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无战事：二战期间盟军战俘在德国战俘营的生活揭秘（波兰/比利时/法国篇）

本文由本号特约作者Maddog3撰写，于2024年5月24日首发于SC论坛镜像站

作者为早年中文军事网站中的大神级人物，曾任国内骨灰级军史BBS战争沙龙论坛版主，精通英、德、日、俄四国语言，史料储备海量，先后发表军史类文章300余篇，之前授权本号转载的多篇文章阅读量平均破万，广受读者好评。

波兰篇

波兰军队有40多万人成为纳粹德国的战俘，有3000人在被俘后给毙了，这包括部分狂热的志愿者民兵之类的，没穿正规军服，也包括穿便服逃跑的。总之德国虽然极度鄙视波兰人，但总体还不算太残忍。

这些战俘同样分军官营和士兵营，在士兵营里大概有6万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很快就被释放了，然后回到家乡被隔离，然后的结局不言而喻，犹太军官继续待在军官营里，但逃跑的波兰战俘会被枪决。

华沙起义最初阶段，因为日内瓦公约的关系，被俘的大部分当场枪毙了，随着起义者控制了大部分城区，同样根据日内瓦公约，德军开始逐步转变态度，最后赋予起义者合法交战身份，起义结束后包括900名军官的1.5万起义军被送到战俘营关押。

比利时篇

比利时战时动员60多万，占成人男性20%，比利时投降后，预备役士兵立刻被遣返回家，有22.5万人被送到战俘营，这里面14.5万说弗兰德话/荷兰语的弗兰德斯人（Flanders），8万是说瓦隆话/法语的瓦龙人（Walloonia），很快被认为是和德国人同为日耳曼族的弗兰德斯人开始被遣返，如果越狱逃回比利时，德国人也懒得追究。

随后德军又针对性的释放了大部分讲荷兰语的弗兰德斯籍比利时战俘，到1941年2月，已有105833名佛兰德士兵被遣返。战争结束的时候还剩下6.4万战俘，其中只有2000人为弗兰德斯人，所有比利时战俘死于战俘营的有2000人，基本上都是病死的。

法国

1940 年 6 月 22 日，贝当政府签署停战协议结束了对德的作战行动，最终，大约有 180 万法国士兵被俘；这一数字约占当时法国成年男性总人口的 10%。贡比涅停战协定的条款之一是，法国囚犯将继续被德国拘留，直到战争结束，而当时认为战争即将结束。

大约三分之一的法国囚犯因各种原因被释放。从1942年开始，作为维希政府主导的政策的一部分，大约21万名战俘被“转化”，也就是说他们虽留在德国，但理论上转变为工人、平民。住在特定的营地，称为工人营地。

法国战俘为德国人，特别是托德组织或参与占领者战争的法国公司工作。每天工作 6 至 8 小时，工资10 法郎。《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俘应由战俘营的医生治疗。被德军俘虏的医生均被释放，住在城里，算假释犯，有通行证。

其中大约一半人在德国从事农业，粮食供应充足且控制宽松。如在工厂或矿山工作，则条件要艰苦得多。

1940 年底，大约 8万名法属殖民地的战俘被关押在德国占领区内的22 个战俘营中。在1941 年 4 月，有超过 6.9万 人（43973 名北非人、15777 名“塞内加尔人”、3888 名马达加斯加人、2317 名印支人、380 名马提尼加人、2718 名“无种族”）。

在1943 年 5 月，仍然有 23141 名北非人和 13610 名其他殖民地人，其中包括 8823 名“塞内加尔人”、2212 名马达加斯加人、2055 名印度支那人、520 名马提尼加人（这个词通常指的是瓜德罗普岛人）。

法属殖民地的战俘人数一直在减少，到法国解放时仅剩约 3万 人，其中包括 1.7万名北非人。一部分人（主要是北非人），在与维希政府达成协议后被德国人释放。也有许多逃亡者，一些人死于疾病。

殖民地战俘先是和所有俘虏一起关押，很快就被分开了。德国人首先决定将欧洲血统的法国囚犯转移到莱茵河对岸。在纳粹眼中，殖民地士兵是“低等人”，在德国土地上没有立足之地。

纳粹当局不想“玷污德国的土地” ，决定不将这些殖民地战俘转移到德国的领土上（特别是黑人士兵，而北非人可以被派往德国），越有3500 名殖民地战俘因虐待或决处身亡。

最初，大多数法国战俘被关押在法国，但在大量越狱后，德国人决定将其中绝大多数转移到德国和东欧的新营地。

营地的条件因地理位置和时间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1940 年夏天，条件尤其恶劣，当时的设施不足以容纳大量新战俘，同年的冬天也特别寒冷。

