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邦：春秋战国之鲁国兴衰

鲁国，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国，武王伐纣后，“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但由于周公实际上并不就封，而是留在中央辅佐周天子，因此事实上首任鲁国国君是周公的儿子伯禽。西周时期，鲁国为周天子镇抚东方，地位显赫，然而在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鲁国一方面由于内部的混乱，一方面由于外部特别是邻近的齐国的打击，国势逐渐衰落，最终在战国后期，公元前255年，为楚国所灭。鲁国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一环，其以“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诞生了包括儒家至圣先师孔子在内的很多文化名人，保存了很多周礼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 东方重国（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鲁国作为周天子的同姓重国，在周天子的天下秩序中具有突出地位。在文化方面，“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为了褒扬周公的功劳和德行，同时也出于提高鲁国在东方地位的考虑，在周天子的许可下，鲁国享有郊祭文王、天子礼乐的特权，成为周礼在东方的“模仿区”，成为周文化向东方传播的中心；同时，在军事方面，鲁国拥有在东方的征伐大权，在伯禽时期，随着三监武庚之乱的爆发，东方的淮夷、徐戎也掀起了反抗周王朝的斗争，时任鲁国国君的伯禽组织讨伐，“鲁人三郊三隧，歭尔刍茭、糗粮、桢干，无敢不逮，我甲戌筑而征徐戎，无敢不及，有大刑”，在镇压反抗周王朝的徐戎、维护周王朝在东方的统治秩序的同时，鲁国也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地位，“遂平徐戎，定鲁”。

总体来说，西周时期鲁国国力强盛，处于上升与扩张态势。然而，这一时期的鲁国政治并不能称得上稳定。鲁魏公晞弑杀兄鲁幽公上位，其子鲁献公具又在鲁人的拥护下取其兄鲁厉公而代之，到西周后期，由于周宣王的干预，先是鲁武公废长立幼，废除长子括的继承权，而立少子戏，是为鲁懿公，后括之子伯御又攻弑鲁懿公自立，此后周宣王又武装干涉鲁国事务，攻杀伯御，又立鲁武公之子称，这一段骨肉相残的悲剧才划上一段句号。这种为了争夺国君之位，兄弟叔侄之间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显然是不符合周礼的，更何况此时还是西周时期，尚且未到所谓“礼崩乐坏”的时候，而周天子更是亲自下场破坏周礼，更加速了周礼秩序的瓦解。而号称“周礼尽在鲁矣”的鲁国，更是周礼制定者周公的后代，在西周时期就出现这样的现象，其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极其深远。

西周时期鲁国的相关史料记载有限，比较突出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周公之子伯禽就国后，按照周国的制度、习俗进行治理，由于移风易俗任务的艰巨性，伯禽用了整整三年时间采取的初步成果，返回成周报告情况，而齐国却仅仅用了五个月就返回成周报告情况，这是因为齐国简化的周的制度，并且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因俗而治，当地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周公认为将来鲁国会竞争不过齐国，因为鲁国的政策相比较而言更难团结人民，所谓“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个故事不排除是后世杜撰的可能性，因为至少西周时期鲁国与齐国并不至于过分敌对，而且实际上直到春秋前期，鲁国尚且说不上完全不敌齐国，齐国最终超越鲁国，名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有着更加复杂与晚近的因素，但是这个故事也确实反映了一些重要史实，尤其是伯禽在鲁地大力推行周国的制度与习俗，反映了鲁国作为周王朝倾力打造的“东方周礼示范区”的重要意义。

第二件事就是西周后期周宣王干预鲁国君位继承之事。鲁武公九年（前817年），武公带着长子括、少子戏，西去朝拜周宣王，由于周宣王喜欢戏，于是就废除了括的继承权，改立戏为鲁国太子，周礼的重要内容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周天子带头破坏周礼，自然招致反对，卿大夫樊仲山父就提出反对意见：“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今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诛之亦失，不诛亦失，王其图之。”在这里樊仲山父明确提出，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周礼的重要内容，一旦周天子自己破坏它，“是教民逆也”，周礼的神圣性遭到破坏，周王朝的统治秩序也将面临瓦解的危险，但周宣王仍然坚持立戏为鲁国太子，后戏继承鲁国国君之位，是为鲁懿公，而此前被废的括之子伯御，率人攻杀鲁懿公，自立为君，并且一直做了十一年鲁国国君，才被周宣王带兵诛杀，改立鲁懿公的弟弟称，是为鲁孝公。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于，身为周礼最高仲裁者的周天子，自己带头违反周礼，并且还是在鲁国的地盘上破坏周礼，此举极大地削弱了周礼与周天子的威信，为接下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发出先声。

二 内外动乱（春秋时期）

公元前770年，随着周平王东迁洛邑，中国历史也随之步入春秋时代。春秋时代，鲁国具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春秋之名，就来自鲁国的史书名称。

