告描述庭审细节：

“流程如下：1.宣读个人信息；2.粗译起诉书；3.单独讯问。我作为9号被告次日受审。首个问题统一为‘你认罪吗？’所有人回答‘我不认’。随后是荒谬质问，例如：‘何时加入纳粹党？为何加入？何时加入党卫军？作为工人阶级为何成为党卫军军官？’继而追问谋杀劫掠等事。

我们被强加各种罪名。起诉书甚至指控我们自残德军尸体以嫁祸游击队！激烈抗辩者多被判死刑。

所有证人均系伪证者。一人声称从旅居外国的友人处听闻威廉施密特在图兹拉枪杀平民。而施密特的士兵簿证明其当时在德国参加架桥培训课程——法庭却采信了这名意图报复的前‘圣刀’师穆约的证词。

我最终因‘在师部工作协助部队运作犯罪’被判12年监禁。”

3.毫无疑问这又是一个打脸问题——因为马泰斯在指控绍贝尔茨韦格惨无人道，下达如此荒谬的命令：但问题在于，该师的第二任师长，最受敬仰的牢师长绍贝尔茨韦格在当时（尤其是3月中旬-月末）究竟下达了那些命令，发布了那些通知：

在“拯救/萨瓦河行动”（Unternehmen Save）后，该师大部分单位在原地保持近三周的无实质性行动，仅清剿零星的游击队并击退地方游击队的反击。一名德军军官表示，暂停行动是为了“防止游击队快速重返该区域”，但这显然激怒了极端想要返乡以及四处巡视的焦躁的波斯尼亚志愿兵们。师长只好呼吁他们保持耐心：

“亲爱的士兵们！我知道你们因我师未能继续前进以解放更多波斯尼亚领土而感到不耐烦。但是，请各位再好好忍耐一下。我们必须解放、保护民众并建立秩序。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地驻留更久——尽管这对你我这些军人而言并非所愿。

但请相信我，‘前进！’的命令即将到来。”

他借此机会赞扬部下的表现：

“亲爱的士兵们，你们恪守誓言履行了职责。我感谢你们所有的英勇行为——无论是在萨瓦河畔还是马耶维察山麓，你们都表现出色。你们已熟悉敌人的战术，并见证了我们如何在各方面占据优势——不仅因武器更精良，更因我们怀有必胜的信念。”

然而，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牢绍确实在某些命令方面未能照顾到塞族的福祉 ：

游击队指控该师在当地行动中犯下暴行——而这一说法因师长绍贝尔茨韦格在“路标行动”期间下达的命令中的相关表述获得了部分佐证：

“博苏特地区并无穆斯林居住，只需谨慎对待当地德裔即可。”（原文：Es ist nicht von Muselmannen bewohnt, daher ist Rücksichtnahme nur auf deutsche Bevölkerung notwendig）

但很可惜，根据现有成员回忆录和师内发布的各式命令，笔者均不能在二者之中发现任何有关绍贝尔茨韦格下达的屠俘命令原文，况且这也很难跟该师阿尔巴尼亚营的所谓暴行相联系起来。

4.这个问题其实笔者拒绝进一步浪费笔墨来写，因为实在太蠢了。

5.所以这个问题内的论据就是很难解释——如果这一行径属实，其居然能得到切特尼克的“默认”，这依然是很难符合逻辑的。

党卫军第27山地猎兵团在1944年3月15日的“拯救”行动期间俘虏了一名受伤的铁托游击队女护士——这跟某些群体口中该师的“大开杀戒”的形象可谓是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落入到该师官兵手中的主动投降的铁托游击队队员的待遇肯定比乌斯塔莎和切特尼克那边好不少，毕竟该师截止到1944年8月都是个整体纪律严明的正式作战单位，相比前两者的整体低素质和嗜血属性，可以说该师的纪律性反而保留了不少铁托游击队队员的生命（这也是为什么铁托游击队中的波斯尼亚籍成员会有部分向该师投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