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人与帝国：南征百越

所谓“越人”，是属于中原王朝对南方偏远地区人群的一种称呼。秦汉之际，这些蛮人面对统一的大帝国表现出来不同的态度，根据学者研究：“越人的族群分布与越人的民族个性有很大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越人形成了以今江南地区的浙赣、闽粤、两广等地为主的族群分布，不同族群在各自地域内，因为发展的限制也形成了各自的个性。东越与汉朝接触较多，最终依附于汉朝，并且迁往内地；闽越则表现出民族的原始状态，向北和向西分别进攻东越和南越。”

首先是浙赣地区的“越人”（于越）。《史记》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馀世，至于允常。”即指出浙江地区的越人是少康庶子之后，此自属附会之谈，但从中可见其与中原关系较近，与岭南之越有所不同。又称：“越在蛮夷，少康之后，地远国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国，国史既微，略无世系，故《纪年》称为‘于粤子’。”则越人本被视作蛮夷，而且最初因为势力微小，并没有引来过多的目光，后来和吴国之间的攻伐使其抛头露面，可见是越人势力自己扩张引来关注。句践平吴之后，“周元王始命为伯，后遂僭而称王也。”根据某些说法，越王勾践甚至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浙赣地区的越人势力盛极一时。然而进入战国之后又由盛转衰，到越王无疆之际，贸然进攻楚国，最终兵败被杀，楚“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越人就此分散到各处。

后来就出现了所谓的“东瓯”（即瓯越）、闽越之称。史书称：“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则“瓯越”、“闽越”地区都是“越”（于越）之后，又“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则秦、秦汉之时，越人迁到福建和江西之地，从而扩大了活动的范围，并且被秦征服，后乘天下大乱参与灭秦之战。又“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则此时浙江南部和福建地区之“瓯越”（东瓯）、“闽越”，实为浙江地区之“于越”的延续。至于汉代，此两越仍参与了汉室之内斗，即著名的七国之乱，据《史记》：“后数世，至孝景三年，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归国。”可见当时“七国之乱”，闽越并未参与其中（大概距离较远），而东瓯越却参与了吴王的军队（大概是地理上距离较近的原因），等到吴国失败后，又将其出卖，本质上只是见势而为。

再往南即为岭南地区之南越，包括了今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地区。战国时期楚国强大后，曾经役使百越，据司马迁说：“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吴国当指奴役越国之事），而据说经过吴起变法，楚国强大起来后曾“南平百越”（似指岭南地区之“南越”），又据《后汉书》称：“及楚子称霸，朝贡百越。”可见当时楚国只是做到了让越人朝贡，并非真的征服了百越之地。

秦时对百越的征伐有两场重要战役：1、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王翦南征百越；2、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尉屠睢平定南越，设立岭南三郡。这两场战争，最终使得秦成功得到了百越之地。后一场广为人知，而前一场较少人知道。其事记载于《史记》之中。根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馀，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此场战役结果尚未可知，其征讨对象也不明朗，然而秦使大批越人臣服是可想而知的，据《史记》称：“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即闽越和东瓯都在秦统一天下后被废除君长，设立郡县，可能和王翦此次讨伐有关。至于秦始皇征服南越之地则是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开始。

越人之风俗及秦人之南征

越人和中原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在秦统一之前，越人就开始由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出现了被称为“君长”、“君”的首领，出现了“阶级”的存在，有上下之分。据《交州外域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即当时出现了“雒民”耕种土地之事，则有农业之发展，又有“雒王、雒侯”，即为阶级所分，此为越南北部之民众。越人又有不耕之民，如后汉时仍有“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址，每致困乏。”以至于需要官员科普农业知识，可见岭南各地发展之不同。此外，越人之习俗也有所不同，与中原人不同。东汉时期，史书描述说：“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显然是保持了原始部落婚姻之风俗。三国时期薛综曾上疏说：“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址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袵，长吏之设，虽有若无……交址糜泠、九真都庞二县，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体，不以为羞。由此言之，可谓虫豸，有靦面目耳。”这还是经过长期的中原文化浸泡之下的结果，由此可见当时越人对于北方所谓“文明”（铁犁牛耕、纺织和一夫一妻的家庭等）实在是处于一种一无所知的状态，婚姻制度（原始婚姻：自由匹配，不重家庭）和礼仪方面（赤身裸体）都与中国人有很大不同，而北方人也对越人的习俗充满歧视和不屑。而“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实为岭南各地区发展不齐之景，不仅在习俗方面不一样，在语言方面也是不一样，有如今日广东各地方话仍有不同。大致可知当时越人有断发文身、契臂、食异物、巢居、语言不同、使舟、水战、使用铜器等民族特征，在宗教信仰上又有“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之说，而其原始部落之特征（如没有礼仪观念、原始婚和收继婚盛行、没有父子之性夫妇之别）当为地区落后所致，待其社会发展之后，会逐渐抛弃。

