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破碎:帝国牛马的荣辱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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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破碎:帝国牛马的荣辱沉浮

△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

01 谏臣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一日,北京丰台。

一趟看似简单的京郊之行,对于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而言却是险象环生。

这一日,奉朝廷之命,许景澄与另一位总理衙门大臣那桐火急火燎赶往大兴,只为劝退杀气腾腾的八国联军。不曾想,联军还没见着,二人的性命就差点撂在了义和拳手里。

好巧不巧,许景澄等人与一队凶神恶煞的义和拳民撞了个满怀,随后二人便被拳民们以通敌的罪名押到附近一处坛口。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愤怒的大师兄们对许景澄、那桐的辩解那是半个字也没听进去,直接就将两位朝廷重臣的性命抛给了神明:即刻焚表三次,如果表灰连起三次,就是好人,当即释放;如果表灰没有动静,那就不好意思了,格杀勿论。

亏得二人命不该绝,焚表三次,表灰皆起,二人得以侥幸脱险。

这难道就是主战派口中的“古侠士之风”吗?简直瞎胡闹!这一惊魂插曲也更坚定了许景澄反对朝廷助拳灭洋政策的决心。

与此同时,身处京城的另一名主和派官员、太常寺卿袁昶同样亲眼见证着义和拳的一幕幕“壮举”。

连续四天,拳民焚烧教堂、打杀教民、袭击使馆,甚至在五月二十日当天公然纵火焚街,将大栅栏一带千余民宅付之一炬,顺带着将财货一洗而空,京师局势越发崩坏。

作为总理衙门官员,袁昶、许景澄等人深知任由事态糜烂的后果,早早便开始四处游说,试图阻止这场灭顶之灾。然而,关键时刻,昔日主和派的大佬们却一个个选择明哲保身。

对于袁昶等人提出的剿拳建议,庆亲王奕劻只知装聋作哑,荣禄则直言“这已经不是我能做主的了”,以此搪塞了事。

带头大哥当起了缩头乌龟,那该如何是好?还能怎么办,自己撸起袖子上呗。

五月二十日,朝廷第一次御前会议。

当端王载漪大发淫威,厉声呵斥主和派时,袁昶终于忍无可忍,于殿外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并在获准发言后直言:“义和拳就是乱民,是万万靠不住的,即便他们有一些邪术妖法,但从古至今也没听说过有倚仗这些而成事的。”

袁昶对着载漪贴脸开大,结果被慈禧以“法术靠不住,但人心不可失”为由当众训斥了一番。

同一天,第二次御前会议。

兵部尚书徐用仪同样表态反对开战:“用兵对中国绝无益处,并且衅不可自我先。”此举立刻引来载漪、徐桐等人的谩骂。

见载漪等人气势汹汹,光绪帝遂开口质问载漪:“拳民都是些乌合之众,难不成真能以血肉之躯抵挡洋枪洋炮?况且人心就是句空话,百姓的性命又岂能儿戏?”

载漪虽然看不上眼前这位傀儡皇帝,但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反驳。慈禧见端王语塞,便让亲信大臣、户部尚书立山说说他的看法。

此时的慈禧是偏向主战的,原本指望立山能开口为主战派摇旗呐喊,谁成想,立山的回答却令慈禧和主战派大跌眼镜。立山言简意赅,直言拳民没什么本事,而且所谓的法术基本都是些骗人的把戏。

嚯,好你个反骨仔!

