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荷兰人的 “显摆” ，看17世纪东西交流传奇

根据约翰·伯格的观点，欧洲传统油画的存在，多半为了 ——“显摆”。景德镇的青花瓷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油画中，视觉表象背后蕴含了什么讯息？

图1：木桌上散乱地摆放着银器、玻璃酒杯、陶器、烟斗、牡蛎、刀、胡椒、柠檬、橄榄、还有以玳瑁制成的烟草盒等，琳琅满目，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画中央盛着栗子的中国青花瓷。

当我们在观看——现藏于荷兰国家博物馆，一幅17世纪的油画《有玻璃酒杯、烟斗和陶器的静物》时，青花瓷盘占据画面的核心位置。传统油画时代的静物画（大致在1500-1900年间）并非像今日中国美术生在艺校素描或色彩课上，教师从静物教具中挑出几样物品和水果，衬上两块衬布用于刻意练习而摆出来的组合——这些由教具构成的静物，基本与当下时代的生活毫无关系。

17世纪的静物画，以荷兰画家扬·凡·德·菲德笔下的《有玻璃酒杯、烟斗和陶器的静物》为例，并非表达画家自己的趣味。画家作为代理人，服务于当时的新兴中产阶级。画家以训练有素的技巧和油画特有的性质，将雇主拥有的时髦生活和时尚物品描绘出来。画面中的青花瓷，代表了在开辟海上贸易通道的时代，从东方吸纳的矜贵财富，用以说明拥有这张画的主人在世上所处的地位。烟草和撒满桌的胡椒也是荷兰进行海外贸易的商品和生活中的奢侈品。

图2：油画的特性，令画家得以成功表现瓷器、玻璃、银器、玳瑁等物品的质感，为雇主创造出财富可视的微观世界。

财富在当时的荷兰，是固定社会秩序的象征。油画中的青花瓷，是由金钱强大的购买力所认许的财富。青花瓷被画出来，表示这种从东方来的奢侈品，物有所值。

一件青花瓷盘，是偶然出现在古典时期油画中的吗？事实上，“中国瓷器”时常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油画中。拥有青花瓷，代表荷兰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对待世界的态度，这种态度影响了整个17世纪。有“海上马车夫”称号的荷兰人，是17世纪东西交流网域中的第一舵手。

2018年年末，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亚洲探险记：十七世纪东西交流传奇”特展，展品分别来自荷兰国家博物馆、日本海杜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台湾大学图书馆、台湾艺术史研究所等，呈现了一场关于17世纪回荡于东西之间的交流故事。

展览以荷兰大使觐见大清皇帝的旅程作为叙事切入的视角——分成四个单元，序幕“行旅足迹”展示荷使旅程所见相关纪录与对象（图3、4、5）。

图3：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派使节团访问大清国，随行画家约翰·尼霍夫在中国旅行期间，画的 “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版画在欧洲出版后，很快被誉为“欧洲最知名的中国建筑”，曾被广泛地复制到欧洲各类出版物、室内装饰或庭院布景，此图像影响到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中国风的艺术风格，也是当时中外人士游历金陵的必到之处。

图4：康熙六年，内工部采用外国人进贡天朝的程式，绘八个荷兰人牵引四头马、四头瘤牛前往清朝乞市。这也是中国方面留下的唯一图像记录。

图5：与内工部的画作相互印证，现藏于荷兰国家博物馆的“中国皇帝接受来自荷兰使节的礼物” 铜版画，描绘了荷兰使团携带礼物在1667年抵达北京紫禁城前。

第二单元“异国奇珍”展现两个端点的人们对异国充满期待与想象，促使具有东方风格或看起来像是西方情调的物品，竞相涌现（图6、7、8）。

图6：这件残破的景德镇窑大盘，被荷兰17世纪最富裕的一批公民当作奢侈品水盂使用，大型瓷水盂是当时的风尚，由一个仆人从水壶里倒水出来供贵族冲洗双手，流下的水则由水盂接住。在一份荷兰1749年商人的财产清单上，他自豪地宣称拥有“七个不同的青花瓷水盂”。

图7：圆盘以双青圈为界，内画发生于荷兰鹿特丹的一桩暴动事件，暴民拆毁警长住房来泄愤，也许是因为事态过于严重，而让人们记录在瓷盘上。瓷盘底部写“大明成化年制”款，成为当时“名牌”。这样在价格上才能水涨船高。

图8：这件景德镇窑的五彩荷兰纹章瓷，中心绘制了尼德兰最富裕的省份荷兰省的纹章。订制这套盘子的人是荷兰人，而十八世纪初依照欧洲的图样绘制贸易瓷十分罕见，因为图样模板要飘洋过海，送到厦门后再转运至景德镇。

第三单元“东方风情”——当东、西方交会之时，中国又是什么样貌？尽管十七世纪的时空背景下，触手可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然而明朝皇帝仍然一如往昔地祭祖谒陵，而隐身于书斋中的文人，亦畅所欲言谈个人品位（图9、10、11）。

图9：《出警图》中的明朝皇帝是东方君权的极致代表，此图描绘了明朝皇帝在宫廷侍卫的护送下，骑马出京，声势浩大的来到京郊的十三陵拜先祖。此长卷藏于台北故宫。

组画图10：《郊园十二景册》成于1625年，时大明帝国虽已现衰象，江南文人仍耽溺于一己的世界，帝国内外的纷扰喧嚣，仿佛都可隔绝于园外。明代沈士充绘，藏于台北故宫。

图11：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提及各种家具，其中包括从日本进口的漆橱，已成为文人生活雅玩的一部分。而后清宫在各种器物的选用上，亦多参考晚明著作，《长物志》便是其中之一。此件橱柜，用于清代皇帝收纳各种文玩，是中国家具中用于点缀的“异国风情”。

最后“寰宇交会”单元，则以同时混融东西特色的装饰风格，如瓷器上的装饰纹样，苏州版画和世界地图中的转译手法，重建十七世纪的世界观，以及东西交会影响下的艺术与文化（图12、13、14）。

图12：清代钱江文人丁允泰运用西洋透视与烘染之法，以铜版画形式创作了《西湖图》，此画藏于日本海杜美术馆。

图13：南怀仁是清初朝廷引介十七世纪欧洲所建构世界观的重要窗口之一，他绘制了八条幅世界地图《坤舆全图》，用以向康熙皇帝介绍世界天文、地理知识。图上还绘了五大洲二十余种动物。

图1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铜胎画珐琅“洋人托宝”双手握举双鱼，是洋人托举”佛八宝“中的一件，推断烧制于17-18世纪，产地广东。

本文图1至图14均选自 “亚洲探险记：十七世纪东西交流传奇” 特展图录。

图录囊括了至少141件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荷兰国家博物馆、日本海杜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台湾大学图书馆、台湾艺术史研究所以及私人收藏家提供的各类文物。

每件文物均配有详细中文解说（翻译），不单是对文物的描述，还呈现了东西方17世纪文明彼此交互影响。不知读者有没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