鲁国在鲁孝公时期进入春秋时代，其后为其子鲁惠公，他们在位时期没有大的波澜，史书里记载也并不多。鲁惠公在位四十六年去世，他的嫡夫人没有子嗣，妾声子生了长庶子息，后面息长大后，为息迎娶宋国的女子，可是当宋国女子到达鲁国后，因为眼见宋国女子长得漂亮，鲁惠公干了一件跟后来楚平王一样的事——抢自己儿媳妇，生下了儿子允，于是鲁惠公以宋女为夫人，立允为太子。但是鲁惠公去世后，因为允年少，鲁人支持息摄政，而《春秋》的记载，也从鲁隐公时期开始，鲁隐公八年，鲁国与郑国交换了周天子在太山的邑，这种诸侯私下交换周天子城邑的行为，对周礼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史称“君子讥之”。后随着允的长大，在公子挥等人的支持下，鲁隐公被杀，允即为，是为桓公。鲁桓公在位时期，迎娶了齐女为妻子，是为文姜，加强与齐国的关系，还为了支持郑厉公复位而与郑国进行战争，桓公十八年春（前694年），桓公和夫人到达齐国，因为齐襄公与其夫人私通，导致鲁桓公不满，齐襄公遂指使公子彭生趁鲁桓公酒醉，将其杀害。鲁桓公与文姜之子同即为，是为鲁庄公。鲁庄公在位时期，攻打卫国，支持卫惠公复位，同时在齐国内乱，齐襄公被杀后，接纳了流亡到鲁国的公子纠，并且支持公子纠即位，但是公子小白却捷足先登，抢先即位，是位齐桓公，为了维持齐鲁关系，鲁庄公还将公子纠的师傅、当初一箭射中齐桓公带钩的管仲送回齐国，齐桓公遂任用管仲为相，称霸中原，而在此期间，鲁国与齐国也有战有和，公元前684年，齐国出兵攻打鲁国，齐鲁两国在长勺进行战斗，是为长勺之战，著名的“曹刿论战”即发生在此时，由于曹刿指挥得当，加上鲁庄公“余听狱虽不能察，比必以情断之”，得到民众一定程度的支持，最终击败齐军，庄公十三年（（前681年），在鲁庄公和齐桓公的柯之会上，齐桓公与鲁庄公既盟于坛上，鲁国将领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齐桓公左右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问曹沫：“子将何欲?”曹沫说：“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齐桓公只能承诺归还此前所侵占鲁国的土地，于是曹沫放下匕首，走下盟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齐桓公感到生气，想要违背此前的承诺，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授，不如与之。”于是齐桓公归还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曹沫此前战败丢失的土地又回到鲁国，同时也促成齐鲁息兵的局面，此后两国关系逐渐和解甚至密切起来，齐桓公的几次盟会，例如著名的葵丘之会，鲁国就参与其中，鲁庄公二十三年（前671年），鲁庄公更是亲自前往齐国观社，此时齐鲁两国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长勺之战

鲁庄公在位三十二年去世（前662年），而在他临终前，却发生了一件对鲁国政坛有着深远影响的继承骚动。鲁庄公娶齐女为夫人，是为哀姜，但是哀姜却没有生下儿子，其妹叔姜生子开，但是庄公又有宠爱的孟女，生下子斑，庄公想要立子斑为继承人，于是询问他的弟弟叔牙的意见，却不料叔牙支持庄公的庶兄（一说弟弟）庆父继位，庄公又询问另一个弟弟季友的意见，季友表示“请以死立斑也”，后又以“饮此则友后奉祀，不然，死且无后”的说法，迫使叔牙饮鸩而死，于是斑得以继位。而另一方面，庆父、叔牙、季友的家族成为对鲁国政坛有重要影响力的家族，即日后的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

然而，在鲁庄公去世后，鲁国政坛还是发生了很大的混乱。八月鲁庄公去世，十月庆父就杀害了鲁君子斑，改立鲁庄公之子开为君，是为鲁愍公，而季友此时也只能暂时逃往陈国。而到了愍公二年（前660年），随着庆父的权力和野心日益高涨，再加上庆父与鲁庄公之妻哀姜私通之事，于是庆父派人袭击杀死愍公，欲自立为君。季友在陈国听说此事后，与愍公的弟弟申到达邾国，与鲁国国内对庆父不满的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庆父。庆父见势不妙，逃往莒国，于是在季友的支持下，愍公的弟弟申即位为君，是为鲁僖公。哀姜此时也逃往邾国。季友后赂莒国，以求庆父，庆父被迫回到鲁国，最终自杀而死。至此，连杀两任鲁国国君的庆父才死去，鲁国的内乱这才告一段落，这就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典故。

鲁僖公在位时期，实行联楚制齐的战略。前656年，鲁僖公还随同齐桓公伐楚，与楚大夫屈完结盟而还，但是在前643年，齐桓公去世后，鲁僖公改变战略，加强与楚国的联系，以谋求牵制齐国。前634年，因为鲁国支持卫国对抗齐国支持的邢国，而招致齐国讨伐，鲁国只能一面同齐国议和，一面派公子遂到楚国借兵。当年冬天，楚、鲁联兵攻打齐国，占领毂地，并且把齐桓公的次子雍安排在那里，窥伺齐国君位，对齐国内政造成很大影响。但是，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爆发，此前和楚国联合的鲁僖公却又一次改变战略，在晋楚两国于城濮爆发大战时，鲁国却作壁上观，并未出兵，在晋国获胜后，鲁国参加了晋国主持的践土之会和温之会，获得了晋国的支持，甚至在前629年，还分得了战败国卫国（鲁国此前的盟友）的济西之田。在前627年，鲁僖公访问齐国，恢复了和齐国的关系，回国后去世，在位三十三年。鲁僖公雄才伟略或显不足，但是他在处理大国关系上却游刃有余，最终以相对较小的代价为鲁国取得很多收获，也让鲁国走出了庆父之乱的阴影。

鲁僖公去世后，其子兴继位，是为鲁文公。鲁文公的谥号虽然是美谥“文”，但是他的作为却乏善可陈，文公十一年（前616年），叔孙得臣（叔牙之孙）带领鲁国军队于咸之战击败翟狄军队，这可以说是鲁文公在位期间为数不多的亮点。但是，在这件事的另一方面，却是此后影响鲁国政坛的三桓势力大为增强（叔孙得臣为三桓中叔孙氏家族成员），从这里开始，鲁国公室权力逐渐衰退，三桓势力逐渐加强，直到后来甚至凌驾于鲁国国君之上。在对外方面，“三年，文公朝晋襄公”，身为鲁国国君的鲁文公，却朝拜同为诸侯的晋襄公，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不仅显示了以周天子为尊的周礼秩序的崩溃，也显示了鲁国此时国力的虚弱。同时，鲁文公的继承人问题也没有处理好，文公在位时期，庄公子遂（襄仲）掌权，文公十八年，鲁文公去世，襄仲为了继续掌权，在齐惠公的支持下，无视其他大臣的反对，杀害了鲁文公的嫡子恶和视，改立庶子俀，是为鲁宣公。这件事也被视为鲁国君权衰弱的标志性事件，“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强”。