随着囚犯被大量释放，拥挤状况得到缓解，条件逐渐得到改善。然而，从1943年开始，随着东线战事转向德国，情况恶化，粮食供应变得不稳定。

有些营地是专门建造的，例如设在博美拉尼亚施塔加德（Stargard）II-D号大营（Stalag II-D），但其他营地可能是以前的军营、收容所或堡垒转用的。

囚犯通常按等级分为几种。军官与其他军衔的地位不同，被监禁在Oflags （ Offizierslager或“军官营”的缩写）中，而士官和士兵们则被监禁在Stalags（或Stammlager，“主营”）中。

每个战俘营都包括营地外的众多Arbeitskommandos （劳动队），其中一些可能位于数百公里之外。绝大多数囚犯（约93%）并没有被关押在铁丝网后面，而是在德国工厂或农场工作，有时没有警卫。

到达集中营的战俘被德国人分成几组。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相似背景的士兵（共产党人、犹太人或布列塔尼人）会被 聚集在一起，以达到管理目的并限制他们与其他囚犯的互动。

虽然这种对士兵的分类通常只是小规模的，但在吕贝克为被称为“帝国的敌人”的法国囚犯建立了一个营地，在那里被隔离拘留。被认为有危险的战俘往往被送往条件极其恶劣的特殊营地。

在主营和军官内，囚犯有大量的闲暇时间。来自家里的信件和包裹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营地并由红十字会分发；因此大多数人与家人很少有定期联系。

红十字会还提供食品、书籍、体育器材和乐器以及信息和信件。得益于图书，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写出了他大部分有影响力的著作，如《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1949)，该书是他在德国囚禁期间的作品。

营地内有许多俱乐部、乐队、运动队和社团。在第IX-A主营（Stalag IX-A） 中，法国囚犯建立了交响乐团、爵士乐团和合唱团。同一营地还建立了一所非正式的“临时大学”。

未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向另一个集中营的狱友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旧制度的讲座。让·保罗·萨特也发表过哲学讲座。戏剧也非常受欢迎，尽管资源非常有限，但还是上演了许多戏剧。

在政治上，在德国的法军战俘实际上比被占领的法国平民享有更多的自由。根据《日内瓦公约》，法国战俘从战俘中选举出hommes de confiance （值得信赖的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

德国人试图鼓励战俘接受纳粹或通敌主义意识形态，甚至支持为亲维希·贝当团体创建亲德报纸《Le Trait d'Union 》。贝当普遍得到战俘的支持，但贝当政权事的首相皮埃尔·拉瓦尔却极不受欢迎。

大多数法国战俘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被关押在营地中，超过 93% 的法国战俘在“劳动队”生活和工作。根据《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军士与军官一样，在被俘期间可以免于工作，但德国人经常强迫他们工作。工人们有饭吃，他们的全部工资都直接支付给德国军队，囚犯每天只允许保留 70芬尼。

劳动队的情况多种多样，但一般认为务农的劳动队比工厂或采矿业的劳动队更好，后者的条件更差，囚犯很容易受到盟军轰炸袭击。在德国农村地区，法国囚犯取代了应征入伍的当地人作为农业劳工。

看守法国战俘被认为是不必要的人力资源浪费——德国人认为囚犯不太可能在一个不懂语言的国家试图越狱。这意味着与集中营相比，在农村的囚犯有更大的自由。

德国农民经常对他们感到好奇，而法国囚犯也经常被允许与德国平民自由地交往。尽管非法，但许多法国战俘逐步与德国妇女发生关系。

最初，停战后，有传言称所有法国战俘将很快被德国人遣返。贝当指派一战老兵、亲德议员乔治·斯卡皮尼 (Georges Scapini)负责谈判释放人质。

斯卡皮尼最初向德国人辩称，遣返战俘作为一种善意姿态将确保法国公众对轴心国占领和维希政权的支持。

然而，从他与德国大使奥托·阿贝茨和最高统帅部赫尔曼·赖内克的接触中，他意识到这些战俘将被德国人用于确保法国合作的筹码，所以全部遣返法国战俘是不可能的。在洛林长官约瑟夫·布尔克尔下令驱逐 10 万犹太人后，希特勒做出让步，允许法国承担保护本国战俘的权力。

从1940年秋天开始，德国人开始遣返法国人力紧缺部门的预备役军人，例如医生、护士、邮递员和宪兵等，1941年，经维希政府游说，该政策扩大到法国一战退伍军人和四个或以上孩子的父亲。有关系的个别囚犯也可以被要求遣返。实际上，这意味着提前释放的囚犯中有不成比例的来自上层社会。

