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性的遵义会议

长征开始以后，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首先在领导层中，对于当时的军事指挥错误就有议论，早已酝酿着不满。记得早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张闻天同志就曾对我说，李德这样指挥怎么行？这样能打胜仗吗？有一次军委开会时，张闻天同志严肃地批评了同敌人死拼的错误方针，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结果引起了博古的不满，指责他的态度同普列汉诺夫对1905年俄国革命一样。张闻天当然不服，两人就争执起来。李德忙出来当“和事佬”，说这里的事情还是要他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办，他们不能自相磨擦。张闻天却不理这一套，对博古说，中国的事情不能全听李德的，应该自己有主张。由此可见，他后来能支持毛主席并不是偶然的。但是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他当时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因为负过较重的伤，身体很不好，在长征的行军途中，只得每天坐担架，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在行军休息和宿营时，经常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问题。经过不断交谈，王稼祥同志赞成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随后他又同张闻天等同志交换了意见，大家都支持毛主席的主张。张闻天同志早对李德有意见，周恩来、朱德同志本来就很尊重毛主席，当然也是支持的。加之党内军内普遍感觉到中央的军事路线有问题，所以在长征行军途中，已为后来的遵义会议作了思想准备，所以毛主席得到大家的支持并不是偶然的。王稼祥同志第一个促成了会议的召开，张闻天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1935年1月，红军胜利攻占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中央决定，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公馆的小楼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和朱德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他的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会未开完就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没有及时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

▲遵义会议会址

会议过程中，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日常事务，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会议前后共开了三次。开会的具体日期是在1月15日到17日。1月15日有份电报说，彭德怀同志已回前方，会议仍在进行。保存下来的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上印的日期是1月8日，我看很可能是1月18日之误。因为1月8日部队刚进遵义，中央领导机关1月9日才进城。还没有来得及召开会议，决议不会那么早就作出来。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一张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不象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会议的内容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重点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揭露了军事教条主义的危害。会议的主报告是博古作的，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作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一向谦虚，在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态度。

毛主席稍后作了重要发言。通常他总是先听听人家的意见怎么样，等他一发言就几乎是带结论性的了。这次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主席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和朱德同志也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也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他又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积极支持。别人的发言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严厉，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他曾写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军事路线。会议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确是王明路线的一员干将。他在会上实际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他基本上是一言不发。聂荣臻同志长期与他共事，对他早就有所认识，那时就看出了他的毛病。别的同志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会上重点批判的是博古，同时批判了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完全是个处在被告席上的受审者。我坐在他旁边，别人发言时，我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他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次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议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短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东西。事后有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还把烤火盆也踢翻了，把桌子推翻了，这我没见到。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遵义会议会议室

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领导，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时，又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撤离遵义以后的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次会议对于“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已经作出了结论，改组中央领导的决议，也已向部队传达。倒有一个人，最后还坚持错误的立场，力图为“左”倾错误辩护，他就是凯丰同志。他在会上态度就不够好，会后我又曾听他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博古同志虽然有错误，但他的态度还是照顾大局的。他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中央的挑子（当时中央是有几担装有文件和党中央印章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

在遵义会议上，李德被撤销了中央的军事顾问职权，1月19日撤出遵义，我还同他在一起。他自己提出要求跟一军团行动，中央同意后我随他到了一军团，过了桐梓，又继续前进。

来源：《历史转折：从通道到遵义（读·党史第29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4月版。作者伍修权，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