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挤的边疆：帝国夹缝中的九龙城寨

作者丨阿毛

编辑丨历史国编辑部

今年的黑帮武打巨制《九龙城寨之围城》，将昔日香港著名的贫民窟——九龙城寨，生动再现为一个暗流涌动的非法王国。影片中的武术对决固然充满张力与夸张，但对80年代城寨风貌的还原却极为真实：高楼林立间，狭窄而脏乱的小巷密布，营造出强烈的压抑氛围；同时，毒贩、娼妓以及众多贫困居民的生活场景交织其中，让人仿佛穿越时空，亲历那段复杂多变的岁月。

此地当年之所以如此混杂，是因为九龙城寨的位置虽在租借与英国的界境内，其主权却属中国，理论上为中国领土。只不过此协定定在清朝被推翻前不久，随后中国长期动荡，无一政府有能力在九龙城寨行使权力，英国人亦无意妥善管理，便任其化为一个三不管地带。

广东一带每逢灾乱，便有许多非法入港的难民求生其中，当然也把流氓带了进来。寨城中兴建民宅又不受港府法规所限，其弹丸之地内便渐起楼房紧紧相贴，如蜂巢般住满居民，很长时间都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之地。

1915年香港岛北岸与九龙半岛地图，右上红圈内标识“China Town”字样者，即为九龙城寨。

现代人提及九龙城寨，往往联想到其破败之态，然而这座城寨的历史远不止于此。回溯至1841年，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利，香港岛被永久割让予英国；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之下，九龙半岛南端亦遭分割。及至1898年，英方仍不满足既有领地，向清廷提出租借更广阔的新界地区作为香港的扩展部分，租期长达九十九年。而在这新界的版图中，九龙寨城本应一并纳入租借范围，但中方在条约中坚持保留其为领土的一部分，这背后，是因为九龙城寨在历史上曾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

今日香港二字固然名气较响，但百年前的港岛不过岸外一座小离岛而已，反而对岸与大陆相连的九龙才较有名。九龙二字出处难考，今日民间多以龙脉风水等神话之说美其缘起，但实际原因大概只因该处尝有一座九龙村，属广东省新安县。后来村外建城建寨，遂有九龙城寨，而后九龙就不只是寨名，亦可泛指与香港岛隔海相对的九龙半岛，两者中间的海湾亦称九龙湾。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朝廷既已在九龙村筑寨，统领周边渔村、离岛所驻之大小战船53艘，以备海上倭寇袭扰。此处的”寨“是指较为简陋的防御建筑，殆多以土木为防，不如石砌的城墙坚固，便被称为“九龙寨”而非之后的“九龙城寨”。但即或如此，九龙寨因处岸上高地，视野广阔，可轻易察见水域内船只行动，自也成为指挥当地海防的要地，至万历19年战船已陆续增至112艘。

明万历九年（1581）《苍梧总督军门志》中的《全广海图》，地图中央下方为”九龙“此一地名的最早出处。此图以南为上，岸上各地点间的相对位置不尽精准，更重要的是写在海上的注解。图右上可见“此西洋船由此出入”及“海寇每每停此，惟南头（今深圳市内）西乡捕鱼桨船知消息”等文字，可见同列图上的九龙当时亦属海防要地。

当时抵御倭寇强调兵民一体，战船水手不足，渔村善航者即代之；岸上耕农有急，兵卒即代为壮丁入田，九龙一带防寇乃利。奈何天下自明转清，1661年，顺治皇帝晚年一道禁海令，强迁沿海百姓移居内地50里，三年不许返。九龙村等一切乡镇荒废，仅于寨中驻兵少数，其战船不得民资支援，数亦大减。

其后康熙修改禁令，渐许沿海地区重新开展，九龙一带村民却也大少于前。康熙年间曾试图重整海防，却仅在新迁回的小村中设烽火台，加强通讯，迟迟未在九龙寨构筑炮台，该地战略价值也未被后来的清朝皇帝重视。

直到1800年间，红旗帮海盗张保仔（1786~1822）猖獗于广东沿海，其持众逾万、船数百艘、火炮千余尊，多以香港岛附近海域为基地。朝廷屡与剿斗不下，这才想起九龙寨地势之利。但官员行动又慢，张保仔既于1810年受朝廷招安，九龙寨边方才建起炮台。