慈禧立刻阴阳立山,讽刺其当年接待德国亲王亨利,颇得亨利夸赞,必定有本事出城退敌。载漪见状当即附和,大骂立山汉奸,廷议随之升级为骂战。

五月二十三日,最为关键的一次御前会议。

因为慈禧提前收到了八国联军索要大沽口炮台以及归政光绪的“照会”,廷议风向骤变,显然已不再是单纯的战和之争。

慈禧一开始便跳过讨论环节,直接批准了载漪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奏请,并愤恨道:“今日之事,诸位大臣也都听见了,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若力战之后江山社稷仍然不保,诸公今天都在场,应当体谅我的良苦用心,不可归罪于我一人,说什么皇太后葬送了祖宗三百年天下。”

话音未落,主和派大惊,合着要打战的是你,提前甩锅的还是你。

总理衙门大臣联元冒死劝谏:“倘若使馆区各国使臣不保,一旦他日洋兵打进京师,必定鸡犬不留啊!”

因为联元的这句话,亢奋的主战派立马炸锅,齐声高呼:“杀联元、退洋兵!”

主战派声势达到顶峰。

此时,早已失权的光绪帝也不再顾及他人的脸色,一把拉住苦劝无果的许景澄,心急如焚道:“朕一人死不足惜,但这天下生灵该怎么办啊!”

皇帝的反常行为犹如火上浇油,令老太后更加愤怒,遂怒斥二人道:“皇帝放手,别误了军国大事!”

两天后,联军攻克大沽口,决战已成定局,慈禧遂在当天颁布宣战诏书:“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至此,局势再无回转余地。

常言道:攘外必先安内,慈禧和主战派也不例外,主战基调确定后,清廷便开始了对主和派的清算。

载漪胞弟载澜对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人长期以来阻挠开战的行为极为不满,直接向慈禧递上折子,要求将许、袁等“汉奸”即刻正法,以儆效尤。

支持载漪的另一宗室载滢也趁机落井下石道:“前些天主张议和的那些大臣,莠言乱政,柔奸巧佞,包藏祸心,他们才是朝廷真正的腹心之患。诸如联元等人,他们的罪行显而易见,即便处以极刑也不为过,切不可任由其效仿康梁逆党所为,让他们有时机成为朝廷的祸患。”

面对主战派的攻讦,袁昶、许景澄等人丝毫不为所动,仍未放弃向朝廷谏言停战。袁昶就曾对家人这样说道:“现在的我谏言是死,不谏言也是死,与其死在乱民手中,不如死于刑狱,若我的死能换来朝廷顿悟,我死而无憾矣。”

不久,慈禧果然动刀了。

为表明朝廷主战决心,提振三军士气,同时也顺带着敲打那些抗旨不遵、结盟互保的东南督抚们,老太后于七月初二下诏逮捕许景澄、袁昶,未经审讯便于次日将二人公开处决。

据《申报》记载,因处决命令仓促下达,至行刑时,许、袁二人仍头戴红顶,身穿官袍,未曾褪去。刽子手试图摘去袁昶的顶戴,袁昶不肯,怒斥道:“我未奉上谕革职,你们凭什么摘我的顶戴!”

七月十七日,慈禧再发上谕,将徐用仪、联元、立山三人斩首示众。

然而,主和五大臣斩首祭旗并没能换来战场上的大胜,仅四天后,即七月二十一日,联军便攻入北京城,两宫就此仓皇西逃。京郊沿途,避乱平民万人如蚁,均往西行,鸦雀无声,景象凄惨。

攻克北京后,八国联军立刻开始整顿清廷,在严惩主战派官员的同时,洋人也没忘了许景澄、袁昶等人。在《辛丑条约》第二款中,洋人严令清廷发上谕将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开复原官,以示昭雪。

这样的结局,倘若五大臣泉下有知,不知是喜还是悲……

△许景澄(左)和袁昶(右)

02 总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闰八月二十一日,直隶保定府。

一队全副武装的洋兵正向保定城快速行进,原本愁眉不展的护理直隶总督廷雍赶忙收拾心情,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领着直隶各衙门官员毕恭毕敬地出城相迎。