鲁宣公在位十八年，他在位期间，对此时鲁国“公室卑，三桓强”的局面不满，“宣公欲去三桓，与晋谋伐三桓”，但是直到他去世，仍然没能驱除三桓的势力，反而只能眼看着他们的势力不断壮大。鲁宣公一去世，季文子就赶跑了鲁宣公的宠臣公孙归父（可能参与了鲁宣公反对三桓的行动）。鲁宣公重振君权的行动以失败告终。同时，鲁宣公在位时期，于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进行了“初税亩”改革，即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收税，税率为十税一，初税亩适应了当时私田大量开发的事实，扩大了税源，增加了鲁国的经济力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鲁国的国力。

鲁宣公去世后，其子黑肱继位，是为鲁成公。鲁成公元年 (公元前590年)，即初税亩后4年，鲁国进行被称为“作丘甲”的改革。周制，丘属野，是先秦的基层组织形式之一，《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鲁成公元年，因为和齐作战失利，出于扩大兵源，提高军事实力的目的，实行作丘甲。《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左传》记，：“为齐难故”。作丘甲，即军赋改为以一丘为单位，一丘田为16井，一甸田为64井，一丘田要承担过去一甸田的军赋，意味着负担为原来的4倍，至于丘赋、丘甲的具体数量，据《左传》是马4匹，牛12头，甲士3人，歩卒72人，此外，丘还要承担田租，以井田制为单位，按《国语》中孔子说述，有米16缶（计256斗），草料如刍16秉、禾16稯等。作丘甲不仅强化了鲁国国力，改革了基层治理，同时也是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动员体制的先声。鲁成公二年（前589年），齐国伐取鲁国的隆地，当年夏天，鲁成公与晋国合力在鞍地击败齐顷公，收复了失地。鲁成公四年（前587年），鲁成公前往晋国，但是受到晋景公不尊敬的对待，鲁成公有了背离晋国，与楚国联合的心思，但是在大臣的劝谏下打消了这个念头。十年（前581年），鲁成公再次前往晋国，因为晋景公去世，所以留下鲁成公送葬，鲁国与晋国同为诸侯国，鲁国国君却要为晋国国君送葬，史载“鲁讳之”。同时，南方的吴国势力也日益强大，鲁成公十五年（前576年），又与吴王寿梦在钟离会面。与他的父亲一样，鲁成公也对三桓专权的局面不满。因此，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宣伯告晋，欲诛季文子”，但是晋国却以“文子有义”为理由拒绝，其实际原因，可能是季文子本身倾向晋国的立场，再加上此时正处于晋楚争霸的关键时期，晋国不愿意在此时因为干涉鲁国内政，引发鲁国内乱从而削弱己方力量。

鲁成公在位十八年去世，其子午继位，是为鲁襄公。鲁襄公继位时只有三岁，幼君继位，三桓趁机大肆扩张势力。鲁襄公十一年（前562年），鲁国实行“作三军”改革，由季武子主导进行，将原有的二军改为由季孙、叔孙、孟孙三桓家族分管的三军，由季孙氏掌管上军，叔孙氏掌管中军。孟孙氏掌管下军，同时实行差异化的赋税政策，规定参军者可以免税，未服军役者加倍征税“作三军”标志着三桓完全掌握鲁国军政大权，加速政权从公室向卿族转移。掌握了鲁国的军事大权，其权力更为巩固，一般认为，此时鲁国国君成为了“虚君”。在对外方面，此时的鲁国在国势正值强盛的晋国面前，只能扮演“小弟”的角色。襄公三年（前570年），鲁襄公与晋国会盟，盟会上，鲁襄公居然行稽首礼，襄公五年（前568年），鲁襄公又接受晋悼公的命令，出兵戍守陈国，襄公八年（前565年），由鲁国季武子出面，代表鲁国在邢丘与晋国会盟，由晋国提出各国需要进贡给晋国的贡赋额，襄公九年（前564年），又由晋悼公为鲁襄公行冠礼。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鲁国由于紧跟晋国，在地区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襄公六年（前567年），滕成公朝见鲁襄公，七年（前566年），郯国和小邾国的国君朝见鲁襄公，《左传》记载，“始朝公也“，说明这还是头一次的事情，也说明了作为晋国在东的重要盟友，鲁国也获得了一定的好处。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在鲁襄公在位时期，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孔子在鲁国出生。

鲁襄公在位三十一年去世，其子禂继位，是为鲁昭公。鲁昭公在位时期，是鲁国的一段动荡时期，其本人也是一位命运坎坷的君主。他继位之时，三桓的势力已经相当强盛，鲁昭公对这种大权旁落的现状非常不满。而在他继位之时，就已经显示出鲁国公室与三桓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叔孙家族的叔孙豹就对季孙家族的季孙宿说：“若国立，必为季氏忧。“但是季孙宿没有听从，还是选择暂时支持鲁昭公继位。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一件意外事件导致鲁昭公与三桓的矛盾公开化。一次，季平子与郈昭伯斗鸡，这两人都”不讲武德“，季平子给鸡穿上护甲，郈昭伯给鸡配上金属爪子，在发现对方的”不讲武德“的行为后，这两人都显示了对对方的愤怒，与此同时，臧昭伯的弟弟会用诈言谗害臧氏，跑到季氏家中躲藏起来，臧昭伯因此囚禁季氏家人，而季平子恼羞成怒，也囚禁臧氏大臣，于是臧氏和郈氏向鲁昭公告难，同年九月十一日，鲁昭公攻伐季氏，攻入季氏家中，季平子登台请求说：“君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迁沂上。”鲁昭公不允许，季平子请求囚禁在鄪邑，鲁昭公也不允许，季平子请求带五辆车逃亡，鲁昭公还是不允许。大臣子家驹劝鲁昭公见好就收，对鲁昭公说：“君其许之。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鲁昭公不听。而郈昭伯请求一定要杀死季平子，同时，叔孙氏的家臣戾对他的徒众说：“无季氏与有，孰利？”徒众都说：“无季氏是无叔孙氏。”戾便决定营救季氏，于是季孙氏与叔孙氏合兵击败鲁昭公的军队。而孟孙氏的孟懿子闻知叔孙氏获胜，也杀死了郈昭伯，郈昭伯原本作为鲁昭公的使者前往孟孙氏，结果被孟孙氏擒杀。到这时，三家共同攻伐鲁昭公，鲁昭公不敌，只能逃往齐国。这次三桓联合驱逐鲁昭公的事件，在鲁国乃至整个春秋史上都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强势的封臣联合驱逐国君，也在真正意义上昭示了所谓的“礼崩乐坏”。