海盗张保仔在香港民间为传奇人物，上图为一艘2006年仿古制作的中式观光帆船，就叫“张保仔”号。

此对治匪虽是亡羊补牢，但炮台完工之后清廷又于九龙寨加重兵力与战船，终构成一个堪称坚实的据点。于是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于先于九龙海战爆发第一次武装冲突，九龙寨的守军就发挥御敌之效。

当时钦差大臣林则徐（1785~1850）已开始查禁鸦片，英国战舰与烟船遂集结于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外，滞留水面多日。至9月4日，英國駐華商務總監义律（Charles Elliot 1801~1875）率军舰五艘驶入九龙湾，无预警炮击九龙寨，擅发攻击。义律本欲奇袭夺取清军寨营要地，未料九龙炮台之坚超其所期。英舰中弹多伤，增船再攻，一连苦战十个小时不得压制炮台，终放弃登录而退回尖沙咀。

事后林则徐奏报道光皇帝（1782~1850），于其《筹办夷务始末》卷八，便云当日午刻左右“夷人出其不意，将五船炮火，一齐点发”，然后九龙寨指挥官赖恩爵（1795~1848）作出以下反击：

“该将赖恩爵见其来势凶猛，急挥令各船及炮台并兵，施放大炮对敌，击翻双桅夷船一只，在漩涡中滚转，夷人纷纷落水，各船始退。少顷，该夷来船更倍于前，复有大船搁截鲤鱼门，炮弹蜂集，我兵奋力对击... 迨至戌刻，夷船始遁回尖沙咀。”

战斗结束时，奏折报曰九龙寨守军负伤轻微，仅“伤毙者二名，其受重伤者二名，轻者四名，皆可医治。” 对于英方死伤，则曰：

“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渔舟叠见夷尸随潮漂淌，捞获夷帽数顶。此外夷人受伤者尤不胜计。”

守寨之将赖恩爵此战可谓打得漂亮。且于两个多月后，英军又攻尖沙咀以北之官涌，企图登录九龙半岛西侧。赖恩爵再与之战，十日之内击退英军六次，终迫使英舰转移它处。由此可见九龙寨于当时乃属强寨，于鸦片战争期间有效防御了九龙半岛。

可惜当时中英国力已相差悬殊，来年1840年英国国会正式对中宣战，派来正规海军远征，遂于广州、厦门、上海等地连败清军，终于1842年逆溯长江，直逼南京，迫使清廷求和。

由九龙望向香港景象，1841年英人版画

于是九龙之寨虽然未败，寨对岸的香港岛却割给了英国人。此后九龙寨仍为清军重要据点，但所驻之舟船除了防敌之外，还需协助英国人查缉走私、巡捕海贼。同一时期，清朝为了管理香港方面的外贸，也逐渐将九龙半岛升级为一种“特别行政区”，除武将之外并加派一名专事海关税务的巡检司，其办公之所就在九龙寨。

巡检司有权稽查所有进出香港之中国船只，辖区包括整个九龙半岛与香港周边离岛。同居九龙寨中的守将，则持有部分外事处理权，可直接联通港英当局，自行出动战船与英方围剿海盗。巡检司与守将二人并各自兼有搜集情报的任务，需定期向朝廷汇报香港形势及当地英人动向。

鉴于此间安排，可知清朝对九龙寨的重视，当时乃为一处军事、商务及行政枢纽，负责在最接近港岛的地方代表中国，行使国权。可惜那个年代的中国已经积弱难振，败于英国之后亦不知改革维新，九龙寨的处境便只能一年比一年窘困。

譬如鸦片战争（1839~1842）期间，赖恩爵、林则徐等人见英舰盘踞尖沙咀海外，并试图攻占官涌，乃上奏请求增建炮台于尖沙咀、官涌二地。此奏为道光所许，前提竟是不许动用国库，一切费用均自当地乡绅募集，炮台乃成。

1845年英人所绘之九龙半岛南端地图，图中官涌、尖沙咀、尖沙头、大包米等地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均有清兵驻防。其中官涌与尖沙咀两处因曾与敌交战，故而加设炮台，而九龙寨的位置则在此图之外东北方。