两宫“西狩”,救火宰相李鸿章奉诏抵达京师,这也意味着清廷与八国联军的和谈正式开启。随后,清廷下令各地军民停止抵抗,廷雍自然不敢抗旨,联军遂兵不血刃进驻保定城。

但对于此次洋兵入城,廷雍内心是极为忐忑的。一方面,护理总督守土有责,丢城失地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更重要的是,就在不久前,廷雍还是一名坚定的主战派。

彼时,廷雍任直隶按察使,义和拳逐渐从山东蔓延至直隶,作为直隶政法口的主官,廷雍非但没有设法平息拳乱,反而致力于招抚拳民,意在扶拳灭洋。此外,廷雍甚至一度调兵遣将协助义和拳攻打教堂,打死不少保定教士、教民。

正因如此,廷雍逐步赢得了慈禧与主战派的欢心,最终成功赶走了主张剿灭义和团的原直隶布政使廷杰,坐上了布政使的位置,更是在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后出任护理直隶总督,成为直隶一号首长。

然而好景不长,从助拳到剿拳,朝廷态度骤变。奈何形势比人强,身处乱世的封疆大吏亦是如此,不论出于忠心还好自保,廷雍也唯有谨遵圣意。

依照李鸿章的指令,廷雍立刻调转枪口对准义和拳,开始大肆剿杀拳民,几天功夫就擒杀拳首刘双璧,处死拳民百余人。

正当廷雍亡羊补牢之时,该来的洋兵终于还是来了,最先抵达保定的是法国军队。

法军军官杜以德一进城便宣称自己此次专为保护保定而来,法国人的鬼话廷雍当然不会轻信,遂竭力展开一番拉扯:

杜以德:我军决定长期驻扎保定,幸亏是我军先到,若是德日等国军队先来,必定会武力攻城,决不会像我这般好说话。

廷雍:如果贵军久驻,城内外商民必将迁居一空,贵军又从何处购买粮食呢?

杜以德:呵呵,即便粮食短缺又如何,不愁没有获取的地方。

廷雍:……保定城有城守尉专管,此人耳聋,恐怕较难沟通。

杜以德:不必操心,我自有办法根治他的耳聋。

廷雍:……

杜以德:我军要在四处城楼及城内街巷遍插法国国旗,并在城上派驻士兵保护国旗。

廷雍:这也是需要向朝廷请示的,我不敢擅自决定。

杜以德:插旗一事刻不容缓,没的商量,即刻执行!

廷雍:这……请允许我国龙旗一并悬挂……

显然,龙旗一并悬挂已是廷雍能为朝廷争取到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各国军队陆续进入保定城,总兵力接近万人,廷雍则在多个鸡蛋上跳舞,行事如履薄冰。

然而,廷雍的小心谨慎并没能使其安然度过这段动荡时期,最令他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

九月初一,联军突然发难,对廷雍等此前参与杀害教士的官员进行清算,连夜将廷雍、沈家本等直隶主官拘捕,直隶地方衙署顿时陷入大乱。

半个月后,联军在直隶总督衙署召开审判大会,决定以“庇纵拳匪、滥杀教士”的罪名处死廷雍。

都说冤有头债有主,自己不过是遵照朝廷旨意办事,洋人何苦死咬着自己不放呢?廷雍当然不服,大呼冤枉。

面对五花大绑、仍在辩解的大清护理直隶总督,联军军官大声呵斥道:“六月二十二日之前纵容拳匪,还可以说不是你的责任,但二十二日以后你们的朝廷已经下旨保护教堂人员,你为何还要纵容拳匪凌辱残杀教士!”

廷雍一脸无辜道:“这些都是城守尉和参将干的,与我无关。”

“狡辩!武将们不过是刽子手罢了,你是直隶总督,生杀大权都在你的手中,为何纵容拳匪违抗懿旨!”