秦征百越。秦统一中国之前，岭南地区之越人就和“中国”有所交流，周代有越裳国“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骆越献大竹、苍梧献翡翠等事，而通过考古也在岭南地区出土过商周王朝的铜器、春秋战果时期的青铜器墓葬，可见交流自古有之。然而，岭南虽与中原王朝有所交流，但毕竟是“化外之地”，只有在秦统一之后并且强大才能去征服。因此李斯说：“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然而南征百越并非易事，其中一点就是地理上的阻隔。岭南地区有五岭阻隔，所谓“五岭”说法不同，大致是阻隔岭南地区和岭南以北地区的山地，给中原王朝征服岭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所以吕后派出的汉兵“不得逾岭”即为此事。又上文所说“山川长远”，各地区之间相互阻隔，导致联系不方便。而秦人则采取多种方式来解决交通问题，在进军岭南的过程以及胜利后，秦军修筑了不少的城、关，如广西境内的“秦城”、“严关”、“横浦关”、“湟溪关”、“三关”，通过这些城池和关卡并且修筑道路，将各地的秦军联系在一起，也将其和内地联系在一起（据当代学者研究，有四条秦时修筑之新道:“第一条自今湖南郴州逾岭入广东连州……第二条自今之江西之南逾大庾岭，入广东南雄……第三条自湖南之道州入广西之贺县……第四条自湖南之全州入广西之静江。”）

还有后勤方面的工作。秦人喜欢通过水运后勤，在战国时代的战争中利用这点无往不利，这点也利用在征南越上。赵豹曾对赵王说：“秦以牛田，水通粮……不与战。王自图之！”张仪也曾说：“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可见当时秦人利用水路运输粮食已有相当经验和实力，至南征之际，则“以卒凿渠而通粮道”，由此来保证后勤畅通。《新唐书》：“……西十里有灵渠，引离水，故秦史禄所凿。”《太平御览》有：“漓水出县南二十里柘山之阴，西北流至县西南，合零渠五里，始分为二。昔秦命御史监史禄自零陵凿渠，出零陵下漓水是也。”据严安上书说：“（秦始皇）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可见当时秦人率水军进军南越之地，又凿渠运粮，此渠即为上文所述灵渠，而当代著作《剑桥中国秦汉史》说：“此渠穿山开挖而成为三英里长的连接河道，把长江一条南支流的河源与西江一条北支流的河源连接起来。这样就能把粮食和其他物资通过长江往南经洞庭湖，最后经西江一路不间断地运往现在的广州。”“（灵渠）成为河系中的一个重要连接渠道，这个河系最后由于在长江以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成了其他任何文明无法比拟的内河系统，它自北向南延伸约2000公里，或1250英里（从北纬40度到22度）。”可见灵渠之重要性，为秦军之进军乃至后世征服南越起到了重要意义。