又在战后，九龙寨内添加更多公务，设施却已不足使用，首任巡检司甚至租用寨边民宅上班。九龙寨早应扩大修筑成一座功能更完善、更坚固的城池，但朝廷对此又且一毛不拔，便直到1846年，从广东各地官绅求得足够捐款，甫才砌石建城。新城墙不只将旧寨扩大，亦求兵民一体，官府遂招徕各地农民入城居住，开垦周围荒地。

于是九龙寨总算升级为城，此后或有人谓其为“城寨”或“寨城”，盖两者皆通，反正都是更大气一级的称号。可恨城寨虽成，管理城寨的满清却是底气愈加不足，随着国政日下而对此地更加消极经营，驻兵逐年削减。时至1854年，曾经击退英军的九龙城寨守备之弱，竟一度遭数百乱民攻下，八日之后方由官兵取回。

率众拔城者名罗亚添，当时正值太平天国（1851~1864）大乱天下，乃多人以为罗亚添亦属太平天国，实则属三合会也，又称天地会。天地会迄至当时，口号仍是反清复明，好听点可称地下反抗组织，实际却与一般的流氓团伙没有太大分别，却于国运凋敝之时颇得声势。1854年清朝官兵忙于天国之乱，天地会领袖李文茂、陈开等人乃呐喊反清复明，于广东佛山起义，攻向广州。

天地会别名甚多，除三合会之外又称”洪门“，因此常与洪秀全发起的太平天国混肴。上图为19世纪末，厦门洪门弟子用以验明正身之符纸信物，谓之“三房腰牌”。

罗亚添见九龙一带官兵皆调往广州抵御同门师兄，九龙城寨守兵极少，便发动香港岛上天地会成员，跨海攻下城寨。话说港岛于1842年割与英国，至是年只过了一轮鼠牛虎兔，英属之香港竟已富而多民，光靠岛上一支黑帮私购枪械、召集舟船，已可攻下中国的军事据点。八日之后官兵夺还其城，且又依仗港岛那边雇佣过来的英国佣兵，足见当时的九龙虽仍属中国，成败却已皆在香港，其升寨为城亦无用矣。

跟住到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清廷再割让九龙半岛南端与英国。当时九龙城寨虽在割让界限之北，其遇境却只可随着朝政日衰而越来越不堪。及至1872年，当年赖恩爵曾有卫国之功的九龙城寨，如今重要营收之一已沦为开设赌场，由当地将军负责治安。时因香港岛禁赌，城寨这边的赌场乃高客云集，英商、华商皆来。来年城寨更拨款加建新码头，为赌客之船增添泊位，可终于用的是公款了。

1897年英属香港地图，当时边界仍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九龙半岛仅以最南端割与英国。地图中央最上标有“Old City Kau-lung”，即为九龙城寨，距离当时边界很近。

而对此时的清朝来说，这一处赌场的收入也不过杯水车薪，国家的财务只会继续恶化，且其官僚亦愈无能，渐渐连本国税务也难以处理。然后又到1898年，英国要求追加租借新界，其地近一千平方公里，约为港岛12倍大。清廷不得不割，但条件之一竟是要英国人帮忙整顿中国税务。

此后中港一切税则交由英国人制定征缴，待英国人收齐税金后，认为该给清廷多少、便是多少，中方不得有怨。船贸方面，各类海关文件亦仅凭英方纸张为准，本在九龙城寨负责中方海关事宜的巡检司便被架空为虚职。可见当时的中国无能腐败之至，已不只割地，尚连关税自主权也割与外人。

但就算割了这么多，九龙城寨也不能割。九龙城寨本在新界之内，应一并租借英方99年，然而清朝准租新界的第二个条件，则是坚持要将城寨以及原旧码头留为中国领土，其中继续留有文武官员驻扎。

当时九龙寨城已丧失大多行政机能，中方要求留下，似乎只为保存一丝颜面。可是香港著名作家鲁金（1924~1995）则认为不是如此单纯，其著书《九龙寨城简史》就详细说明了清政府必留城寨不可的原因。