廷雍语塞,无力辩驳。

审判完毕,联军当堂判处护理直隶总督廷雍、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三人死刑,并决定以中国刑罚代替枪决,当即将三人押赴城南凤凰台斩首示众。

这一天,距廷雍出任护理直隶总督仅五十三天。

堂堂直隶总督竟被洋兵枭首,死后更惨遭悬首示众,远遁西安的清廷敢怒而不敢言,也只能咽下了这口窝囊气。

对于如此奇耻大辱,即便数月后议和大局已定,清廷在上谕中仍忿忿道:“联军戕毙廷雍一案,情形极为残酷,甚至悬首枭示,不光中国法律处置二品大员没有这般重典,就算按西方法律也是违悖公论的!”

无怪乎时人叹息道:“噫,真是国耻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耻辱的!”

△被八国联军拘捕后的廷雍

03 枢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四日,北京某城楼。

此时的东交民巷枪炮大作,喊杀声震天动地,无数清军与拳民正前赴后继冲向使馆及教堂,疯一般发动一轮又一轮猛攻。

坐镇最佳观赏位的大学士刚毅面露喜色,随后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在他看来,这漫天的枪炮喊杀声如同最华美的乐章,使人精神振奋。

刚毅不禁感慨道:“一旦使馆告破,洋人即刻杀尽,天下自然太平无事矣!”

一旁的军机大臣赵舒翘见状,当即眯着眼谄媚附和道:“当今义民四起,上下同仇敌忾,这并非皇太后圣明,全赖明公以身报国,革除弊政,更新海内,否则哪有今日这般奇效。”

刚毅听罢喜上眉梢,开怀大笑道:“还是展如(赵舒翘,字展如)知我啊!”

二人相视而笑,继续把酒言欢。

赵舒翘可着劲拍刚毅的马屁,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实际上,赵舒翘能够入职中枢,全靠刚毅提拔。

彼时,赵舒翘还在地方任职,因其精通律学,屡办大案,得到了时任刑部尚书刚毅的器重,将其调回京师升任刑部左侍郎。有了刚毅的大力举荐,赵舒翘一路官运亨通,先后出任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逐渐成为慈禧倚重的核心大臣。

千里马常有,但伯乐难觅,对于刚毅的知遇之恩,赵舒翘感激涕零,自然事事唯刚毅马首是瞻。

刚毅力挺死党载漪之子溥雋为大阿哥,企图取代傀儡皇帝光绪,赵舒翘便举双手赞成,并声称:“赖社稷之灵,天下臣民终于有明主了,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臣只恨为时太晚了。”

当载漪、刚毅为首的主战派与许景澄、袁昶等主和派展开论战时,赵舒翘始终坚定地站在刚毅身旁,为扶拳灭洋之策摇旗呐喊。

都说选择远比努力更重要,此时的赵舒翘却不知道,选择刚毅竟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不归路。

义和拳奉诏入京之际,赵舒翘大喜过望,跟随载漪、刚毅、徐桐等人出城迎接,盛赞义和拳军容雄壮,感慨“中国自此强矣”!

然而,赵舒翘万万没想到,号称刀枪不入的大师兄们真实战力会如此拉垮,遇洋兵枪炮竟然一触即溃。

七月二十一日,联军攻破北京城,赵舒翘跟随慈禧、光绪以及自己的带头大哥刚毅仓皇逃出京师,往西边狂奔不止。

显然,赵舒翘在洋人那边是挂了号的,联军入京后专门派人杀入赵府,见赵舒翘全家悉数出逃,联军大怒,当即杀死两名留守家仆,并将赵府劫掠一空,带不走的全部焚毁,不留一草一木。

九月初四,惊魂未定的“西狩”人马抵达西安府,但还没等赵舒翘喘口气,第二天,洋人的催命符接踵而至:各国公使联名向清廷发出照会,要求严惩载漪、载勋、载澜、溥静、毓贤、李秉衡、董福祥、刚毅、启秀、徐桐、徐承煜、赵舒翘、英年这十二名主战大臣。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帝国主义枪炮面前,慈禧毫无招架之力,不得不按名单惩处,众大臣不是夺爵圈禁,就是革职查办。