鲁昭公出奔后，先是投奔齐国，齐景公提出“请以千社致君”，但鲁昭公为了显示自己重回鲁国，恢复基业的决心而予以拒绝。此时季平子有迎回鲁昭公的想法，但是因孟孙氏和叔孙氏很快感到后悔而终止。鲁昭公二十六年春（前516年），齐伐鲁，攻下鲁国的郓地，作为鲁昭公的居所。齐景公此时可能有帮助鲁昭公复位的想法，但是此时鲁国大夫申丰、汝贾秉持三桓的意志，向齐国重重臣高龁、子将贿赂粟五千庾（一说二斗四升为一庾，一说十六斗为一庾），通过他们说法齐景公放弃了帮助鲁昭公复位的想法。其后鲁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鲁昭公又达到晋国，希望借助晋国的力量复国，但是由于把持晋国国政的六卿收受了季氏的贿赂，同样说服晋昭公不出兵帮助鲁昭公复位。这一出鲁国权臣联系其他诸侯国的权臣，劝阻他国君主阻止本国君主复位的戏剧，也成了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注脚。

鲁昭公三十二年，鲁昭公在干侯去世，三桓立昭公的弟弟宋为君，是为鲁定公。值得注意的是。从鲁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出奔，到鲁昭公三十二年鲁昭公去世，三桓拥立鲁定公即位，这七年的时间，鲁国实际上并没有君主在进行统治，而是由三桓进行治理，这无疑又是对君主权威的一大冲击，它鲜明地告诉世人：哪怕没有君主，一个国家仍然可以运转。此后各国权臣专权乃至篡为屡见不鲜，鲁国这一事件的破窗效应恐怕有一定影响。

鲁定公在位时期，鲁国的权力进一步下移，从“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到所谓的“陪臣执国命”。鲁定公五年（前505年），季平子去世，季桓子成为季氏家主，其家臣阳虎和季桓子的宠臣梁怀之间有矛盾，阳虎想要将梁怀赶走，被同为季氏家臣的公山不狃阻拦，同年秋，随着梁怀越来越骄横，心怀不满的阳虎就把梁怀抓了起来，季桓子对此非常生气，阳虎索性就把季桓子也囚禁了，迫使季桓子答应了阳虎一些条件才被释放，所谓“囚季桓子，与盟，乃舍之“，自此之后，阳虎掌握了季氏大权。由于季氏在鲁国有超越鲁国国君的权利，因此阳虎掌控季氏家族后，实际上也就掌控了鲁国的国政。鲁国的士大夫们，也因为阳虎之乱变得不安分起来。为了长期把持鲁国国政，鲁定公八年（前502年），阳虎计划杀掉三桓的嫡子，改立他所喜欢的三桓的庶子为继承人。阳虎派人用车载着季桓子将要杀死他，但季桓子用计逃脱。之后三桓联合起来反攻阳虎，阳虎在阳关抵御。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虎兵败，逃往齐国。

鲁定公十年春（前500年），发生了著名的“夹谷之会”。此时鲁国与齐国和解，齐景公派使臣前往鲁国，要与鲁国举行会盟，地点约定在夹谷。鲁定公原本打算“以乘车好往”，即不带领武装部队前去会盟，当时，孔子以大司寇的身份兼理会盟事务，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建议鲁定公带左右司马一同前往，鲁定公接受了孔子的建议，与左右司马一同前往参加盟会。齐国在夹谷修建了会盟的土台，在台上准备好了席位，设有三级登台的台阶。两国国君以简略的礼节相见以后，便登台会盟。馈赠仪式之后，齐国的官员快步向前，提出“请奏四方之乐“，齐国的乐队以旌旗为先导，头戴羽冠、身披皮衣，手持各式兵器，鼓噪而至，孔子见状，快步上前，说：”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和为於此，请命有司！“齐景公内心惭愧，便挥手示意乐队退下，于是，齐国的戏谑艺人和滑稽的侏儒边舞边唱地上台。孔子又提出”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齐景公无奈，只得将这些人处刑，”手足异处“。齐景公大为惊惧，深受触动，知道自己在道义上不如鲁国。回国以后，就把先前侵占鲁国的汶阳、龟阴等土地归还给鲁国，以此向鲁国道歉。此事过后，鲁定公对孔子更加信任。鲁定公十三年，孔子鉴于鲁国“三桓强，公室卑“的事实，向鲁定公提出：”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要求削减摧毁三桓的城邑，加强公室权力，这就是“堕三都”。孔子学生仲由出任季氏宰，主持相关事宜。初期，“堕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季孙氏的费城和叔孙氏的郈城先后堕除，收其甲兵，三都已堕其二，而孟孙氏以“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为由不肯堕除成城，定公派兵攻打，孟孙氏早有防备，未能成功，堕三都宣告失败。此后，孔子虽然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但是招致齐国与国内反对势力的猜忌，最终因季桓子接受齐国送来的女乐纹马和后来鲁国举行郊祭时未分给孔子祭肉而离开鲁国，而鲁定公这一集权行动也以失败告终。

