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听完李光耀在国宴上的这段话，一言不发
8月23日，李光耀学院举行成立20周年庆祝晚宴。受邀出席晚宴，与现任院长柯成兴对话的重磅嘉宾，是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
吴作栋、陈永财、王赓武、马凯硕等一众贤达在台下就坐。
此前一天，8月22日，恰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举行座谈会，中央领导发表重要讲话。
很显然，这两件事毫无逻辑关系。只是时间赶巧，一前一后。
趁着周末闲暇，笔者就来聊一下小平同志与新加坡、与李光耀的故事。权当《李光耀与“教员“及其后来者》这一序列的终篇。
一、
先来讲小平同志。青年时期，他就出过国。1920年9月，16岁的邓小平从上海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生活5年零3个月后，又来到莫斯科，在苏联生活了近1年时间。1926年底，他离开莫斯科，于1927年2月辗转回到中国。
旅欧六年多的时光，给小平同志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比如在生活习惯上，他爱吃面包、土豆、奶酪，爱喝法国葡萄酒、咖啡，爱看足球。
比如在人际交往上，旅法期间，他与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留法人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视周恩来为“兄长”。
留苏期间，邓小平和蒋经国也有过交往。晚年时期，为解决台湾问题，他通过多种渠道，多次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传递信息。1985年，小平同志在会见李光耀时说：你下次见到他时，请代为问候。希望同学之间合作一下。
除了外在，内在的影响更为重要。出国的经历，让他开阔了眼界。
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大量干部来自于农民，是在农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殊的国内外环境，又只能自己关起门来搞建设。因此，改革开放前绝大多数干部没有走出过国门。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下，很难发现自己之短和他人之长，容易自我满足甚至自我陶醉。
小平同志是老一辈革命家中为数不多在改革开放前去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在欧洲的生活，让他大开眼界。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那段经历让他真切意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现代化上的巨大差距，也才有了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的紧迫感。
可以说，旅欧经历，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也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说到1978年，很多人都会想起改革开放。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还有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
6月23日，针对留学生派出工作，小平同志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而且，派出留学生“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当时，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对于送留学生去美国学习，有人担心地说：留学生可能不会回国。小平同志回答道：只要中国发展得好，我相信他们就会回来。如果中国10年还发展不起来，我不要他们回来，回来也没有用......
如果要延伸的话，这一内涵与多年后中国确立的留学政策一脉相承。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政策。20年后，也就是2013年，中央领导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进一步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十六字留学工作方针。
二、
在小平同志身上，始终葆有一种极为可贵的品质——务实。这使其既不妄自尊大，同时，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更不妄自菲薄。
他自称读书不多，但相信实事求是，“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改革开放之初，他敢于承认中国的落后。
1978年，在日本访问时，他到处讲“穷”，日本人说这是有信心的表现。“本来长得很丑，为什么要装美人呢？苏联就吃这样的亏，自以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其实农业、技术都很落后，结果是自己骗自己。”
随后，他在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说：“我们穷，为什么要讲排场呢？本来穷，就别摆富样子，好起来再说。”
1980年，他在会见外宾时又说：“我在日本曾经说过，一个人本来长得不漂亮，要打扮成一个美人，那是不行的。老实的态度，倒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国家。不认识自己，没有希望。”
承认落后，并不是甘于落后。知耻而后勇，意识到差距，才能奋楫争先，鼎故革新，取长补短，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既然谈到新加坡，就有必要提一下，小平同志生前曾经去过两次。
一次是1920年，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经过新加坡。也许有人会问，有去有回，回国也得经过新加坡吧？事实上，他从莫斯科回国，走的是陆路。1926年1月，他乘坐火车，离开巴黎，途经德国、波兰，来到苏联。在莫斯科，他取了俄文名字“多佐罗夫”，在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11月，他接到通知，提前结束留苏生活回国。一行人先乘火车，再换乘汽车，于1927年2月，辗转回到中国。