此时的慈禧还是颇为赏识赵舒翘的,有意保他周全,因此对赵舒翘只是判了个革职留任,相比其他大臣已是轻判。

但这样的判罚必然无法令列强满意。

十二月,在京和谈的外国公使严正警告李鸿章、奕劻,要求清廷将宗室载漪、载澜发配新疆;载勋必须自裁;而刚毅、李秉衡、徐桐、英年、赵舒翘、毓贤、徐承煜、启秀诸大臣均当斩,否则双方和谈将无法达成。

李鸿章、奕劻百般周旋亦无计可施,只得连番向朝廷发电,请旨处死赵舒翘等人,否则洋兵即将开拔西犯。

难题再次摆在了清廷面前,这时候,处死赵舒翘是一个极为艰难的抉择。

一则,为求和而处死主战大臣,必定举国激愤,清廷将更为颜面扫地;二来,帝后行营位于西安,而赵舒翘又是西安籍官员,且在当地颇有威望,在听闻洋人欲置赵舒翘于死地后,西安群情激愤,士绅联名上书请求赦免赵舒翘,百姓更是云集鼓楼,为其击鼓鸣冤。

慈禧曾在赵舒翘入狱时这样说过:“我不相信赵舒翘是支持拳匪的,他所犯的罪无非就是隐瞒不报、贻误国事。”可见慈禧也是有心保住赵舒翘的。

正因如此,赵舒翘也比较乐观,坚信自己可以逃过此劫。

然而,无论慈禧还是百姓都无法改变洋人处死赵舒翘的决心。在列强最后通牒的威逼下,清廷最终不得不于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三颁布上谕:载漪、载澜斩监候;令载勋自尽;刚毅、启秀、徐承煜斩立决,徐桐、李秉衡斩监候;英年、赵舒翘赐自尽。

在听完陕西巡抚岑春煊的宣旨后,赵舒翘根本不敢相信慈禧会真要了自己的性命,忙追问岑春煊:“还有其他旨意吗?”

岑春煊无奈摇头。

赵舒翘不信命,毅然高呼:“必有后旨!”

带着这份期许,执拗的赵舒翘开始了自己无比漫长而痛苦的死亡之旅。

在岑春煊的监刑下,赵舒翘首先选择吞金自尽,但因执意等待后旨,赵舒翘吞金量极少,因此许久未死。

岑春煊是领了皇命来的,磨磨蹭蹭自然无法回去交差,于是,他命人取来鸦片,催促赵舒翘吞鸦片自尽。

赵舒翘仍只肯服鸦片少许,依然不死,岑春煊又找来砒霜,逼着赵舒翘服毒。怎奈赵舒翘身体倍儿棒,又坚信赦免自己的圣旨肯定会到,尽管因毒发疼得满地打滚,却依旧坚挺不死。

眼瞅着一来二去拖到了晚上,岑春煊也急眼了,也顾不得什么同朝为官的情谊,命人按住赵舒翘,以桑皮纸沾水覆面,最终用酷刑将赵舒翘活活闷死。

而直至死前,不甘心的赵舒翘发出绝望的呼喊:“都是刚子良(即刚毅)害了我啊!”

一枚棋子,终究无法摆脱被抛弃的命运……

△赵舒翘

04 提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四日,北京东交民巷。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拳民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如鸟兽般四散狂奔,从使馆阵地前溃退下来。

“呸!”

甘肃提督、武卫后军统领董福祥见状不禁狠狠啐了一口,眼神中满是不屑。

自战事开打以来,义和拳的几斤几两他早已心知肚明,在他看来,平日里装神弄鬼的拳民怕是连当炮灰都不够格,关键时刻朝廷还得靠自己手下这支精锐的甘军。而对于这场围攻使馆之战,董福祥实际上是攒着一股子劲的。

“雕弓队杂银刀队,只有甘军擅马枪”。

甘军本就是拱卫京畿的部队,更是慈禧最为倚重的主力军,其它清军大多还是冷热兵器混杂,而甘军则清一色配备新式马枪,且在后勤保障方面始终处在最优补给顺位。

慈禧曾多次单独召见董福祥,对其褒奖有加,董福祥对此感激涕零,并拍着胸脯向慈禧保证:“臣没什么别的本事,就是能杀洋人!”

