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akuzyo
(二).第二个风暴眼.诸葛亮主政时期
章武三年夏(223),刘备病逝于永安(今重庆奉节白帝城),死前刘备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丞相诸葛亮“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同时也防止诸葛亮的相权过大造成皇权的衰落。同年,后主刘禅于成都即位,诸葛亮主政蜀汉的时期正式到来。面对此时在夷陵战败后国内出现的政局不稳和魏、吴两国的战略逼近,诸葛亮此时更多展现出的是作为成熟政治家的风范——忍辱负重,遣使至东吴,重新缔结外交关系,闭关养民,至建兴三年(225),诸葛亮作为军事主官的一面才渐渐开始显露——“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南中(今云南,四川凉山一带)成为了蜀汉兵员物资的重要补给基地,随后厉兵秣马,准备对魏国展开大规模攻击,而第二个“风暴眼”——蜀汉和曹魏在秦岭沿线的长期作战即将到来。
与其说是诸葛亮锐意进取,倒不如说更多的是在“风暴眼”中挣扎的无奈之举——失去荆州和夷陵之战的失败两次重创了蜀汉的国力,被迫收缩防御,压力全部转移到四川盆地之中,而曹魏占据了北方的大片土地,并且通过对河西走廊的用兵重新打通了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在整体的实力上对蜀汉和东吴形成了绝对优势,诸葛亮也深知如果不采取行动吸引曹魏的注意力延缓对方的发展速度的话,不仅曹魏最后会消灭蜀汉,而且偏安巴蜀一隅的话,“兴复汉室”的口号也将在内部矛盾中被消解殆尽。虽然蜀汉现在失去了荆州,从四川进行北伐的话难度进一步加大,但是诸葛亮通过作《正议》《出师表》以及讲武练兵等积极的政治措施,在舆论上让蜀汉上下相信虽然目前国家面临困难和危险,但是所谓的“天命”仍然站在蜀汉一边,凝聚人心,这是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的政治家方面。
建兴六年(228)春天,诸葛亮命赵云、邓芝率偏师出斜谷道,佯攻郿城,自己领主力由路途更加平坦但是也更加偏远的祁山道出陇右,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三郡叛魏响应诸葛亮,方大致也就在这里,通过攻占陇右为蜀军获得前进基地后,切断曹魏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争取到凉州羌人等部的支持,控制陇山,对关中形成半包围态势,再逐步蚕食,最后进入中原,可以看成“三步走”的作战方略。规划依旧很清晰,但是诸葛亮仍然低估了魏国的力量和自身的实力对比,最后在战争中失败也不足为奇,以第一次的北伐为例——三郡叛魏响应诸葛亮,新占领的地区需要军队安抚和守卫,而此时诸葛亮分兵攻打陇西郡,不克,与魏军的兵力差距更加悬殊,后张郃领军上陇,诸葛亮又急忙派遣马谡前去抵挡,“大破之”,蜀军此时陷入混乱,最后仓皇撤回汉中。
在整个过程的后阶段诸葛亮的指挥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在战略纵深大的陇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时主次不分,各处分兵,顾此失彼,侧面看出诸葛亮一是败在实力悬殊,二则先前缺乏独立领兵作战的经验,临阵时无法做到冷静沉稳。而从深层次来说,诸葛亮在战场上更多时候显得保守(参见魏延与诸葛亮的子午谷争论)与被动,到底还是在于自身的力量有限,与曹魏相比悬殊,无法不计成本地与曹魏进行消耗战,进而形成了一个怪圈——蜀汉作为弱势一方,如果是与曹魏的军队进行正面决战,获胜的概率极小,所以需要“奇正”中的“奇”直击曹魏的死穴。但出“奇”的话往往又是剑走偏锋,如果失败将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力,对于弱小的蜀汉而言得不偿失,因此在两者之间诸葛亮选择了前者,但也几乎注定作为弱势一方的蜀汉将是在消耗战中失败的一方。
而回到蜀汉内部,此时皇帝刘禅手中并无实权,“政事咸决于亮”,荆州之变和夷陵之战损失了大量人才,造成蜀汉人才储备的枯竭,到诸葛亮北伐进行到后期,他手中可堪一战的将领只剩下魏延,王平,马岱等旧部,事无巨细的管理同时也不利于青年将领的培养与锻炼。而内部人事的矛盾也随着诸葛亮集权力度的加大和战争连年进行而逐渐公开化和白热化,李严和廖立等人公开反对诸葛亮,虽然政治斗争最后被平息(诸葛亮对益州本土派和东州派进行打压),但是严重的内耗也影响了诸葛亮准备对前线的作战。加之大巴山和秦岭自然条件的限制,在“风暴眼”中内外交困的诸葛亮也并无更好的办法能够对付曹魏的强敌,部下有能力的将领在锐减,新一代的军中有生力量又培养不起来,陈寿评“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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