1941 年，德国人推出了弗兰德斯政策，旨在通过偏袒说荷兰语的弗兰德斯人而不是说法语的瓦隆人来分裂德国占领的比利时。

1941 年 2 月，开始遣返弗兰德斯战俘。当时，荷兰方言在法属佛兰德斯地区也广泛使用，尽管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比利时战俘，但一些符合条件的法国战俘也因此被释放。

法国各地建立了Maisons du Prisonnier （囚犯之家）网络，以促进法国囚犯重新融入平民生活，这将帮助他们重新适应社会和找到工作。

由于劳动力短缺，囚犯很容易恢复战前的工作。政府希望回国的战俘会更加拥护维希政权，但回国的战俘并没有比其他群体更忠诚于维希政权。

Relève （救济）是皮埃尔·拉瓦尔倡导的一项政策，即作为自愿到德国工作的法国工人的交换，德国将释放一定比例的战俘。该政策于 1942 年 6 月颁布，很快就在法国社会和战俘本身中变得极其不受欢迎和分裂。

维希政府最初希望根据该计划释放更多数量的囚犯，但德国人拒绝按照维希建议的比例遣返战俘。最终有大约10万名战俘根据该计划被遣返。

而且，许多被释放的战俘是年老或患病的囚犯，德国人本来就希望在任何情况下将他们提前释放，因为他们无法工作（技术上他们应该根据早期配额释放），而不是维希宣传所描绘的务农的战俘。

救济行动未能吸引足够数量的赴德法国工人，导致其于 1943 年被放弃，转而采用强制的Service du travail obligatoire（STO；“义务工作服务”）。

每一个到达德国的法国工人，就有一名战俘可以“转变”为“自由工人”（travailleur libre）。战俘有选择权，可以选择从战俘转变为德国工厂的自由工人。

大约 221000 名囚犯加入了该计划。这项政策使德国人受益，对他们来说，战俘是额外劳动力的良好来源，新政策也意味着他们也能够减少看守战俘营的德国士兵，虽然看守不算多。

尽管从德国越狱的法国战俘的确切人数不得而知，但估计约有 70000 人，约占所有法国囚犯的 5%。维希政府并不鼓励战俘越狱，但许多官员对到达法国领土的逃犯表示同情

。一些战俘，特别是那些务农的战俘，大部分时间没有看守，而逃跑的战俘被德国人重新抓获后很少受到严厉惩罚。由于生病的战俘经常被遣返，许多人假装生病试图回家。从1941年开始，当某些紧缺职业技能者被遣返时，其他人会制作假身份证件混杂其中。

逃亡者中包括法国战役中的法军第7集团军司令亨利·吉罗将军（Henri Giraud），他从德累斯顿附近的柯尼施泰因监狱（Koenigstein）逃出，尽管他支持维希政府，但仍于 1943 年加入了自由法国。

对于战俘的妻子和家人来说，占领下的生活尤其艰难。在战前的法国，丈夫一般是家庭的主要工资收入来源，因此许多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政府只向战俘家属发放很少的津贴，不足以抵消造成的经济困难。

战俘也给维希的道德复兴政策带来了一个大问题，政府的座右铭是“ Travail、famille、patrie”（工作、家庭、祖国）。

从 1940 年 10 月起，维希政府试图限制妇女参加工作，这对战俘的家庭产生了特别的影响。由于维希政府强调家庭价值观，政府特别担心战俘妻子的不忠行为。

考虑到战俘的妻子私生子问题，1942年2月15日的法律将堕胎定为叛国罪，可判处死刑。玛丽·路易丝·吉罗（Marie-Louise Giraud）因为她人实施了 27 次堕胎，于 1942 年 7 月 30 日被送上断头台。

玛丽·路易丝·吉罗

1942 年 12 月政府又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与战俘的妻子同居为非法。政府还加大了离婚的难度。有外遇的战俘的妻子也经常被当地社区妖魔化，认为这等同于卖淫。然而，总的来说，维希的道德立法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法国为了提高出生率于1920 年制定法律将堕胎定为犯罪，1923 年 3 月 27 日的法律规定，凡帮助妇女流产的，应处以 1 至 5 年监禁和 500 至 10000 法郎的罚款。

此外，堕胎的妇女本身还面临六个月到两年监禁的风险。被指控堕胎的人不享受陪审团审判，而是由法官小组审判，因为陪审团被认为太容易受到情感的影响。

1939 年 7 月 29 日，即德国入侵波兰前一个月，法国加重了对堕胎的刑事处罚。1941 年9 月1日规定被指控堕胎的人不享有缓刑的权利，1942年2月15日的法律将堕胎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可判处死刑。解放后该法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