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董福祥于情于理都没有不效死力的道理。

再者,对于这场单挑全世界的千古一战,朝廷上下貌似同仇敌忾,实际上各方势力却是同床异梦。

义和拳自不用说,遇敌原形毕露,不堪一击;清军总指挥荣禄则是首鼠两端,其麾下武卫中军出工不出力,枪炮全当放个响;东南半壁的督抚们更是气人,居然公开抱团抗旨,竟与洋人沆瀣一气。

这样复杂的背景下,主战派视董福祥为救命稻草,载漪、刚毅等人在廷议时替董福祥夸下海口,认定甘军无敌,足以抵御洋兵。甘军俨然成为大清最后的倚仗,而董福祥自然就是那个全场最亮的仔了,如此一来,攻克使馆的重担最终全落在了董福祥的肩头。

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对于使馆之战,董福祥曾表态五日之内便可攻克,显然,董福祥自信过头了。甘军是清军精锐不假,但也得看对手是谁,倘若参照物换成了洋兵,甘军的战力立刻大打折扣。

自五月二十四日投入战事以来,甘军不分昼夜发动猛攻,虽陆续逼迫各国守军放弃意大利、荷兰等国使馆,但在洋兵退守英法美俄日等国使馆、构筑坚固工事死守后,甘军再难挺进一步。

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也就是五日拿下使馆区的最后两天,董福祥率甘军发动战事以来的最强攻势,一时间,东交民巷枪炮殷天,屋瓦皆震。

然则,甘军攻势虽猛,却始终无法突破敌阵,只此一战,甘军便伤亡千数百人,并阵亡战将两人,营官三人,外加哨官十余人,战力与士气大为受挫。

眼看东交民巷战事不利,老太后主战的态度随之动摇。就在甘军进攻失利的当天下午,慈禧下令清军停止进攻,并试图派人进入使馆区议和。

合着我老董为了朝廷同洋人撕破脸干仗,你等小人反倒在背后蒙蔽圣心,说议和就议和,这不明摆着把我架火上烤嘛!

于是,当朝廷使者竖起停战木牌,小心翼翼走向使馆区时,董福祥暴怒,当即下令将朝廷使者射杀。

不过,打死一两个议和使者终究无法改变清廷战和不定的暧昧态度,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攻打使馆变成了一场荒诞的游戏。慈禧指令不断传至军中,时不时按下进攻暂停键,而随着八国联军逐渐逼近京城,清廷更加投鼠忌器,甚至开始殷勤地为使馆守军开通了免费外卖服务。