夹谷之会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鲁定公去世，其子蒋继位，是为鲁哀公。鲁哀公七年（前488年），吴王夫差伐齐之缯，征百牢于鲁，但是由于子贡的周旋而止，八年（前487年），吴国为邹国攻打鲁国，迫使鲁国缔结城下之盟，此后哀公十一年（前482年），齐国又攻打鲁国，此时鲁国国势动荡，为了稳定局势，同时由于孔子学生冉有的影响，季氏同意孔子回国。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鲁哀公亲诔孔子。此时，鲁哀公同意想效法他的祖辈们，去除三桓势力的影响，加强公室的权力，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季康子去世，鲁哀公趁此机会，想借助诸侯的力量讨伐三桓，特别是此时势力强盛的越国，八月，哀公到了陉氏，至此鲁哀公与三桓公开敌对，三桓联合攻击鲁哀公，哀公不敌，逃到卫国，又逃到邹国，最后到了越国。后来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其子宁继位，是为鲁悼公。因为鲁哀公十四年是《春秋》记载的最后一年，所以后人一般据此，将春秋时代顺延至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6年），也就是说，在鲁哀公在位时期，鲁国进入战国时期（也有以三家分晋作为战国之始，此采用周元王元年说）。

也正是在鲁哀公时期，鲁国进行了又一次影响深远的改革——“用田赋”，时间来到春秋后期，西周以来的井田制因铁器牛耕推广逐渐瓦解，鲁国此前“初税亩”（前594年）已承认私田合法性，按实际占有土地面积征，；“作丘甲”（前590年）则以“丘”为单位征发军赋，进一步突破血缘分封限制，但此时私田仍大量存在，国家财政依赖“公田”收入已难以为继，需直接向私有土地征税，同时春秋后期，晋、楚、吴、越等大国争霸进入白热化阶段，鲁国作为中原小国，频繁卷入诸侯战争，战争规模扩大，从“车战”为主转向步兵、骑兵协同作战为主，对武器装备、粮草补给兵源人数的需求剧增，传统“国人”兵役制（以血缘贵族为主体，按“军赋”征发战车、甲士）已无法满足战争需求，亟需扩大兵源。“用田赋”的具体内容，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由季孙氏家臣冉有提出，经鲁哀公批准后实施，其核心是：“以田亩为基准，按土地数量征收军赋”，具体包括： 1. 直接以“田亩”为征税对象，无论土地所有者是贵族还是平民（包括“野人”），均需按实际占有土地的数量缴纳军赋（包括车马、兵器、粮草等物资）。这一转变标志着国家赋役从“人身依附关系”（以人口控制为主）转向“土地财产关系”（以土地占有为基础）。 2. 明确了军赋的具体征收标准，据《周礼·地官·载师》郑玄注，“用田赋”的税率约为“亩率二十”（每亩征收20升粮食），但实际可能因土地肥瘠、等级不同有所调整。此外，军赋不仅包括粮食，还涉及战车、甲胄、兵器等军事装备的折算（如以土地收益折抵装备费用），形成了一套覆盖“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赋役体系。3. 用田赋”要求所有土地（包括贵族采邑）均按实际占有面积缴税，打破了贵族“私田免税”的传统，将贵族经济纳入国家财政体系，强化了公室对土地的控制。

“用田赋”改革确立了“按土地征税”的赋役体系，推动了社会阶层流动与战国时期“编户齐民”的形成，是战国时期列国变法的先声，同时，“用田赋”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鲁国公室的权力，为战国时期鲁国公室重新掌握大权打下了基础。

初税亩

在鲁国春秋章的最后，补充介绍鲁国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人物——孔子的介绍。

孔子(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境内)人。 孔子祖先原是宋国贵族，据传为微子启的后代。在宋国的一次内乱中，孔子的先祖孔父嘉被杀。孔父嘉孙防叔遂避祸奔鲁。 孔子的父亲为叔梁纥，他是防叔之孙。叔梁纥在晚年娶颜微在为妻，婚后，两人曾到尼丘山上祈祷求子，后来得子，取名孔丘（一说因为孔子生而七漏，头上圩顶的外貌特征而得名）

孔子3岁时，年老的父亲叔梁纥便去世了。颜徵在带着儿子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便是在这里度过的。 少年时代的孔子由于家境没落，和母亲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孔子幼年时“为兒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表现出了对礼仪仪式的极大兴趣，同时树立了学术志向，正如孔子日后所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他的社会身份属于“士"，是贵族的下层。一次鲁国的执政大夫季孙氏“飨士”，孔子兴冲冲地去了。但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却挡住了他， 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只能退回。这却也使得孔子在逆境中奋发，于是， 孔子博学多知的名声愈来愈大，他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 鲁国大夫孟釐子临终前就对自己儿子懿子说：“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

在50 多岁前，孔子基本以教授生徒为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据说，孔子一生教授弟子三千， 成名者就有72人，颜渊、闵子塞、宰予、子贡、冉有、季路、曾参、子游、子夏等，都是学有所成的著名弟子。

不过，孔子自35岁以后，也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鲁昭公二十五年，由于季氏逐君，昭公被迫到齐国避难。于是孔子也随从昭公到达齐国。他先是做了齐景公亲信大臣高昭子的家臣，后来通过高昭子的推荐，才得见齐景公。齐景公问孔子以施政治国的策略与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在节财”。嬴得了齐景公的赞赏，齐景公甚至想起用孔子。只是由于晏婴的反对，景公才打消了这个念头，而且态度变得冷淡起来。孔子在这种情况下又返回了鲁国。

定公八年(前502),季氏的家臣阳虎和公山不狃互相勾结，囚禁了执政的季桓子，企图废黜他。季桓子逃脱后，又打败了阳虎和公山不狃。此前，阳虎曾想拉拢孔子， 劝他出来做官，并送蒸熟的小猪作礼物而亲访孔子，都被孔子回避。他们发动政变时，公山不狃又派人来请孔子，孔子也未答应。 他继续从事教学生涯。

定公九年(前501),51岁的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即为中都(今山东汶上西)地方的长官， 后来又先后升为主管建筑与道路等事务的“司空”和掌管司法与外交事务的“司寇”。 孔子做了司寇后，政绩比较突出。首先在外交方面。鲁定公十年(前500),齐鲁夹谷之会，孔子随行，在孔子的操作下，鲁国维持了外交礼仪，同时齐国归还所侵鲁地郓(今山东郓城东)、汶阳(今山东泰安南)和龟阳(今泰安南)之田，成功维护了鲁国的国家利益（前述鲁定公时期已述）。