关于战争过程方面。据《过秦论》言秦始皇“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其实是贾谊为宣扬秦始皇之“威”而有所夸张之处。秦人南征过程异常血腥，绝不会非常简单，而南越也绝不会如此容易妥协。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何谓“陆梁地”，即据《大越史记全书》称：“陆梁地，岭南人多处山陆间，其性强梁，故曰陆梁”。其性“强梁”，即不容易妥协，此说法至汉代仍有流传，“粤人之俗，好相攻击”（汉高帝之诏），即有勇斗之余风。又葛剑雄曾感叹说：“秦始皇派遣数十万军民越过南岭，就只能说是纯粹的扩张。因为岭南的越族从来没有构成对秦朝的军事威胁，甚至也不存在潜在的军事威胁。”“世代居住在岭南的越人当然不会欢迎北方来的征服者，尽管他们慢慢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强制接受了北方人带来的文明：铁制农具、牛耕、纺织和一夫一妻的家庭等，但起初的仇恨不会比非洲丛林中的黑人对西方殖民者的弱些。”既然有此背景，秦军的进军自然称不上顺利。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的尉屠睢征南越之事：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临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其书成于西汉中期，当有不少错误，然而其中所闻并非虚妄，其中关于越人宁愿躲进丛林也不愿意为秦俘虏之言，以及后来出来袭击秦军，当为“长老”所流传下来的说法。《汉书·严助传》有：“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適戍以备之。”可见当时秦人南征，越人逃入山林中，之后乘着秦军疲惫出兵袭击之事不假，已流传良久，其反抗激烈程度可知。又据越南史书《大越史记全书》所记载征服越南北部之事，斗争更加激烈。其书称：“辛卯四十八年冬十月秦始皇崩于沙丘。任嚣、赵佗帅师来侵。佗驻军北江仙游山与王战，王以灵弩射之，佗败走。时嚣将舟师在小江犯土神，染病归，谓佗曰：‘秦亡矣，用计攻泮，可以立国。’”之后赵佗和安阳王将和，“乃分平江以北佗治之，以南王治之”，等到任嚣死后，赵佗用计最终攻占其地。然而其书所载此事，时隔良久，加之多玄幻色彩，不可轻信。

北民南迁。上文已言《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可见当时有大量征发北方民众（主要是逃人、后父、赘婿、商人等身份低微之后，后来在汉代则为罪人）前往戍边，进而影响了岭南地区的风俗。而《资治通鉴》更是直接断言：“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而伍被曾讲述一故事，言：“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虽然其史事有所不符（尉陀当时并非南征之主将），但也可以看出当时北民南迁之情况。又据《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封赵佗为南越王之诏，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它为南粤王。”从中可以看到，秦时遗民到达南方，加之赵佗治理“甚有文理”，影响南方风俗，使越人“攻击之俗”减少。

赵佗的南越国

岭南本为越人之地，今为秦所有，然秦对其控制自然不如后世之稳固，则秦末大乱之际，则有豪杰据其地。《史记》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即赵佗本位真定人，是秦南征百越后才作为官员到岭南之地，又言：“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可见当时背景：秦统治岭南之地，迁徙“中国”之人到岭南，设立郡县统治，而赵佗则为“龙川令”。

秦二世时，天下大乱，大秦的统治秩序已经崩坏，而南海尉任嚣即将死去，于是叫来龙川令赵佗说：“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这个背景值得仔细分析，所谓“南海尉”即南海郡的军事长官，这时候叫来龙川令赵佗，并且赵佗代替他行“南海尉事”，即代替其行使军事权力，又秦之边境“尉”的权力当特别大，由此实际上给了赵佗独揽南海郡之权。等待任嚣一死，赵佗就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说：“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直接切断了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联系，变成一独立王国，又“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把秦廷所设置之长吏诛杀，换成了自己的人。秦灭后，赵佗击并桂林、象郡，一统岭南，并且自立为“南越武帝”，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等到汉初，刘邦因为国内凋敝，并不想对南越国用兵，于是任命陆贾前往说服南越国接受刘邦之“印”，为“南越国”，即让赵佗由独立政权转为汉之下一诸侯国。陆贾经常在楚汉之际出使，比如出使秦将、出使项羽等，此次出使显然是寄希望于用其口才说服赵佗。赵佗会见陆贾时，“魋结箕倨”，显然不是中国礼节，引起了陆贾的不满，陆贾说：“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意思威胁赵佗，如果并不接受汉朝的册封，将会有大祸，身死国灭，此外从中也可以看到“南越国”的性质——陆贾威胁说一旦汉朝军队到来，“越人”杀赵佗投降“汉”的可能性很大，即证明赵佗只是作为殖民者统治越人。而赵佗听闻此言，立即起身而坐，道歉说：“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又问了陆贾一些问题，当赵佗提问自己和刘邦谁更“贤”之时，陆贾说：“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闲，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而赵佗也未反驳，而是说：“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即赵佗认为自己如果在中原之地，成就不会比刘邦差，可见其能力之自信）。于是非常愉悦，一连和陆贾喝了几个月的酒，最终接受了汉朝的册封。从陆贾和赵佗的对话中可以知道，当地的风俗仍然是变化不大，而作为“中国人”的赵佗反而受到越人习俗的影响从而“失礼仪”，而南越国也只是一个小国，“王不过数十万”，此当指赵佗实际控制的编户数量，而且多为汉人，毕竟越人直至后世仍有不少地方不隶属于政府的直接管辖。

