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爱尔兰人在英国

（图片来源于AI）

尽管关于英国境内爱尔兰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跨学科研究较为广泛，但针对其实际生活水平的量化分析仍然相对匮乏。Cummins和Ó Gráda在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发表的“The Irish in England”一文，系统分析1838年至2018年间英格兰的遗嘱认证与人口登记数据，探讨了在英国的爱尔兰移民群体的财富和健康状况的变化情况。

文章运用了大量历史记录，利用定量分析方法揭示了爱尔兰移民在英格兰长期处于财富底层阶级，但同时其婴儿死亡率与英国本土居民逐步趋于一致的变化过程。本文探讨了选择性移民、社会流动性和歧视等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为理解长期不平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与方法。

历史背景

19世纪初，工业革命吸引了大量爱尔兰人涌入英国工业城市，多以非技术工种谋生。但在英格兰，爱尔兰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他者”族群。1841年，约40万爱尔兰移民聚居在利物浦、曼彻斯特和伦敦等城市的贫民区，并普遍遭受到当地居民的排斥。1845年至1852年间的爱尔兰大饥荒加剧了移民潮，而移民给英国劳动力市场和公共卫生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他们更加不受到欢迎。在饥荒后的几十年里，前往北美的大规模移民潮超越了横跨爱尔兰海的移民潮，但前往英格兰的移民数量仍保持在相当规模。1861年，出生于爱尔兰但移民至英国的移民人口增至805,717人，尽管这一数字在1911年降至了550,040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移民政策收紧，大不列颠重新成为了爱尔兰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1971年，居住于英国而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代移民人口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接近一百万（957,830人）。随着爱尔兰移民在英国成家立业，爱尔兰出生的第一代移民与“在英国的爱尔兰人”之间的数量差距逐渐扩大，虽然由于同化的影响，后者的大多数会在英国人口普查中被归类为英国人而非爱尔兰人（见图1）。

图1 爱尔兰移民背景

说明：图1a-d展示了爱尔兰移民的长期趋势及其在英格兰人口中的表现。图1a，展示了大饥荒期间以及其后，爱尔兰移民外流的年度趋势。图1b，反映的是人口增长的对比关系。图1c和1d反映了爱尔兰出生人口在英国的变化轨迹：大饥荒后移民向北美的浪潮相对减弱，而移居英格兰的人数仍然显著。19世纪中期，英国的爱尔兰出生人口快速增加，在20世纪初有所回落，但在1971年达到历史最高值后逐步减少，显示了移民流动和同化对人口分布的长期影响。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网站（freebmd.com和 familysearch.org），其中包含了1837年至2007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超过1.2亿条出生记录、4700多万条婚姻记录和8500多万条死亡记录。

研究追踪了爱尔兰裔和英格兰群体在财富分布与婴儿死亡率方面的长期变化趋势。采用基于姓氏的族群归属方法，通过分析1911年人口普查中每个姓氏的出生地分布，设定“爱尔兰姓氏”的归类标准，有效识别爱尔兰裔人群。研究通过出生和死亡登记数据计算了1866年至2007年间的婴儿死亡率，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这些生存率的潜在因素。这种姓氏归类方法基于出生地比例，并结合地区与族群间的关联，解决了混合婚姻后代分类准确性的问题（见图2）。

图2（原文图3） 遗嘱认证者与总体人群的死亡年龄比较

说明：图2展示了男性和女性死亡年龄的历史趋势。1945年之前，遗嘱认证的男性和女性的死亡年龄显著高于总体人群，这可能反映了社会地位对死亡率的影响。自1950年以后，女性的死亡年龄与普通人群完全一致。然而，在1950年到1975年间，男性的死亡年龄反而较低，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较年轻的富裕男性更倾向于进行遗嘱认证，或更有可能进行遗嘱认证，甚至可能是两者兼有。

研究发现

研究表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爱尔兰人在英国的经济和健康状况明显落后于本地英格兰人群体。通过分析遗嘱认证数据与婴儿死亡率，研究发现爱尔兰人在这两方面的劣势呈现出持续性和一致性。

财富方面，爱尔兰群体的平均财富始终低于英格兰平均水平，且从未出现在财富最高1%群体中。尽管20世纪末婴儿死亡率逐渐与英格兰接近，但财富差距的收敛速度较慢且不稳定，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其中1980年后才出现明显的收敛。在英格兰北部，爱尔兰人的经济劣势十分明显，这与该地区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健康方面，爱尔兰群体的婴儿死亡率长期高于英格兰人，尽管在20世纪后期有所改善，但早期的显著差距反映了爱尔兰群体在物质条件和生活质量上的不足。

控制死亡年龄与地理区域后，研究发现，这种经济与健康劣势并非仅由迁移模式或回流移民所致，而是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经济条件以及历史文化紧密相关。

讨论与结论

19世纪至20世纪初，爱尔兰移民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普遍较为低下，许多移居英国的爱尔兰人来自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教育水平较低且多从事低技能的劳动。这与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有所不同，后者往往能更快地实现社会阶层的跃升。同时，地理因素在爱尔兰人的经济困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英国北部地区。该地区的工业化经济结构与潜在的歧视，使爱尔兰人在此地长期处于贫困和低收入的困境。这反映出该地区特定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对爱尔兰移民的影响。

此外，20世纪后期，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的提高，爱尔兰人的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与英国人的差距逐渐缩小。然而，尽管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爱尔兰人和英国人之间的财富差距仍然存在且收窄速度较慢（见图3）。由于社会网络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导致爱尔兰人在经济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虽然职业晋升和教育资源的稀缺也起到一定作用，但这些因素并非唯一原因。

总结来说，本研究揭示了爱尔兰人在英格兰的长期经济和健康劣势，并为移民群体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提供了历史证据。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财富与健康差距的历史根源，为制定更加包容的社会政策提供参考。

图3（原文图10） 爱尔兰财富积累模式的特殊性

说明：分析1866年至1900年间爱尔兰移民的财富水平，并与英格兰所有姓氏的平均财富进行对比，研究定义了“超级富裕”、“富裕”、“贫困”和“极度贫困”财富层次。图中显示，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末，爱尔兰人的财富增长缓慢，远低于英格兰其他财富群体。1920年至1992年间，爱尔兰人的相对财富几乎没有显著改善。相比之下，英格兰“超级贫穷”姓氏表现出更快地回归平均值的趋势。这种长期的财富劣势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自然消失，表明爱尔兰人在英格兰的社会流动性长期受限。20世纪持续涌入的低技能爱尔兰移民可能加剧了这一劣势，并间接影响了爱尔兰本土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