夹谷之会的胜利，孔子有了更高的政治声誉。此时，为了打击势力强大的三桓势力，维护鲁国国君的权威，孔子提出拆毁三桓封邑的违制城墙，由其弟子仲由担任季孙氏家臣， 执行“堕三都”，成功拆毁了季孙氏与叔孙氏的封邑，只有孟孙氏的封邑成(今山东宁阳北) 由于其家臣公敛处父的违抗未能拆除。 孔子由大司寇又摄行相事，与闻国政三月，使鲁大治。但是孔子在鲁国励精图治，对于邻近鲁国齐国是不利的。所以，齐国君臣鉴于鲁定公和季桓子都好声色犬马之乐，便投其所好，“於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於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於政事”。后来，鲁国举行郊礼，执政者违背常礼，祭祀用的肉没有分给孔子，这意味着他已不受敬重。孔子感到自己的政治抱负已不能继续施展，于是向定公辞职，带着一批弟子忍痛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漫长历程。这一年是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孔子55岁。

孔子一行首先到了一向与鲁国和好的卫国(在今河南北部)， 在卫都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谒见了卫灵公。卫灵公曾任鲁国大臣，孔子以礼待之，于是，卫国对待孔子也很好。后来，由于有人向卫灵公进谗言，孔子只好离开了仅住16个月的卫国。 孔子一行路过匡邑(今河南长垣境内)时，被匡人围困。后来打算去晋国，可晋国当时局势混乱，孔子只好又返回卫都帝丘。卫灵公已弄清上次说孔子的坏话为谗言，又恢复了对孔子的敬意，还亲自到郊外相迎。 孔子在卫时，一再遇到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以及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游等事情，孔子很不愉快。卫灵公虽然尊敬孔子，但无意让他参政。孔子在卫施展政治抱负的希望不得实现，于是，两年后离开了卫国。 孔子过宋，带领弟子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桓魋指挥一伙人砍伐大树，意图如害孔子。孔子为了避免意外，不得不换了衣服，扮成百姓行路。 经过郑国，孔子等人到了陈国都城宛丘(今河南准阳)，在陈国住了下来。陈潜公曾向孔子请教“矢石砮”之事。三年后，由于弱小的陈国在吴楚交战中屡受侵犯，局势危险，孔子又离开了陈国。孔子带领弟子们到达陈蔡两国间的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 时，正遇上吴楚交兵，他们也进退维谷，遭到围困，以至于粮食断绝。学生中有人病倒，有人生气。但孔子一面教育弟子在困难中不要泄气，一面派弟子子贡去同楚军交涉，最后得以在楚军保护下离:开城父。

孔子南下到了楚国。当时楚昭王想礼聘孔子，并赐以封地。 楚国当政贵族竭力阻挠，认为孔子据有封地，“非楚之福”，会形成对楚国的威胁。昭王放弃了自己的打算，孔子也只得离开楚国。 重又返回卫国。 这时，卫国在位者是出公，他是卫灵公的孙子。其父蒯聩因谋杀后母南子不成出逃于晋，晋国派兵护送蒯聩回国，被出公拒绝。 孔子看不惯这种为子不孝、为父不慈的行为，所以，尽管卫出公曾打算请孔子参政，但孔子却无意出仕。他在卫国居住较久，虽然他的弟子有的已为卫国官员，还有一些弟子离卫返鲁，但他仍旧以.教授生徒度日。时日既久，身居异乡的孔子愈发思念父母之邦，这次居卫5年之后，他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之久的鲁国。 孔子的学生子贡、有若、冉有等在鲁国对外交涉与战争中立下不小功勋。季康子感到孔子的弟子中确有不少人才，也转变了对孔子的态度。公元前483年，68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带了重礼请了回来。

孔子回到鲁国后，鲁哀公和执政的季康子以“国老”之礼相待， 向他问为政之道。但季康子的所作所为，与孔子的政治思想背道而驰，孔子反对季康子奢侈多欲，反对他在田税之外，另又依田征收军赋。孔子依照他遵循周朝田制和施行礼治、仁政的主张，认为施政应以礼为准则，遵循周公典章，不应厚敛于民。

孔子与季氏等持不同政见，孔子就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教育事业上，他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努力搜集和整理古代文献，作为教授弟子的课本。传授“礼、乐、射、 御、书、数”六艺。

晚年的孔子在政治上受到冷遇，生活上也一再遭到不幸。69 岁时，儿子孔鲤死了。第二年，最心爱的弟子颜渊又死了。其独子和弟子颜渊的相继去世，对孔子是莫大的打击。特别是颜渊死后， 他连连说:“天丧予！天丧予！”再下一年，鲁哀公到郊外狩猎，车夫捕获了一头野兽，孔子认为是“麟”，因被人捕获而死，乃是不祥之兆。于是，一再叹息“吾道穷矣”。

孔子72岁时，他的亲密弟子子路在一次卫国宫廷内斗中遇害，这又一次使孔子的感情遭到沉重打击，心情愈加沉重。次年，孔子在悲痛凄凉中病倒。不久，便悄然离开了人世，时年73 岁。

孔子周游列国

三 终至灭亡（战国时期）

一般说来，对于战国时期的鲁国历史，我们的印象并不深刻，这一方面是由于记载鲁国历史的《春秋》，并没有记载到战国时期，另一方面，客观上来说，战国时期鲁国可以称道的历史并不多，相比于同时期魏、秦、田齐等国的变法改革，以及战国国家之间的兼并大战，鲁国并没有进行影响深入的改革，在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中的参与度也不高，直至公元前255年被楚国灭亡，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战国时期的鲁国历史关注并不多，研究也比较有限，但实际上，战国时期的鲁国历史，仍然有一些值得论述的地方。

