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工人家庭的消费平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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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平滑化”（Consumption Smoothing）通常指在收入不稳定时，家庭通过储蓄或借贷来保持消费水平相对稳定的行为。近期Kota Ogasawara在其论文“Consumption Smoothing in the Working- Class Households of Interwar Japan”中，通过详细地分析一战后大阪地区工人家庭开支的社会调查资料，深入探讨了这些家庭面对经济冲击时的消费行为。通过使用家户月度面板数据集，作者发现，通过降低经济困难时期必需消费品的波动，工人家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冲击的影响。

此类风险应对机制包括发挥储蓄机构、借贷机构的作用、调整劳动力供给量。通过对历史案例的回顾，作者尝试分析现代经济学中，家庭如何应对收入不稳定性。这一历史分析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危机时期家庭的“平滑消费”机制，以及这些机制的有效性和局限性。该研究有两大贡献：首先，通过采用系统的实证设计来检验风险分担，方法论上有新意。该方法可应用于其他历史面板数据集，为不同经济体提供可比较的检验。其次，该研究利用家庭层面的月度支出面板数据，填补了经济史研究中由于缺乏面板数据而未能充分检验家庭消费平滑行为的空白。

文章认为，由于日本在20世纪中叶之前都没有落实“国民健康保险计划”，且直到20世纪晚期才通过《失业保险法案》，因此战前日本是一个研究家庭如何在遭受个体收入冲击时进行消费平滑的理想环境。简言之，在缺乏公共性社会保障体系的背景下，20世纪早期日本工人阶级家庭如何通过不同的机制来应对经济冲击。这项研究利用家庭消费与收入内部变化的实证设计，预估了收入弹性以确定消费支出是否合理。

结果显示，这些家庭无法完全应对个体冲击，其总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与同一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家庭相当。然而，对于不可或缺的消费品类，他们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波动，其中食品和住房等少数必需品类的支付则明显不具弹性。此外，研究表明，储蓄机构帮助缓解了个体收入冲击。面对冲击时，家庭倾向于预先储蓄盈余，并依赖于从已有的储蓄中提取存款而非借款。在相对脆弱的家庭中，也有从当铺（贷款机构）借款，并依赖配偶和子女额外劳动的临时收入。

由图1可知，在住房和教育领域的可支配收入与支出变化之间的关系最缺乏弹性。以住房为例，租金无论如何波动都需要消费者支付房租。而在服饰、家具、娱乐等领域的收支弹性较大，在经济困难时期往往被视为可以削减的消费领域。

图1 可支配收入和支出变化之间的关系

文章首先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社会经济环境进行了全面概述，特别关注劳动力市场的动态特征以及工人面临的风险的性质，还强调了家庭如何利用各种手段应对收入波动和经济冲击，即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机制。

一

劳动力市场动态特征

1、脆弱的雇佣合同：20世纪初，由于缺乏固定期限的雇佣合同，日本拥有高度流动的劳动力。2、福利计划的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公司开始实施全面的福利计划，以留住员工并降低流动率，1936年的《退休储备金及退休津贴法》（Retirement Allowance Fund Law / Retirement Reserve Fund and Retirement Allowance Act）补充了这一计划。3、中小企业的人员流失率持续高企：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中小企业的人员流失率仍然很高。

二

风险性质

1、劳动力市场高度不确定性：由于缺乏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高流动率，很大一部分劳动力面临不确定性。2、与健康有关的风险：1916年的《工厂法》未能充分保护工人免受因生病或受伤而造成的收入损失，特别是在较小的工厂。然而，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日本在此期间仍经历了稳定的经济增长，工人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减少，人力和物质资本也呈现出积累的迹象。由此，作者进一步探讨这些家庭在面对风险时的多维度应对机制。

三

风险应对机制

1、储蓄机构：一是邮政储蓄（postal savings）和储蓄银行（savings banks）：被工人广泛用于预防性储蓄，表明尽管储蓄金额相对较低，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以此方式储蓄存款。二是互助贷款协会（mutual loan associations）：对工厂工人来说效率较低，会员需依照准入门槛进行存款，并根据具体规则方能取款。同时，在取款时，该协会会使用彩票或竞标等方式向会员分发存款，这往往会使会员无法在特定时间以自己期待的方式取回存款。有鉴于此，与邮政储蓄和储蓄银行不同，互助贷款协会并非是主流认可的有用的风险应对机制，由于取款时机的不可控和存款所需的金额门槛较大，因此更适合小企业主。

2、贷款机构：即当铺。对于需要短期贷款的工厂工人来说，当铺因其可获得性、低利率和高赎回率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家庭大量使用当铺作为信贷来源时，通常是选择为其消费提供小额贷款，而非购买奢侈品或投资。高赎回率表明这些贷款是短期的且管理更加高效。

3、非正式保险：通过个人社会渠道获取的礼物、礼金等在提供经济支持方面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表明这种非正式保险是城市家庭应对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4、劳动力供给调整：尤其是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时期，男性养家模式的传统观点受到挑战，家庭内部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劳动力供给调整，配偶和子女的劳动所得也可为家庭经济提供补足。

日本工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减轻与就业不稳定和健康相关问题有关的风险而采用的策略突出了劳动力的适应能力。对储蓄和贷款性机构的依赖反映了一种务实的财务管理方法，工人们在应急资金的需求与陷入债务的风险之间取得了平衡。此外，大公司引入的企业福利计划代表了一种早期形式，后来在工业化世界的许多地方成为标准做法，旨在减少劳动力流动率，建立企业特有的人力资本。缺乏全面的公共性社会保障体系，加上中小企业的高人员流动率，这对家庭消费模式提出了挑战，但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总基调仍是经济稳定和增长。这种韧性，再加上经济不平等的减少以及人力和物质资本指标的改善，突显了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复杂性，经济和社会政策与个人应对机制一起，为应对当时的经济不确定性做出了贡献。

该研究使用历史数据来分析这些家庭的消费平滑行为，并将其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类似阶段进行比较。其结论是，大阪工人家庭确实会采取消费平滑策略，使用储蓄、借贷和劳动力供给调整来应对收入波动。该研究有助于理解日本早期工业化时期工人阶级家庭的经济行为，并为未来对历史消费模式和风险应对机制的研究奠定基础。