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历史精选图片（十二）鲜为人知的罗马-东京秘密空中航线

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外交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名为《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军事同盟条约，后亦被称为《三国轴心协定》或《柏林公约》。不过，随着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瞬间点燃了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以及德国、意大利同时选择对美宣战，意大利、德国和日本间的交通联络事实上已经完全断绝。

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之间正常的海空联系被迫中断之后，三国都分别开始设计替代手段来打破英美封锁，以便满足三国间对稀有物资、科学技术、人员以及情报交换等方面的共同迫切需求。在这其中，除著名的德日水下通道外，在意大利和日本之间也曾经成功建立过一条秘密的空中联络线。

墨索里尼与日本驻意陆海军武官

1942 年 1 月，意大利空军司令部在战争部的敦促下，开始计划在意大利和日本之间尝试建立飞行通道。鉴于两国之间相距甚远，里诺·科尔索·富吉尔将军（意大利空军参谋长）挑选了一批具有长途奔袭经历的专家—这些驾驶员在 1940 年已经驾驶经过特殊改装的萨伏亚-马切蒂 SM82 三发运输机参加了许多飞往南美洲的跨大西洋飞行，并且在1940至1941年期间，向东非孤立的意大利据点运送过补给品。

意大利人最初的选择FIAT G12

虽然方案最初计划使用菲亚特最新型的G12GAs运输机，但在实施第一次试验飞行前军方最终还是选择了经过改装的配备了三台阿尔法·罗密欧128发动机的萨伏亚-马切蒂SM.75GA型运输机。

配备三台750马力的阿尔法罗密欧128 RC 18发动机的SM.75军用运输机，空载重量约11,200公斤，满载时重量超过22,000公斤，可在3,500至5,000米高度上以约300千米的巡航速度持续飞行8,000公里。

起初，罗马航空司令部选择的机组成员由驾驶员机长阿玛迪奥·帕拉迪西（Amedeo Paradisi）中校（参加过1937年的伊斯特尔-大马士革-巴黎大奖赛和1938年的罗马-达喀尔-里约热内卢不间断飞行）、领航员兼副驾驶普布利奥·马吉尼Publio Magini上尉（意大利仪表飞行的先驱），无线电操作员艾吉奥·埃斯凯托（Ezio Vaschetto）和空中机械师维托里奥·特罗维（Vittorio Trovi）组成。在任务正式开启前的1942年5月9日，这个机组还实验性进行过一次时长达28小时的远距离飞行—驾驶一架专为此次任务改装生产的SM.75GA（机身序列号 RT MM.60537）飞往厄立特里亚的前意大利东非殖民地空投爱国传单（内容为：厄立特里亚的意大利人—祖国不会忘记你。我们会回来的！）。

在探讨飞行计划的意大利和日方相关人员。从当时的现实状况来看，可行的意大利前往日本的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经克里米亚半岛穿越苏联领空的近道；另一条则是需要绕道印度洋的远道。由于日本方面担心刺激到苏联影响日苏关系，因此建议意大利方面选择需要绕印度洋的远道，但意方完全无视了日方的要求，直接选择了从苏联领空通过直达日本的航线。

在经过公司组织的最后一次长时间测试后，这架经过特别改装的SM75 GA于1942年5月11日从厄立特里亚安全返回了位于罗马的钱皮诺机场。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飞机在从钱皮诺前往圭多尼亚机场的短距离（略超过50公里）转场飞行中，所有的三台发动机都出现了故障，像石头一样撞向了地面，机长帕拉迪西在绝望中设法成功迫降，帕拉迪西本人在事故中失去了右腿，普布利奥·马吉尼上尉腿部严重受伤停飞一个月，而其他机组成员均奇迹般地在这场空难中幸免于难。

经过巨大的努力后，该公司的机械师设法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准备了第二架SM75 GA，并于6月9日准备了新的机组成员，新的机组除副驾驶普布利奥·马吉尼上尉外，还包括飞行员机长马里奥·库尔托（Mario Curto）少校、无线电和导航专家埃内斯托·马佐蒂（Ernesto Mazzotti）少尉。该行动的协调工作则被委托给了安东尼奥·莫斯卡特利（Antonio Moscatelli）中校。

1942 年 5 月 12 日，萨伏亚·马切蒂 （Savoia Marchetti） 奉命加快第二架SM.75 GA（MM.60539）的生产，该机与之前坠毁的那架一样被非正式的命名为SM.75 RT（罗马-东京首字母）。

1942 年 6 月 29 日 5时30分，莫斯卡特利中校指挥的 SM75 RT从圭多尼亚起飞，在飞行了约 2,030 公里后于扎波罗热降落（位于乌克兰东南部，当时被德军实际控制）。6月30日下午6时，在进行最后一次检查后，飞机在装载了意大利驻东京大使馆所需的珍贵密码和绝密文件后，满载着汽油（10,300升）在仅700米长的跑道上再次成功起飞。

由于扎波罗热距离罗斯托夫近在咫尺，而在当时那里正围绕着城市控制权进行着非常激烈的战斗，因此苏联探照灯几乎是无处不在，当飞机越过前线进入苏联领空后几乎立刻就被地面发现了，苏联的重型高射炮火随即开火射击，幸运的是苏联的高射炮火并没有击中这架在低空缓慢飞行的飞机。