等到刘邦去世后，吕后主政，结果“禁南越关市铁器”，激化了和南越国之间的矛盾，赵佗则说：“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自立为南越武帝，发兵进攻长沙国，吕后派兵讨伐，结果“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即奈何不了南越国。一年多后，吕后去世，汉军也就撤退了，由此赵佗更加嚣张，“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馀里。”由此南越国一度成为和西汉政权相匹敌的大帝国。然而汉文帝即位后，为赵佗在真定的亲冢“置守邑，岁时奉祀”，又“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可谓厚待，又再次派遣陆贾出使南越国，责怪赵佗自立为帝，没有派遣使者告知汉朝。赵佗回答说：“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闲，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再次表达了恭顺之心。而所谓“铁器”不被允许进入南越国内，就引发赵佗之不满，仍可以看出其地之落后。赵佗表示愿意“长为藩臣，奉贡职”，然而在国内仍然“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也就是对汉朝称臣，但是国内还是南越武帝。汉文帝、汉景帝之际都是如此。

等到汉武帝之际，面对这位“有为”之君主，越人之势力开始遭到毁灭性打击。其中闽越在汉武帝时期多有扩张之势，先后进攻东瓯和南越。前138年，“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前135年，“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经过这两次事件，显示了汉朝对于越人的主宰地位。而经过闽越进攻东瓯之事后，就出现了“东瓯内附”之事，《史记》称：“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馀人来降，处庐江郡”、“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闲”，于是东瓯这支越人就此内附于汉，后于汉人融合，“大致复合于中夏系统矣”。而闽越这支异常有扩张精神之“越”，“甲卒不下数十万”，又进攻南越（即后一次汉兵救援），当时南越国为王者是赵胡（赵佗之孙），不敢擅兴兵，请求汉武帝裁决。汉军遂出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而闽越王之弟余善“乃与相、宗族”一起杀害余善投降。汉武帝遂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而后余善在国内势力很大，于是汉武帝又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至前112年，因“内附一事”，南越王赵兴、王后和国相吕嘉产生矛盾，后吕嘉见汉兵入越，遂起兵反叛，杀越王、王后及汉使者，“立明王（赵佗之子）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而后汉武帝“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面对大军，南越国此时无招架之力，最终灭亡，国祚93年。而此事上，东越余善虽然名义上协助汉军，实际上和南越势力勾结，但因汉军疲惫，并没有继续征讨东越（当时楼船将军杨仆已经请求征讨）。至前111年，东越王余善知道汉兵迟早会加兵于己，于是起兵造反，“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又自立为武帝，随后汉军于前110年进攻东越，而东越内部逐渐出现分裂，繇王居股加上其他一些人员一起谋杀掉余善，以其众降汉。而繇王及其他人以功论侯，汉武帝又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于是“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闲。东越地遂虚。”从此闽越就不复存在了。因此所谓的三越（东瓯越、闽越、南越）在汉武帝时期再度消失，其地全部被汉武帝设置为郡县。

结语

所谓“越人”，其实是处于当时偏远地区人群的一种称呼，虽有一定特征，但其实内部肯定各有特征，各有区分，只是中原王朝多以地域论其名称（如东瓯、闽越、南越）。而其居住地方（如浙江、福建、江西、岭南等）本为其所有，直至汉人南下扩张（如秦始皇之南征），将越人所居之地尽数侵占，越人或被屠杀、或被迁徙到内地、或在当地逐渐被迁徙而来之汉人所融合（越人文明程度较低，容易被文明程度较高之汉人影响），从而逐渐改变其习俗，与汉人无异。今天史书所言或许距离比较偏远，然而南迁“开发江南”之过程可能异常血腥，笔者于前文已述征服各越之斗争，然而越人不可能全部消失，直至汉人于平原不满足，又深入山地，如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对土著山越展开大规模的征讨，“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夺其土地和人民，等到南朝开发江南，更是无限的血腥。南梁沈约在《宋书.夷蛮传》中言：“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亦甚。”数以百万计之生灵遭此劫难，提笔至此，怎能不生感叹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