话说满清最早租借土地与洋人，乃在1883年，中国与沙俄划定边境之时，当时塔尔巴哈台地区（今新疆塔城市）被俄国租借十年。该地虽属中国，却早已被来自俄国的哈萨克牧民占据。俄方以为牧民人数过大，短时间无法迁徙，便强迫中国将此地借出十年。1893十年期满后，俄方则言时间不足，要续再借地十年，后讨价还价减至三年。

今日塔城市于中国新疆之位置。该地今日西邻哈萨克斯坦，但19世纪时该国则是沙俄领土。

中方外交官与之争辩，最后提出一项“人随地归”的前例。比照此例，两国划定国界之时，但属中国领土内之居民不论民族出处，一概皆为中国公民。塔尔巴哈台虽暂借俄国，却仍在中国境内，中方谈判时便说可以继续借地，但要求订明“人随地归”的条款，将该处的哈萨克牧民纳为中国人。俄方不愿流失自身国民，乃放弃续租，于1893年如期归还塔尔巴哈台。

塔尔巴哈台的顺利回归可谓一项外交胜利，也让清朝人更加提防洋人在租界事宜上赖账。于是后来1898年三月，沙国再来逼迫，强使中方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租借旅顺大连与俄25年，清廷便特别指定金州城（今大连市金州区）一处地方不入租界之内。中方于金州这个境外孤岛设置衙门，驻扎官员，宣誓最低限度的主权，即是设想25年后俄人交还旅大二地之时，如再生抵赖之事，中方有此办公地点，起码便于与之周旋。

1901年俄人绘制之满洲地图，红线长方框中为旅顺大连地图的放大图示。中国当时已租借该地与俄，地图上便以绿色国境线隔离出来。

俄方答应此条件，于列强间即有前例。后于同年六月，中英又签《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方租借深圳以南地区为香港新界，清廷便同样要求保留九龙寨城为中国领土。英方碍于中俄既有金州前例，不得不让，遂将寨城排除在条约之外。

鲁金先生认为，从塔尔巴哈台、金州、以至九龙，可见当时满清政府虽已病弱入髓脑，中国却仍有爱国的外交官，在面对不平等条约时尽其所能地试图减少国家的损失。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地卖国，反而念念不忘国土取还之日。有时他们的努力像在塔尔巴哈台那样得到漂亮成果，可惜更多时候却是付诸流水，只因他们的国家实在太弱了。

大连的金州城，本是要监督25年后的回归的。但俄国人仅仅两年之后，就在1900年以中国公民勾结义和团作乱为由，强行占领金州城，撤其衙门，将中国官员流放至俄属外岛。

香港的九龙城寨，可是要监督99年后的回归，又将何其难哉！英人虽未像沙俄那般蛮横，直夺其城，但城寨随着清朝被推翻而陷入混乱，全中国的国运犹且混沌，一座小城怎能行使任何权力？自然愈不被英国人放在眼里。

后来又是民国初年的内战，又是日本侵华，位于英国属地内的九龙城寨就成为难民们少数得以活命的居所。渐渐地，九龙城寨的石墙被拆除，官员办公之所全部改建为狭窄的民居，变成电影那样巨大拥挤的贫民窟，又以不在港府管辖之内而遭警方放弃执法，长久包藏着毒窟、娼户、赌场及各路不法营业者。

九龙寨城最终在1993至1995年间被拆除，改建为公园，转变成一个极宽极阔的场所。此时居民已全数迁往它处，亦不存一处旧壁见证回归。倒是在拆除过程中，挖出旧日石城南门遗迹，得一座碎裂的石匾，上题“九龙寨城”四字，如今展示于公园。

城寨拆除时出土旧城石匾两面，今露天陈列于公园内的发掘现场。石匾大者横刻“九龙寨城”，小者直刻“南门”。

便唯独这片石头，算是如了当年清朝外交官的愿，见到了99年之后的阳光。其他的东西，都与千百桩旧朝往事化作尘烟，再无人理会了。便是今人拍电影凭吊城寨，亦只追忆拆除前最脏最乱的光景，只剩公园地上的石匾，提醒人们此处曾经有过的威风。

19世纪末城寨南门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