最终，炮火声停止了。接下来夜空中SM.75开始继续其漫长的旅程，先是飞越里海北部的海岸，然后是咸海和巴尔喀什湖。随着早晨的临近，飞机终于越过了巍峨的阿尔泰山，来到了广阔的戈壁沙漠上空。

然而，事实证明机上携带的航向图并不准确，特别是在山脉的高度和位置方面，同时，由于氧气瓶中储存的氧气不足（只能继续支撑约4到5小时）飞机无法持续在五千米以上的安全高度长时间飞行。当飞机向东移动时，天气条件亦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机组只能依赖普布利奥·马吉尼上尉擅长的天文导航维持正确航向。

降落在包头机场的SM.75飞机周围到处都是日本兵，注意腰部临时涂上的日之丸标志。

本来意大利人可以就这样一路飞抵日本，不过日本人坚持要他们先在位于北京以西、南濒黄河的包头降落。这是因为两月前的杜立特空袭使日本人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安全措施，战斗机日夜巡逻，随时准备击落任何机翼上没有涂装日本识别标志的飞机。

暂时停留在包头的SM.75 RT。根据先前与日本驻罗马大使馆做出的承诺，意大利人在穿越苏联领空前放弃了任何可能使东京政府难堪的信件或线索。为了安全起见，连意大利外交部长加莱亚佐·恰诺（Galeazzo Ciano）写给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私人信件也在临起飞前被留在了地面上。

6月30日晚10时左右，在中蒙边境附近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之后，这架意大利人驾驶的SM.75终于穿透了云层，开始沿着黄河的宽阔河道缓慢下降高度。1942年7月1日下午5时20分，在这架三台发动机的大型飞机在经过长达 21 小时 14 分钟，全长 6,000 公里的长途跋涉，即将达到航程极限的同时，终于成功降落在了当时处于日军控制下的包头机场。机组人员受到负责中国西部地区作战的日本陆军航空队高级官员的欢迎，陪同他们的是一个军事代表团和两名专门从东京赶来的意大利军官。

临时采用日本涂装的意大利SM.75 RT

休息了一天后，飞机继续向日本飞去，此地距离日本还有约2,700公里，在此之前，意大利人对飞机的涂装进行了更改（以避免被友军战斗机误击），并搭载了一名日本飞行员上尉作为领航员。7月3日下午5时04分，意大利飞机在意大利代表团的热烈欢呼声中降落在东京郊外的福生机场。战争爆发后一直处于中断状态的德、意与日本间的联系路线，终于被开辟出来了。但是，本应该被作为英雄大肆宣传的这一事件，在日本却未能获得想象中的大肆宣传和欢迎。这是因为日本在前一年刚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因此陆军参谋本部一直极力避免刺激苏联，机组成员在日滞留期间一步都不许离开宿舍，形同软禁。

在东京，机组成员们在相关人员的簇拥下走下飞机

德国驻东京武官也出席了在机场举行的规模有限的仪式庆祝活动，并立即以密码向赫尔曼·戈林元帅传达了意大利方面取得的惊人结果。后者随后向富吉尔将军发出了热烈的祝贺信息，然后把它发给他的参谋部，指责他的优秀技术人员无法效仿那些“该死的通心粉同志”的行为。事实上，考虑到时机和意外等情况，意大利人执行的这次远距离飞行任务确实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Savoia Marchetti SM75 GA RT的机组和日本官员在机场合影

7月16日，意大利人再次将飞机开回了包头，在重新将涂装变更为意大利样式后，飞机进行了大修，并重新加满了燃料。7月18日晚9时45分，飞机以最大燃油负载艰难起飞。归途同样艰难，频繁的降雨，变厚的云层，剧烈变化的温度，以及机翼上冻结的冰层等等……抵达里海附近时指挥官莫斯卡特利曾试图与意大利驻苏远征军建立的无线电基地取得联系，但未能联系上，幸运的是苏联人没有注意到该机正在偷越国境，经过普布利奥·马吉尼上尉准确的天文计算，SM.75于1942年7月20日凌晨2时10分成功降落在位于黑海的敖德萨储备油田，并于当天上午11时再次起飞，于下午17时50分成功飞抵圭多尼亚。

返回罗马后的机组成员：左起埃内斯托·马佐蒂少尉、马里奥·库尔托少校、安东尼奥·莫斯卡特利中校、普布利奥·马吉尼上尉。

应日本人的要求，整个飞行过程保密。但五天后，意大利报纸上就出现了消息，日本人立即决定终止再在这条航线上进行任何的飞行。日本人对于另一条更靠南的路线（包括罗马、罗德岛、保加利亚南部、土耳其北部、里海、伊朗东北部、阿富汗、喜马拉雅山脉以南、孟加拉湾，最后到达仰光）似乎更有兴趣，预计这条航线将使用最新型的菲亚特G.12 RT，不过日本人对于在整个南部航线上配置足够的无线电和导航设备有困难，尤其是在仰光。因此计划被推迟到了1942年11月17日。后来鉴于缺乏资金以及政治上的障碍，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空军最终决定不再向远东建立飞行的通道。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