董福祥并不傻,攻打使馆就数他最卖力,一旦战败,头号战犯的帽子定然逃脱不了,这一战他是非死磕到底不可的。

怎奈甘军战力有限,独木难支,又有荣禄等人从中作梗,董福祥虽屡屡尝试破敌,但终究未能得偿所愿。

就在董福祥进退维谷、无计可施之时,八国联军拍马杀到。七月二十日,随着外城失陷,战意全无的各路清军开始溃散,董福祥见大势已去,遂率部撤出战斗。

次日,北京城陷,两宫逃离京城。

△董福祥

北京城虽然丢了,但董福祥的使命却尚未结束。出逃后的第二天,慈禧便发下上谕,特赏甘军白银三千两,并急命董福祥率所部马队星夜兼程奔赴行在,为自己保驾护航。

董福祥欣然领旨,此后,他命甘军一部断后,阻击来犯之敌,自己则亲领马队一路扈从,一直将慈禧送抵西安。

朝廷倒是安顿下来了,但董福祥的命运却迎来了重大反转,正当董福祥奉旨驻守潼关之时,对于他本人的清算滚滚而来。

九月,各国公使照会传至西安,与赵舒翘一样,董福祥毫无悬念地荣登“十二祸首”榜单前列,也是被各国点名要求严办的罪魁。

墙倒众人推,在洋人索命的同时,素来与董福祥政见不合的东南督抚们也纷纷下起了死手,向朝廷发电请求严惩董福祥。

“董福祥平日大言欺人,自称足以抵御洋兵,先是杀害洋官,后又专攻使馆,其麾下甘军多与拳匪相互勾连,拳匪负责放火而甘军专职劫掠,狼狈为奸,残害京城……”(注:在甘军逃离北京之际曾大肆劫掠,军纪败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分别上疏弹劾,直言此番寻衅误国董福祥难辞其咎,并催促朝廷早定大计,以平各国之愤。

董福祥固然忠勇,但让其来当这个替死鬼,慈禧却也难下决心,可与赵舒翘不同,董福祥有着自己的护身符——甘军。正因如此,面对如此境地,董福祥不愿引颈受戮,对外扬言:“我就是一武夫,只知奉命行事,何罪之有!”态度十分强硬。

都说有兵就是草头王,眼下两宫行在全靠甘军护卫,尤其在陕甘地区,回汉百姓都奉董福祥为神明,贸然处置必定激起兵变民乱,已成惊弓之鸟的清廷实难承受再一次动荡。

为此,清廷多次电告和谈一线的李鸿章、奕劻:“董福祥久握兵符,陕甘汉回倾向,稍有操切,恐成巨祸,将来断不轻纵,惟须相机妥办。”慈禧也以光绪名义密电李鸿章,言明:“朕对于亲郡王这类在案人员尚且没有丝毫袒护,又怎会独独包庇一个董福祥呢。”

清廷惩董的难度可想而知,只能向列强和督抚许诺逐步裁撤甘军,并表示会将董福祥逐出中枢。清廷反常的坚持也令洋人意识到其确实无力处死董福祥,不得不接受了暂缓惩处这一现实。

不过,不管是为了安抚洋人和南方督抚的情绪,还是为了防止军头尾大不掉,清廷最终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腊月二十五日颁布上谕,将董福祥革职留任,并命其领所部人马克日返回甘肃。同时,清廷下令裁撤甘军五千五百人,由二十二营缩编至八营。(注:这支甘军正是西北马家军的前身)

担忧董福祥心存不满,清廷不日又再发上谕,好言宽慰道:“眼下时局至此,朕在深宫且不得不委曲求全,你应当明白朝廷的用心良苦,他日你也终能再次起复。”

董福祥并非满清宗室,和洋人拼得刺刀见红,还能混个全身而退,事到如今,虽心有不甘,但董福祥也只能谨遵圣旨,返回甘肃。最终,去职罢官后的董福祥再没能等来朝廷起复的圣旨,而是一直被软禁于固原老家。

此后,虽然老董已解甲归田,但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仍不忘置其于死地,纷纷奏请朝廷将董福祥明正典刑。然而,患难方见真情,慈禧终究还是感念董福祥的,将这些弹章留中不发。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初七,弥留之际的董福祥向清廷递交了最后一封奏折:“未能尽晚年之忠诚,无以报朝廷为憾。”并命家人将个人存银四十万两、洋枪一千六百余支捐予朝廷,嘱咐完毕,董福祥于次日病逝。

或许是对董福祥的心存愧疚,亦或是想要达到千金市骨的目的,已是风雨飘摇的清廷特意降下恩旨,开复已革故提督董福祥生前的处分,同时给予其孙董恭分省补用道的待遇,并在军机处存记。

然而,此时的清廷再难找出第二个忠心耿耿的董福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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