另一次是1978年，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出访过新加坡。尤其是这一次，小平同志再次复出政坛，以中共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及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抱着取经的心态，来见识新加坡这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
在新加坡，小平同志看了住房和发展局（今建屋发展局），听取关于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并登上该局办公大厦顶层，瞭望周围一幢幢新建成的公共住房。随后，他又来到裕廊工业区，听取关于发展工业园区，吸引外国投资的介绍。
作为纪念，他还在裕廊镇山顶，种植了一棵象征友谊与和平的海苹果树。
这次出访，小平同志接受李光耀的建议，关停了东南亚共产党在中国所进行的电台广播。而中央媒体关于新加坡的报道定调，也从过去的“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转变为“花园城市”，城市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值得考察研究。
三、
正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只有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才会感受到差距。
小平同志对新加坡的念念不忘，多次体现在他随后的讲话中。1979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讲过：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如何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可以说，新加坡的发展成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参考。
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建交。1992年，伴随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讲话，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新加坡高等教育也开启了新历程。
这一年，小平同志在深圳表示，希望广东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不只经济要追赶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他再次肯定新加坡——“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也是在这一年，新加坡两所公立大学开启公共政策课程。1992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联手创办公共政策硕士课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简称：南大）开创为中国政府官员提供海外高级培训课程。
在南大，分别开办管理经济学（1998）、公共管理（2005）两个硕士学位项目。由于都是针对中国官员的学位项目，被外界称为“市长班（Mayors' Class）”。2009年，成立了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
在国大，成立了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2004），前身是新美两所高校创办的公共政策硕士课程。2010年，学院开办MPAM（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简称：MPAM，中文译为“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项目，为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官员、公共机构和企业高管提供公共管理教育。关于MPAM项目，笔者在《李光耀学院的名人、名言、名建筑》中有过介绍。
这两所高校的公共管理项目，分别在2011年（南大）、2019年（国大）获得了“通商中国企业奖”。
“通商中国”是由新中两国政府启动的一个组织，“通商中国奖（Business China Awards）”设立于2010年，分为成就奖、企业奖、青年奖三个奖项，旨在褒奖为新中友好关系做出贡献的人及机构。
四、
由于同样推崇务实，李光耀关注着小平同志的动态，也乐于与其直言不讳地交流。
1976年5月，李光耀一行出访中国，出面接待的是新任国务院总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在此之前，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访华行程中，李光耀第一个行程就是到北京大学，亲身体验“体验批判邓小平的运动”。
彼时，人们批判邓小平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过，经历过政治斗争的李光耀，对眼前的场景显然有着自己的判断。
1978年，小平同志访问新加坡。面对首次访华时，未能见面，只能“眼见大字报、耳闻批判声”的小平同志，如今正式晤面，李光耀给予其极大的尊重和礼遇。彼时，李光耀55岁，小平同志74岁。
与小平同志深入交流后，李光耀评价其为“人中之杰”，虽已年逾古稀，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在国宴上，李光耀告诉小平同志，新加坡的华人，只不过是中国广东、福建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而中国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没有什么事情是新加坡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当时，小平同志听完一言不发。
1992年，看到有关邓要中国超越新加坡的谈话，李光耀心里明白，邓早在14年前的那次晚宴上，就接下了自己悄悄抛过去的这个挑战。
访问新加坡时，新加坡建国不到15年。如此弹丸小国，在建国先贤们的带领下，紧抓时代机遇，大力发展经济，一派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气象。当在居民家中看到冰箱里面存放着丰富的肉类、食物时，小平同志大受震惊。而当时，吃不饱饭的中国人，还在为“包产到户”孰是孰非，而争论不休。
