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宗教改革的双面刃：新教如何重塑近代德国的财富不平等

宗教信仰如何影响财富分配与不平等？自1905年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相关观点以来，经济史学界长期关注宗教改革及新教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关于宗教改革对财富分配和不平等的影响却鲜有深入探讨。现有关于前工业化时代不平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增长、战争、财政能力和政治结构的作用，而对意识形态和制度变革的影响关注不足。

Felix S. F. Schaff于2024年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的文章“The unequal spirit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particularism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in early modern Germany”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作者通过分析1400–1800年德国近38万家庭财富数据发现：尽管宗教改革扩大了社会福利覆盖范围，其“选择性救助”政策（仅惠及“值得帮助的穷人”及本地居民）反而加剧了社会底层贫困，导致贫困阶层的财富占比减少了约39%。更重要的是，这一不平等现象在工业化之前的几个世纪中持续存在。这一发现挑战了关于财富向贫困群体再分配有助于缩小不平等的传统观点，并揭示了宗教意识形态对长期财富不平等的深远影响。

历史背景

宗教改革（Reformation）始于16世纪初，由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人发起，推动了新教的逐步形成。随着新教思想的传播，许多德国地区的统治者在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Peace of Augsburg）后，强制其领地内的居民改信新教。

在社会福利方面，新教主张由世俗政权而非教会主导福利体系，以解决教会内部的腐败问题。新教地区逐步关闭天主教会主导的负责贫困救济的修道院，转而建立由地方政府管理的“贫困救济金”体系（Armenkasten）。

这一制度看似进步，实则隐含严格限制：1.排斥“不值得帮助的穷人”：仅老弱病残被视为“值得救助”，有劳动能力但失业者被排除在外；2.地域歧视：非本地居民无权获得救济，流动人口陷入困境。这种特殊化的救济方式最终导致了对贫困的污名化。在许多新教社区，领取救济者需佩戴“贫困徽章”，以区分“内部人”和“外部人”，而这同时也会减少贫困者的就业机会。这种政策变化导致新教社区的贫困阶层，尤其是最底层的穷人，失去了原有的救济来源，从而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相比之下，天主教地区延续了教会主导的普遍救济模式，对穷人包容性更强。

理论框架与数据

作者首先提出一个核心理论框架（见图1）。在这一框架下，财富再分配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取决于以下两方面的权衡：第一，救济体系的慷慨程度（y轴）；第二，救济提供者（天主教体系下的教会或新教体系下的世俗社区）与符合救济资格的贫困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即再分配政策的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维度（x轴）。新教将福利供给从“普遍主义”转向“特殊主义”，形成了“扩大福利覆盖范围但缩小受益群体”的悖论。

具体而言：天主教模式是指通过修道院、医院等广泛救济，覆盖本地与外来穷人；而新教模式则集中资源救助“内部群体”，但排斥边缘人群（如外来者、失业者）。在此框架下，新教改革在扩大社会福利的同时，其“特殊主义”的福利提供方式会导致新教社区的贫困阶层，尤其是最底层的穷人，失去原有的救济来源，从而加剧了社会的财富不平等。

图1 研究框架：天主教与新教下的再分配

为验证这一机制，作者构建了一个涵盖1400年至1800年间43个德国社区（18个天主教社区和 25 个后来成为新教的社区）的面板数据，涵盖38万家庭财富记录（来自税收档案与相关二手资料），数据按财富分位数划分。基于这些数据，作者详细分析了新教和天主教社区内部的财富分配变化，特别是底层20%群体的份额变化。

实证方法与回归结果

接着，作者采用了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和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来识别新教改革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其中，DID设计比较了改信新教的社区（处理组）与保持天主教的社区（对照组）在改革前后的财富分布变化；工具变量法则利用社区与威滕堡（宗教改革的发源地）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新教改革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统治者改信新教可能与经济因素相关）。

结果显示，新教改革显著降低了贫困阶层的财富份额。具体而言：1.底层财富份额显著下降：新教社区底层20%群体的财富份额减少约39.4%，而顶层10%份额无显著变化，这一结果在控制了经济增长、战争等变量后依然显著。

2.机制验证：在引入“教会法令”——限制乞讨和修道院关闭数据的分析表明，乞讨限制对最贫困的10%人口冲击最大：其财富份额下降0.594个百分点，因其依赖乞讨补充收入（见图2）；此外，修道院的关闭也大大减少了底层五分之一人口的财富份额，每关闭一座修道院，底层人口的财富份额就会下降0.137个百分点，进一步加剧了贫困阶层的财富损失。

3.长期效应：不平等差距从16世纪持续至工业革命前，未被经济增长抵消，仅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期间因普遍经济崩溃而暂时弱化。

图2 法令规范对底层穷人的财富的影响，1400–1800年

结 论

本研究揭示了宗教改革对不平等的隐性代价：新教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社会福利，但其“特殊主义”的福利政策以隐蔽方式加剧了社会分化和整体不平等，甚至跨越数个世纪。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宗教改革研究中的空白，还对当今社会的福利政策设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总之，宗教改革不仅是信仰变革，更是一场资源再分配的革命——它以“效率”之名，将社会最弱者推向了更深的边缘，尽管它产生了总体经济增长。

轮值主编：胡思捷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