鲁悼公在位时期，三桓强，鲁君卑如小侯。三桓势力达到顶峰。然而，在三桓势力达到顶峰的时候，也是三桓势力即将衰弱以至灭亡的时候。由于史料缺乏，三桓的消亡显得非常突然，其详细原因也不得而知。综合现存一些史料分析，三桓内部的争斗应是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桓作为在鲁国专权的私室，在对待公室的立场上基本是一致的，当其地位受到公室或者其他势力威胁时，三家总是密切合作，相互支援，例如鲁昭公攻打季孙氏时，季孙氏幸得叔孙氏家臣相救才得以转败为胜；阳虎之变中，季孙氏幸得孟孙氏全力相救才成功死里逃生，正是由于三家密切合作，才得以长期控制鲁国政局，但这并不意味着三桓内部就没有矛盾，实际上，从庆父、叔牙、季友起，三桓便手足相残，其后，三家为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一直在不断地争斗。 三桓之中季孙氏最强，居首领地位。这除因为季友曾有大功于鲁国以外，还与季孙氏后人善于利用各种条件争取实利、压制孟孙，叔孙氏有关。例如，鲁昭公四年(前538年),叔孙穆子卒。叔孙穆子生前增受周王“大路”之赐，叔孙氏家臣欲以此“大路”之车陪葬，但季孙氏为削弱叔孙氏的政治影响，竟欲以“家卿”尚无路车，而“介卿”不当以葬为由，阻止此事，此时，叔孙氏家臣竖牛为乱，季孙氏却以为“叔孙氏厚，则季氏薄”， 不但坐视不救，反而纵使家臣助竖牛为乱。

孟孙氏的实力仅次于季孙氏，因此，孟孙氏时有取季孙而代之之心。鲁昭公攻打季孙氏时，季孙氏告急，孟孙氏却作壁上观，想借机削弱季孙氏。后叔孙氏家臣助季孙，才杀郈昭伯而响应。阳虎之变时，当季桓子孤身逃往孟孙氏时，孟孙氏却欲杀之。鲁哀公十一年(前484),齐师伐鲁，因为政在季氏，孟孙、叔孙二氏竟毫无应战之意，后孟懿子虽勉强同意参战，拖了四、五天以后才派其少子帅军出征，而且遇敌后一触即溃，残局全留给了季孙氏。

叔孙氏在三桓中最弱，常为季孙、孟孙压制，因此与二家矛盾尤烈。鲁成公时期，叔孙侨如与成公母穆姜私通，“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穆姜多次逼迫成公驱逐季孙氏与孟孙氏。 同时，叔孙氏因自己力与季、孟抗衡，故而时常倾向于鲁国公室，是三桓中对鲁公态度最友善的，当鲁昭公被季孙氏驱逐时，叔孙昭子指责季孙“以逐君成名， 子孙不忘，不亦伤乎！”随后亲身赴齐见昭公，密谋回鲁事宜。但由于季平子拒绝让昭公回国。叔孙昭子非常愤怒，“斋于其寝，使祝宗祈死”。 战国时期，三桓之间的矛盾更是人尽皆知，《墨子·耕柱》 就记载:“季孙绍与孟孙常治鲁国之政，不能相信。“

三桓谱系图

鲁悼公去世后，其子嘉继位，是为鲁元公。鲁元公中、后期，三桓家族发生了一系列意料不到的变故。首先是季孙氏内部发生了内乱，即“季孙氏遇贼”。《韩非子 外储说左下》提到：“季孙氏好士，终身庄，居处衣服常如朝延。而季孙适懈，有过失，不能常为也。故客以为厌易己也，相与怨之，遂杀季孙”。即季孙氏家主因为一时对门客供应不周，而被心怀不满的门所杀，此事导致三桓中势力最强的季孙氏实力大为削弱。 同时，齐国又为鲁国国君送上“助攻”。鲁元公十八年(前412),齐田白伐鲁，“取一都”,鲁地大的城邑不多，除鲁都外，唯郈、成、费，“有宗庙、社之主”，称“三都”，后人推测齐所取之“都”是叔孙氏的封邑郈，叔孙氏由此破灭，下落不明。 鲁元公二十一年(前408),齐又举兵伐鲁，取成地，孟孙氏的封邑也被攻破，孟孙氏也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因此，经过元公中、后期的一系列变动，孟孙氏和叔孙氏都宣告退场，季孙氏也元气大伤，大约在鲁穆公中、后期，季孙氏已无力再左右公室，反有为公室废弃的危险，只好退保于封国费，不久便成为独立的小国费国。至此，三桓势力全部退出鲁国，因此鲁穆公即位之后便不再以三桓为虑，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任博士公仪休为相，打击传统贵族势力。

另外，当季孙氏主导的费国独立后，反而与老东家鲁国关系不错。费国国力弱小，领土不大，面对强大的齐国和扩张至此的楚国，费国和鲁国一样岌岌可危，为了自保，费、鲁必须相依为命。《水经注·泗水注》引《鲁连子》载:“陆子谓齐湣王日:‘鲁、费之众臣，甲舍于襄贲者也’。”指的就是费、鲁两国结成联军，共同保卫国土。

鲁元公在位三十三年去世，其子显继位，是为鲁穆公。鲁穆公在掌握大权后，由于三桓势力的影响消亡，鲁穆公任用公仪休为相主导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是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实行俸禄制。公仪休为相时，“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史记 循吏列传》），《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也记载:“公仪. 休相鲁而嗜鱼，一国争买鱼而献之，公仪休不受。其弟谏日: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日:‘夫唯嗜鱼，改不受也。夫即受鱼， 必有下人之色。有下入之色将枉法。枉于法，将免相。虽嗜鱼，此必不致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即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这也证明鲁穆公时世卿世禄制已被废除。“枉于法，将免相”，说明已不是“世禄”；为相即能“长自给鱼"，罢相则“不能自给鱼”，说明公仪休是靠俸禄生活的，而且俸禄发给与否，发给多少，是操纵在国君手中的，这同时也增强了鲁国国君的权力。