考察完日本、新加坡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随后，简洁精辟的“小平语录”也开始流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李光耀学院，一处不易被人察觉的地方，也张贴着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It doesn't matter if a cat is black or white, as long as it catches mice. 翻译过来，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那句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2010年，中新建交20周年之际，中央领导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到访新加坡，在新加坡河畔，与李光耀一同为新落成的邓小平铜像揭幕。而在铜像的背面，赫然刻有“发展才是硬道理”那句至理名言。
五、
1978年底，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位村民，秘密按下手印，实行农业“大包干”。由此催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上升为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也并非自上而下的“发明”，早在1956年，浙江永嘉县就已出现这一生产形式，但当年主政的县委书记，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北大教授周其仁撰文称：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他就乐意运用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
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小平同志就谈到农村生产关系的态度，“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这就是小平同志的务实，因为任何生产关系，最终服务的都是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目的。
要发展经济，自然离不开民营企业家。改革开放后，他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对于“傻子瓜子”，他多次运用政治权威进行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小平同志是个俗人，他似乎也不爱看书学习，学马列也不是读大本子，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他喜欢打桥牌和麻将，并用打牌来说理。在世时，国内就总有人嚷嚷要跟美国全面对抗。小平同志说：我是会打桥牌的，不要以为你有四个K就了不起了，别忘了人家还有四个A呢。
正如报告中所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总是放手让下属做事、改革。
1979年4月，广东省委提出，希望中央支持建立出口加工区。他明确指出，还是叫特区好，中央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同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行一步”，并试办出口特区。
他还痴迷金庸的武侠小说。1981年，在北京接见过金庸，这是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
金庸也多次表达：这一辈子最佩服的人是邓小平。“金庸”是查良镛的笔名。2024年，正是查良镛百年诞辰。笔者曾在《那年，查良镛避居狮城更新》中，记录过那段往事。
大道至简，纵观小平同志的“无为而治”，让笔者不由得想起李光耀学院墙上的那句话——When the effective leader is finished with his work, the people say it happened naturally.
这句话出自《道德经》——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作为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最高明的统治者，悠闲自在，很少发号施令，人民甚至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当事情办好后，人们认为事情本该如此。
六、
回到李光耀学院。这所学院，是新加坡唯一一所以“国父”之名命名的教育机构。20周年院庆，是其重要日子。曾经担任过李光耀私人秘书（1997-2000）的王瑞杰，出席学院周年庆典，显然是恰如其分。
这位拥有耀眼履历、作为接班人培养的政要，曾经距离总理之位一步之遥。难能可贵的是，他遏制住了对至高权力的冲动，审时度势，基于身体和年龄原因，主动让贤。
于是，才有了新加坡政坛如今的局面。2024年5月15日，1972年出生的黄循财，在52岁之际，就任新加坡第四任总理。他是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出生的第一位总理。而在他的内阁中，部长也均为65年之后生人。
政权的和平交接，让外界感叹新加坡政坛的稳定。李显龙的“交权”、王瑞杰的“让贤”、黄循财的“义不容辞”，无不彰显成熟政治家襟怀坦荡、高风亮节的政治品格。
黄循财担任财政部长期间，由于经常发放补助，帮助新加坡人应对通胀，而被人们称为“财神爷”。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笑言：“财政部长不是财神爷，没有印钞票的能力。所以，钱不够用，钱从哪里来，是我们（财政部）最大的挑战。”
在中国，小平同志是中国人的“财神爷”。因为他力主推动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吃饱、穿暖、富足，过上了几十年进步、安乐的好日子。中国人讲究“慎终追远”，不论是2023年改革开放45周年纪念，还是2024年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人们都给予其诚挚缅怀。
回到20周年院庆，在出席晚宴的嘉宾中，王赓武、吴作栋先后担任过李光耀学院管理委员会主席。陈永财为现任国大校长。马凯硕是李光耀学院前任院长。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心里装有老百姓，希望国家早日摆脱贫苦，人民早日过上富足日子的政治家，总是让人怀念。
随着时日推移，新加坡人会不由得想起李光耀，中国人也会永远追思被李光耀盛赞为“人中之杰”的小平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