第二是礼贤下士，广招人材。《孟子.公孙丑下》记载:“昔者，鲁穆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墨子.鲁问》也记载穆公曾向墨子请教国际形势问题，《论衡·明零》记载: 因鲁大旱，穆公曾亲访县子，《礼记·檀弓上》也记载穆公向曾申请教孝丧之礼。这些内容可能是后世杜撰的，但它们至少说明鲁穆公礼贤下士、虚心请教，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映像。

第三，鲁穆公主导鲁国对政体、官制以及选拔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战国时期官制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官分文武”，这种制度可以防止卿大夫既掌握兵权又掌握政权，从而将权力集中在国君手里，限制与防止卿大夫专权，鲁元公时期曾以卫人吴起为“将”，鲁穆公时又任公仪休为“相”,说明鲁国已开始实行官分文武的将相制。 同时，鲁国作为儒家的发源地，某种意义上开后世儒家治国之先河，史载公仪休“以博士高第为鲁相”（《史记 循吏列传》）,从现存史料看，鲁国是最早设置“博士”以养儒生的国家，开后世博士之先河。

第四，在经济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记·循吏列传》载:公仪休为相，“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令疾出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使食禄者不得与民争利”。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促进上层统治者不与民争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公仪休还采取了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刘向在《说苑·政理》中记载:“公仪休相鲁，鲁君死，左右请闭门。公仪休日:'止！池渊吾不税，蒙山吾不赋，苛令吾不布。吾已闭心矣，何闭于门哉！，” 说到此时鲁国不再对民众在上林湖泊的生产生活活动征税，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民众负担，缓解了阶级矛盾，有利于鲁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鲁穆公在位三十一年去世，其子奋继位，是为鲁共公，从这里开始，鲁国的历史记载越来越少，鲁国的历史到这里，似乎只剩下流水账一样的君主在位年表，所谓“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为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匽立，是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史记 鲁周公世家》）在六国都称王的时期，鲁国国君仍然没有称王，这可以理解成鲁国对周礼的坚守，但同时也显示了此时鲁国国力衰微，实力已经不足以支持鲁国站在战国政治舞台上了。鲁平公在位二十年去世，其子贾继位，是为鲁缗公鲁缗公在位二十九年去世，其子雠立，是为顷公。鲁顷公二年，楚国都城郢被秦国攻陷，楚顷襄王东迁陈地，楚国秉持“西失东补”的想法，在西部丢失大片土地给秦国，便想要在东部补回来，而国力衰微，却还有一定土地与人口的鲁国，成了楚国回血的目标。鲁顷公十九年（前255年），楚国攻取鲁国大部分土地，鲁顷公被楚国迁往莒城（鲁国此时唯一的城池），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49年），鲁顷公去世，鲁国彻底灭亡。

鲁国灭亡前的局势

为什么在西周时期与战国初年强盛一时的鲁国，在战国时期也还经历过鲁穆公改革，却在战国时期那么默默无闻以至于最终灭亡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地理环境的劣势。鲁国靠近中原，这是西周时期在周天子秩序下鲁国强盛的原因，也是当周天子权威衰落，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代鲁国衰落以至于灭亡的原因，俗话说“金角银边草肚皮”，春秋时期崛起的晋楚齐秦等国，都是位于当时华夏世界的边缘地区，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对周边生产力落后于诸夏的部族进行攻略，积攒人口与土地），而靠近中原的鲁国，这种优势显然有限，早期攻略的对象——南方的淮夷，随着楚国的崛起，也成了楚国的囊中之物。同时，鲁国的地形也缺乏险阻，《吕氏春秋·恃君》载:“昔者太公望封于营丘之渚，海阻山高，险固之地也。故地日广，子孙弥隆。吾先君周公封于鲁，无山林溪谷之险，诸侯四面以达。是故日地削，子孙弥杀。“相比于齐国”海阻山高“，鲁国却”无山林溪谷之险“，这使得在诸国并争的春秋战国时代，鲁国在战略上就处于劣势，特别是面对与自己相邻的齐国，鲁国的发展更是大受限制。

其次，就是鲁国统治集团内部尖锐的内部矛盾。鲁国虽然号称“周礼尽在鲁“，但是在权力面前，其内部的斗争却相当激烈，司马迁就感叹：”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虽然在形式上注重周礼，但其行事风格被司马迁称为”戾“，从西周后期开始，鲁国公室为了君位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前述鲁魏公弑兄鲁幽公而立），进入春秋时代后，从桓公杀隐公，到庆父之乱，再到三桓与鲁国国君的斗争，这些内斗一定程度上使得鲁国错过了发展机遇，也给了外部势力干涉鲁国内政的机会，这些都促成了鲁国的衰弱。

第三，鲁穆公的改革对鲁国的衰弱也有一定影响。我们知道，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都促使国家强大起来，而鲁国虽然经历鲁穆公改革，国内形势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稳定，但是对外国势上却并没有强大起来，究其原因，和鲁穆公选择的改革方向有一点关系。战国时期是大争之世，各国变法大多以法家为主导，建立法家式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最大限度提取战争力量，而从鲁穆公重用公仪休和孔子之孙子思，以及设立博士来看，鲁国的改革是以儒家为导向的，这可能并不适合与战国时代的形势，淳于髡就认为:“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 子思为臣。鲁之削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孟子 告子下》）韩非子也评论说:“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闻之者，以说善同于上者也:以奸闻之者，以恶奸同于上者也。此宜赏誉之所及也。不以奸闻，是异于上而下比周于好者也，此宜毁罚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过闻而穆公贵之，厉伯以奸闻而穆公贱之。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此鲁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鲁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独贵之，不亦倒乎？”（《韩非子 难三》）也指出了以法家的价值观来看，鲁穆公赏罚失当，不适合战国时期的现实状况。

总之，鲁国作为周公旦之后，在其前期曾一度强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鲁国由于自身的内部矛盾、不利的地理条件以及发展方向的不当，最终默默无闻以至灭亡。但另一方面，鲁国作为礼仪之邦，周礼的保存与发扬者，儒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鲁国君主表（注：最后一行的文公指的是鲁缗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